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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钟敬文的“有限公司”

        ▌ 吴霖

        上篇

        天大暑中,启功先生尚苦守在他的小红楼里,但他的邻居钟敬文先生却走为上计地移居八大处了。于是,钟先生便多了一些清凉和清静。他与启先生是好友,他同情启先生:“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但启功就只有一个。他讲礼数,不驳人面子,大家都来找他,麻烦就大了。”

        钟敬文先生避暑京郊,已月余。在北师大时,找他的人虽不及启先生那般门庭如市,却也是人来人往的。所以,他干脆一避了之,而且,还远远的,在交通不便处。

        对这个疗养院,钟先生是满意的。每天黎明即起的散步,使他对这个大院的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当然,他到这里,不仅仅是来休息的。他说他还有许多“债”须还,用他的笔和纸。有朋友为钟先生前些年仙逝的夫人,编选了《陈秋帆文集》,请钟先生写序。钟先生说自己年事益高,这个宿愿,是一定要完成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文章,等待着他去撰写。

        钟敬文先生当了半个多世纪的教授了,大约清贫的生活也伴随了他五十多年。但他不悔,不悔当初放弃文学创作,而投身于此的选择。他从未动摇过,用他自己的话说:“左顾右盼,是走不好路的!”

        在极长的时间里,钟先生几乎是孤军奋战的。他选择当教师,因为这个有意义的工作,可以为他所钟情的事业“招兵买马”。如此,几十年过去了。虽然,治学条件很难,学术上也备受冷淡,以后,还遭受了两次众所周知的劫难,但他却以九死不悔的精神,义无反顾地走着,敲他的军鼓,号召着志同道合的战友,寂寞前行着……

        近年来,钟先生倡议建立了“民俗文化学”新学科,成立了民间文化研究所,组织编写了《民俗学概论》……他高兴地说:“这是大学教科书呵,影响会大的。”

        这疗养的院子里,有一些人工景点。其中,有一座石碾,粗重且大。钟先生走过去,想推,却推不动。后来,加上年轻的力,碾子才沉沉地响,缓缓地转。院子里,阳光还是灿烂的,但却没有城里的炎热。有一些植物搭起的花廊,花们开着。连成了一片,便有动魄的美。钟先生戴着网眼草帽,拐杖徐行,环顾左右说:“别人说我年纪大了,应该休息,何必自讨苦吃。我说,死是最大的休息,是永恒的休息。现在我还能做事,为什么要停呢?!”

        有好心人劝他抽空写回忆录,他说这件事等自己百年之后让别人去做吧。钟先生戏称自己实际在写旧诗上,用力最著。数十年积存至今,已蔚为大观。但他也无意为自己去编选出版,他始终认为自己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对中国民俗学的建设和发展。

        钟先生称自己现在是“有限公司”,“公司”有限了。既然已经有限,他就想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最关键处。“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个好的传统,”钟敬文先生用他的广东国语一字一字地说:“那就是社会责任感!”

        钟敬文先生今年九十高寿了,在一对自寿联中,他写道:“世途惊险曾亲历,学术粗疏敢自珍?”前一句是写实无疑,后一句却是自谦。但是,对于自己苦心经营而得之不易的学术成就,他却从来都是敢于自我批评的。这在已功成名就的大学者,是尤其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几年前,他还曾自撰一联以律己,曰:“知难而进,除死方休!”所以,钟先生不会停下脚步的。虽然年纪高迈,不能健步如飞,但他总在走着。不停,就是一种象征。

        钟先生的九十年,一如他的名字!

        早年,钟先生曾致力于大众口头文学的研究。现在,每当有人告诉他眼下流行的一些新民谣,并被自己所背诵的调侃词句弄得微笑时,钟先生总是听着,却不笑,也不做评价。未已,他会说一句:“尽心力焉,而已。”

        下篇

        记得很清楚,写钟敬文先生是启功先生给我出的题目。启先生当时还向我推荐了王世襄先生,在回忆了他少年时代与王世襄“左擎苍,右牵黄”的种种趣事后,还当即给王先生致电,并让我与其通了话。那是在1993年的夏天……

        为写补记,翻出旧日记和笔记一堆。最痛心独独少了1993年的日记和采访笔记。所以,取景框中,虽然人物、事件尽在其中,但却因为缺少时间的精微定焦,不能使画面毫不犹豫地锐利。依我当年的工作状态和写钟先生的旧文推断,可以确定启先生向我推荐的时间在仲夏,或盛夏。即,不会是初夏,更不会远在晚春。因为,此时的钟敬文先生为了避暑,已经“躲”到了西山“八大处”。彼处离城说远不远,说近,实在是算不得近的。已至鲐背之年的钟先生见了,也写了(时在8月14日)。但有点可惜的是,与“好玩”的王世襄先生因为他对我意外提出了一个“好玩”的要求而终于缘悭一面,辜负了启先生的一番雅意。

