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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树理的“方向”

        ▌张玉瑶

        1949年之前,从山西沁水县一个贫困农家走出来的“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1906年至1970年),已经凭借1943年发表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美国记者贝尔登语)。尤其是《小二黑结婚》,农村青年小二黑和小芹勇敢追求自由恋爱的故事成为新婚恋政策的样板,被许多剧团改编成戏剧上演,成为当时根据地最流行的剧目之一。

        赵树理拥有着极为深厚稔熟的农村经验,与农民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对各种民间文艺形式信手拈来,这成为他不同于其他新文学作家的最重要的资源。民间喜欢他的作品,是因为其更“接地气”,形象、真实又不乏风趣地刻画出农村生产生活的种种面貌和新旧交织的人际关系。而他对解放区农村问题的反映,也引起了中共文艺界的注意。1947年夏天,在专门召开的赵树理创作座谈会上,陈荒煤做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讲话,盛赞“他的作品可以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由此正式确立了“赵树理方向”,亦作为贯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新的文艺方向,备受肯定。周扬后来也评价道:“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

        来自文艺高层的评价树立了赵树理在解放区文艺界的地位,不过对他自己来说,被确定为“方向”,未必是其志愿。早在《小二黑结婚》等作品风行时,他就诚恳自白道:“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深入生活,真正为群众写作,“老百姓喜欢看”同时“政治上起作用”,这是他的诉求。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继续出产了一批代表作品,包括《登记》(1950年)、《“锻炼锻炼”》(1957年)、《套不住的手》(1960年)、《实干家潘永福》(1962年)等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三里湾》(1958年),还创刊了民间文艺色彩浓厚的杂志《说说唱唱》。为创作这些农村题材的小说,赵树理身体力行,很多都来自于他近距离的下乡体验生活和亲自参加工作。长篇小说《三里湾》就和他在山西平顺县川底村的经验有关,1951年到1952年,他连续三次赴川底村这个他在解放前就熟悉的“老根据地”,参加了这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和社员们交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了解了合作社的工作内容和形式,为他的写作积累下大量素材。1953年冬天,他开始了《三里湾》的写作,以此来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某种程度上说,这继续了他在上世纪40年代的“问题小说”路子,如他本人所言,这部作品是为了解决“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

        《三里湾》延续了赵树理在处理农村题材上的生动和娴熟,尤其是对落后分子“糊涂涂”、“能不够”、“常有理”等人的刻画,正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传神又幽默,呈现出丰富的生活气息和晋东南地域色彩。一个插曲是,小说完成后,虽有几家大出版社来“抢”,赵树理却把它给了别人看来“名气小、规格低、稿费低”的通俗文艺出版社,是因为他觉得这样能降低成本,减轻群众买书负担。1958年《三里湾》正式出版后深受欢迎,被改编为连环画、评剧、花鼓戏等,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一起被列为反映农村土改和合作化的重要著作。

        不过,在新的文艺批评语境下,他的这一批小说也招致了一些批评,包括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时,“没有写出地主的捣乱”,“没有塑造出英雄人物”,“将‘两条道路’这一你死我活的斗争,写成了先进与落后的斗争”。这些来自主流的批评当时给赵树理本人带来很大的困惑,以致他减少了创作量,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来反思和为自己辩解。

        一个曾经被树立为“方向”的作家,在新的语境下,突然“落后”了,成为今日围绕赵树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时隔多年重新去看,很容易能看出所谓“赵树理方向”和“赵树理自己的方向”之间的龃龉。作为赵树理创作之源的农村生活是真正原汁原味的,给予他的是一种朴素的本真性和乡土民间立场,因而他最熟悉的、刻画最成功的还是那些有着各种小毛小病但令人倍感亲切的“旧人旧事”;但当新的时代提出了“深刻性”、“史诗性”、“阶级性”、“革命现实主义”的新要求,他对乡土本真性的追求反而成为阻碍,如孙犁所评价的那样,“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有些黯淡下来”。

        作为从上世纪40年代延续到十七年时期的重要作家,作为一种“方向”和样本,赵树理有其不可替代的代表意义。时过境迁,现在虽然他的作品阅读不复当年盛况,但当重新翻开《小二黑结婚》、《三里湾》等作品,在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和活泼的话语里,依然不难识别出那一颗热爱民间、为群众写作也坚持自己道路的真挚的心。

  • “大酱缸”里的严文井和赵树理

        ▌汪兆骞

        北京火车站向北,正对的南小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因曾是明代总辅衙署所设地,后称总布胡同。其东总布胡同46号,住过许多如张光年、赵树理、严文井、萧乾等文化名人。他们在1949年7月,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风云际会于北平,后来自解放区的文化人奉命留在北京工作,不少人成了文艺部门的领导。东总布46号是他们集中住宿地之一,萧乾戏称“大酱缸”。曾请教萧老,萧老对曰:“臭知识分子扎堆之谓。”实在意味深长。

        “大酱缸”住户,似走马灯变换,时任作协负责人之一的严文井,及主持大众文艺研究工作、曲艺协会主席、《说说唱唱》主编赵树理,算是稳定业主。严文井生于乙卯年,属兔,性格温和圆熟,被高洪波昵称“老兔”。大严文井九岁的赵树理,属马。偏偏这位“一手攥笔杆,一手握驴鞭”的“驴背上状元”,性格倔强,有驴脾气,人送不雅绰号“犟驴”。

