即时新闻

  • 大国意识

        ▌葛承雍

        唐朝政治变革带来社会稳定,经济政策带来农业发展,丝绸之路带来贸易繁荣,科举制度带来公平选拔人才,军队优势带来国家的崛起,朝贡体系带来周边羁縻臣服。

        “大唐”两字在无数出土的墓碑石刻上赫然标识,这表达的是当时人作古后仍对自己国家的自傲,甚至在金银器皿、砖瓦陶瓷底部都要刻上“大唐”字样,表明自己的身份签注。为什么称为“大唐”,为什么“唐代印记”作为大国盛世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引为自豪?其中既有文献上的记载,又有思想上的烙印 ;既有唐诗的雄浑气象,又有艺术上的登峰造极。历史上的许多事情,也许千年后回头看,才能在历史长河中领悟其深远意义——唐代文明尽管外壳不存在了,但它已经转入人类的记忆之中,岁月的磨砺扩展了唐代以来的生命维度,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循环式的文明与野蛮,千年来的血泪教训和喜乐追思,在历史进程中深深烙下唐代的印记。人类进步不可能脱离历史,不可能存在与历史决裂的进步,历史遗产的借鉴作用和意义,就隐匿其中。

        大唐的概念,建立在从东亚到中亚的亘古未有的庞大地域上,留下的遗产让记忆之门再次启开,部族式的羁縻统治,虽然反复无常控制并不牢固,但宗主权“统而不治”的政治影响跨界久远,中国境内出土周边部族和远及安国、康国、米国、曹国、何国等诸国质子墓志让我们看到了疆域辽阔的奇迹。当我们看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和撒马尔罕考古博物馆展室里的唐代“开元通宝”货币时,不由意识到大国经济的博弈,不管是农业圈还是牧业圈,经济的交往绝非随意隔绝。

        严格地说,“大”与“小”不在于疆土界限而在于国家强盛,一个朝代强大也在于有生命力持久的文明。奠定国之强大的人心气度、自由意志和兼容并蓄,是大唐之曾经繁荣强盛的根本。“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谓臣是酒中仙”,竟敢口违皇命独显自我 ;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让多少后世文人在心中横生人格的最高境界。魏征敢顶撞李世民,骆宾王敢叱骂武则天,白居易敢嘲讽李隆基……在高度集权的王朝国家里,从胸襟大度、宏阔大气的意义而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大过盛唐。

        唐朝的大国意识并不是天朝意识,是开明拓宽的华夷一统,而不是闭关锁国的与世隔绝。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只有隋唐帝王冒出了“天可汗”的称号,百年内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局面,阎立本的职贡图可谓神来之笔,不是充满敌意的边远蛮夷而是大国之外的使臣。大唐之初,唐人就知道自己无法与外邦割裂,朝贡贸易也不可能长久持续,即使安史之乱造成了大国的拐点,唐朝从攻势转为守势,还得硬撑着炫耀自己的大国自尊。

        大国崛起必有大战,随着整体国力的上升,不打几仗显示国家的强大,“大唐”就当得名不正言不顺。北朝以来突厥及周边诸族带来的自卑和雪耻之心,使得隋唐对外有种强烈的奋起反击和崛起之感,最后落到领土的争夺和国家版图的扩张。自然这不是用战争换来一场荣耀,而是一个大国追求的切实利益。公元 670 年,大唐之国的版图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

        按照传统观点解释,唐朝政治变革带来的社会稳定,经济政策带来的农业发展,丝绸之路带来的贸易繁荣,科举制度带来的公平的选拔人才,军队优势带来的国家的崛起,朝贡体系带来的周边羁縻臣服。这几大战略支柱是国家最直接、最关键的支撑因素。然而,大国非同小国,整个国家的运转需要方方面面的料理,唐朝凭借实力、国力、军力盛极一时,“天下一家”的背后需要研究的内容很多,即使我们耗尽精力也只能研究其中的一部分。纵观中国历史上几个大的王朝,强盛标志无非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但在文官体制、法制规范、科举选人和民族文化等深层文明上作出突出建树的首推大唐。唐朝的文明魅力和文化理想,具有在王朝本身消亡之后的永恒价值。

        一个大国不是凭空建起来的,大国不能光看财富增加,还要看各种制度的“骨架”和文化价值观等“骨髓”里的提升,要看其长治久安的制度与对外文明的吸纳,唐代的三省制、科举制、府兵制、赋税制、朝贡制等都曾支撑了其强国的地位。一千年前的司马光曾在《稽古录》卷一五中评论唐朝“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唐朝作为一个强盛大国为后世企羡,其流光所及足以供人们细细研讨。

        隋唐史研究一直是中古史领域中的显学,众多底蕴深厚的学术大家都在唐史中颇有建树,许多皇皇巨著影响着一代代后来学子,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向达、岑仲勉等史学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唐代历史作为中古开垦的土壤?恐怕他们就是想仰观历史的巅峰,寻找盛世的渊源和变迁的脉络,以至于后人面临的深耕课题很难继续推陈出新。

        即使新史料、新物证不断涌现的现在,也存在着“重新发现”还是“重新发明”的区别,这是想象与真实的界限。我一直不同意研究者预设项目申请经费,也不同意写作者凭主观想象编造出许多历史产物,还原历史无疑是我们的责任,但观点结合史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我们无法完成对千年前历史的完整追忆,面对被遗忘的巨大空白,只能拾起历史的碎片、断裂的痕迹、稍纵即逝的生命记载,做一点再忆再现。这就是历史、考古、宗教、艺术诸多领域学者的使命。

        唤醒沉睡在枯燥古籍中的历史,呼唤重拾隋唐史中的细节,似乎是我们的一种学术缘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境内不断发现的文物古迹,呼吁我们要抢救鲜活的历史,考古文物可以使我们回忆大唐时代没有记录的历史,增添补充以前不知的种种资料,目的就是不忽视文明的遗痕,不掉进历史掩盖的怪圈。

        笔者曾经认为,大唐的强大很可能只是一个神话。天宝时期追求“虚妄”胜利的战争捷报弥漫朝廷,杨国忠、安禄山等掀起一波波的“虚假”捷报,使皇帝陶醉在天下大国的美梦中,朝廷上下沉迷于功勋荣誉之中。然而,从青藏雪原到西域草原,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盛唐到中唐,激烈的争夺一直伴随着国家的兴衰。安史之乱把唐朝置于最危险的境地,唤起了从文人书生到平民百姓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不少朝廷官僚也由原来追求功名利禄、建功立业,空前地转向族群观念、尊严意识,在唐朝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知道牺牲自己是为了换取整个大国的生存。

        一个民族理应以严肃的态度,用最庄严的方式向自己的盛世致敬,苦难会给一个民族坚韧的品格,胜利则会给一个国家信心与力量。这是一个不能忘却的大国纪念,也是需要传达的铭记历史的强音。因为唐朝的中国不是一个“屈辱时代”,不是一个“失败国家”,即使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进入一个不稳定的时代,异族外侵和藩镇内乱加剧了大唐帝国一步步走向崩溃,可是唐朝仍在东亚扮演着重要的大国角色。

        每当看完学术界研究唐人的成果,就像呼吸到长安城里的风,呼吸到一种阔大不羁的胡风蕃俗混合的气息。写唐史不是跪着写,而是站着写,有种俯瞰强势民族的英雄主义崇拜 ;读唐诗也不是坐着吟,而是站着诵,有股被金戈铁马冲击的历史大气。要感恩唐人给我们留下如此壮阔的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等文化遗产,让我们能自豪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葛承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1993年起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汉唐文明、丝绸之路等,近日出版作品《大唐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