        钟先生和启先生是铁狮子坟北师大园中住小红楼的紧邻,两人晚年走动甚密,均爱吟哦,互相视为同道。在钟敬文的诗句中,他与启功既是“卌年京门讲席连”的同事,也曾“一夕雷霆同劫难”,这“劫难”,自然就是启功在《自撰墓志铭》诗中写到的“派曾右”。钟先生是把启先生看成是“素心人”的。

        钟敬文(1903年)比启功(1912年)大九岁。两人既是中文系的老同事,也是喜爱“平平仄仄”的诗友。他们的互相酬唱,既留下了佳句,也留下佳话。启功编定的《启功絮语》中有一首《钟敬文先生惠祝贱辰,次韵奉答》:

        文字平生信夙缘,毫锥旧业每留连。

        荣枯弹指何关意,寒燠因时罔溯源。

        揽胜尚矜堪撰杖,同心可喜入吟笺。

        樽前莫话明朝事,雨顺风调大有年。

        既是“次韵奉答”,当有钟敬文的贺诗在前。在《钟敬文文集(诗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中,找到了钟先生的原诗《祝元白(启功)先生八十寿辰》:

        合从释氏问因缘,卌载京门讲席连。

        一夕雷霆同劫难,三冬文史各根源。

        小诗共喜吟红叶,芜语常劳费玉笺。

        闻说灵椿八千岁,吾侪今日只雏年。

        侯刚先生曾在钟先生、启先生身边工作多年,他写的《启功》(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一书图文并茂,印刷十分精美。但书中有一讹误,就是将启功《钟敬文先生惠祝贱辰,次韵奉答》一诗写作年代,说成是钟先生对启先生八十五岁贺寿时的“奉答”。

        此书还收录了钟先生的“贺诗”二首:

        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总菁华。

        先生自拥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长忆敲诗小乘巷,千金一字信吾师。

        世间酒肉多征逐,俗态纷纷岂足嗤。

        侯刚显然是疏忽了,因为启先生既然是“次韵奉答”,完全是可以按图(字韵)索骥的。此处,钟敬文的“贺诗”既是二首而非一首,已是一误。且启先生的“奉答”的字韵完全对不上钟诗,又是一误。

        此书可贵之处是,除文字版之外,还在书中以整页的篇幅分别影印了钟敬文的“贺诗”和启功的“和诗”手迹。定睛一看,原来钟敬文的诗题是《祝元伯教授85寿辰(二首)》。侯刚是误将启功《钟敬文先生惠祝贱辰,次韵奉答》当作对《祝元伯教授85寿辰(二首)》的“奉答”了,时间整整差了五年。

        钟敬文的《祝元伯教授85寿辰(二首)》也是佳作,其中“长忆敲诗小乘巷”一句,回忆了启功蛰居“小乘巷”年代就已是诗友的往事。一个“敲”字,是尤其醒目的诗眼。“千金一字信吾师”更是彰显了大学者谦虚的胸怀。

        由启功弟子赵仁珪编的《钟敬文文集(诗歌卷)》,是钟敬文诗词的集大成者,但在其中却找不到诗题《祝元伯教授85寿辰(二首)》的踪影。

        在2000年条目中,有《致元白》一首:

        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

        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此诗显然是《祝元伯教授85寿辰(二首)》中的第一首。除了两个字“总”(尽)、“拥”(富)有差别外,创作年代也延后了几年(因为如为祝贺启功85寿辰,年代无论如何也不应延宕到2000年的)。还有一个疑问是,缘何未将有着精彩诗句的第二首编入?合理的估测,倘若不是钟敬文本人对原诗作了修改,或可嗔怪编选者的小小疏忽。好在有钟敬文先生手写的墨迹在,有图有真相,自可证明一切。

        钟敬文与我另一个熟人盛成也是老相识,他们同在抗战时期“流浪”的中山大学任教。盛成先生一生交游甚广,在当年回忆自己往事时,是提及钟敬文的。但因为我当年的不经意,没能追问他们交往的细节。盛成1978年归国定居后,虽然与钟敬文各自研究的领域不同,但按常理他们是应该有交集的。在《盛成诗稿》(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中,有一首《赠钟敬文教授》,可为一证:“春秋亡后作诗民,辣手褒贬浩气真。铁胆文章传大道,本能无恙再新人。” 写作日期不详,但应该是盛成晚年回国后所作。

        当年在“八大处”与钟先生的交谈,我忘了是否提及过盛成。但可以肯定,即使有提到,大约也是没有很可以一说的故事的。《钟敬文文集》为五卷本,其中一册为诗词卷,收入钟敬文旧体诗词及新诗作品800多首。从编者后记得知,此卷并非是钟敬文诗词的全部,也非钟先生钦定。诗词卷中既然无直接与盛成的唱和诗作,在未编入的作品中,或有?或无?不得而知。

        我与钟敬文哲嗣钟少华先生有一面之缘,地点就在语言学院盛家。再具体点,是在盛家“三合一”(书房、客厅兼饭厅)的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