        他们对我的文学生涯有重要影响,严文井有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和深刻哲理的诗体童话,开启了我的文学之门,后我进入他当社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为我提供了一个广阔、可以眺看文坛的平台,曾有机会为许多著名作家做嫁衣裳,在我拟撰写七卷本《民国清流》时,他又是最热情的鼓励者。我与赵树理接触不多,但他那生机盎然的作品、肝胆忠烈的文化人格,一直影响着我。斯人早已西去,但思念如江河般悠长。

        我认识严文井,是在1958年我在北京六十六中读高中时,校长请来以《党费》、《七根火柴》小说闻名于世的军旅作家王愿坚,给师生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会后,我们文学小组又邀他座谈。结束时,我们骑车回家,发现我们都住在南小街,他住禄米仓,我住遂安伯,隔南小街东西比邻而居,从此我们有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是我请王愿坚带我去“大酱缸”,拜访离我家不足半华里的严文井。那次,他们却讨论了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我读过这部写中国农村矛盾和农民心理的长篇小说。王愿坚认为,小说以大团圆的方式,表现当时农村生活中并没有真正解决的社会矛盾,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受到局限,也削弱了小说的美学价值。严文井沉默了一会儿,说《三里湾》刻画出农民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躁动不安的灵魂,至于局限,不是老赵的责任。然后以“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鼓励王愿坚。我回家问爷爷,方知是《史记·商君列传》中的名言。

        认识赵树理,有些戏剧性。节假日,我喜欢到遂安伯东口一家小饭铺去买油条豆浆。有几次遇到一个高个儿黑瘦脸的老汉,身穿旧黑色布衫,腰间别着小烟袋,和赶大车蹬三轮的汉子们挤在一条长凳上,端着一碗浇着红辣椒油的老豆腐,就着火烧,很有声响津津有味地吃着。一位街坊笑我:“怎么,你不知道?他就是写《小二黑结婚》的赵树理呀!”后来,读老舍夫人胡絜青之《老舍与赵树理》一文,知赵树理的老朋友“副省长王中青来京出差,赵树理为尽地主之谊,便诚心诚意地领着他,也到这家小饭铺里喝了顿老豆腐,被人传为笑料”。听严文井说,当时名重一时的老赵,稿费滚滚而来,但他在1953年以前,将巨额稿费的一半交了党费,之后不再领工资,出公差的车马食宿费用,从不报销,看病自己交钱,也不享受公费医疗。老赵一直恪守家训“不履斜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终老不变。

        阅读所知,1946年《解放日报》发文说赵树理是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是实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理论指导和基本精神的典范。但在进北京之后,他的创作和工作似并不顺利,他因在其主编的《说说唱唱》上编发了一篇写英雄人物也有缺点的短篇小说,遭到《文艺报》的批判。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作家们都掉进“假大空”、“高大全”的概念化泥潭,赵树理却不见风使舵,让我们看到他的文学价值和人格魅力。

        但严文井却说,老赵心里苦啊。他讲了老赵常常“送戏上门”的故事:深夜时分,老赵会突然推门而入。“老严,我给你唱段上党梆子!”不等让座,他早已坐在书桌边,双手齐用,以打手指头代替打板和锣鼓,节奏急促紧张。同时,他哼着高亢的过门儿,上党梆子便绕梁飞天。刚唱罢,不等听者评价,他马上又说“再来段更好的”,便又自顾自地引吭高歌。

        严文井家有架老式留声机,有一堆黑色唱片,多是西方古典音乐的。每次播放,对屋的老赵就扔下手里的三弦,到严文井屋里来听。一次留声机里正播放一位花腔女高音的咏叹调,老赵推门进屋,说:“猫尾巴又被门挤了!”却津津有味地听。聊天时,他说上党梆子也有和声,演员的歌唱和伴奏的乐器不是一个声部平行进行的。严老说这个老师范生,学过乐理,是具有一定西方音乐知识的。由此又说,人们都说老赵是“土得掉渣”的民间作家,殊不知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唐诗、宋词、元曲无不精通,其有韵的《打卦歌》就有白居易诗的神韵,不少短戏有元曲的遗风。他肚子里的洋货也不少,有一次与人说起某人的“桃色新闻”,老赵听罢,就联想到契诃夫的《在避暑山庄里》,连小说里巴维尔妻子的假情书,都背得滚瓜烂熟,逗得大家笑出眼泪。早在193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歌生》,竟是以“象征主义”、“意识流”等西方手法,讲了一个借尸还魂的故事。

        1960年,读大学时,我与王愿坚又去看严文井,赵树理已离开“大酱缸”回山西老家沁水县了。王愿坚告诉我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赵树理给陈伯达发出了一封长信,表示彭德怀的万言书并无过错。于是被定为“与彭一文一武,遥相呼应,猖狂向党进攻”的罪状,遭到严厉批判。赵树理桀骜不驯的驴脾气来了,他在向有关部门交的书面检查中,说自己写信“其精神是把问题解决”。又说“按我的观点来检查,你们通不过;按你们的要求来检查,我自己又通不过”。那天,严文井一个人落寞地听着留声机,播放的是花腔女高音的咏叹调。听完望着对面老赵曾住过的小屋,说:“很久没听到老赵的三弦和上党梆子了。”

        我看见文井老人的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