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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唱六十年的壮烈颂歌

        ▌杨庆华

        六十年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根据亲眼所见的革命烈士们狱中斗争的真实事迹,创作了长篇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北京晚报》全文连载了《在烈火中永生》,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两年后,罗广斌、杨益言以《在烈火中永生》为蓝本,创作完成长篇小说《红岩》。

        《红岩》是名著

        影片要搞就把它搞好

        《红岩》出版前,北京电影制片厂就有意向将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搬上银幕。1961年夏天,北影厂领导看了小说《红岩》的初稿,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联系,提出改编电影。北影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都希望拿到影片的拍摄权。最终,文化部电影局将拍摄任务交给了北影厂。北影厂从全国各电影厂和文艺团体借调精兵强将,组成十分强大的主创阵容。编剧夏衍;导演水华;摄影朱今明;演员:于蓝(饰演江姐)、赵丹(饰演许云峰)、张平(饰演李敬原)、庞学勤(饰演彭松涛)、王心刚(饰演刘思扬)、胡朋(饰演双枪老太婆)、蔡松龄(饰演华子良)、项堃(饰演徐鹏飞)、稽启明(饰演甫志高)。1962年评选出的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这部影片就占了五位。

        小说《红岩》中,《挺进报》负责人之一的成岗是作者着力塑造的英雄形象。但从夏衍的改编本,到水华的电影完成本,都没有成岗这个人物。对此,摄制组内部有争议,文化部领导有意见,电影公映后,许多观众也不接受。据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回忆:我们和他(指水华——作者注)谈了成岗的问题,是否考虑加上。水华认为他反复考虑过。摄制组回到北京后,赵丹曾向我们提出影片中有刘思扬,没有成岗,这是个大问题。希望我们考虑。当时一时也难以弥补了。电影基本拍摄完成,周扬审看了样片,提出《红岩》是名著,影片要搞就把它搞好,要把成岗加上。可以拍成上下集。按照周扬的意见,影片要大改。北影厂研究后,决定彻底把影片改好。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摄制组解散,北影厂没能按照周扬的意见修改影片。

        导演水华的谨慎心理

        小说《红岩》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刘思扬是全书的书眼,小说通过刘思扬的视角完成叙事。刘思扬的经历将小说情节从渣滓洞过渡到白公馆。小说中是刘思扬在白公馆看到了“小萝卜头”。“特务监视出狱后的刘思扬”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情节。夏衍在改编时,没有写这个情节,只是在剧本中给刘思扬留了一个位置:几次一闪而过的出场、几句台词。但在拍摄影片时,水华加大了刘思扬在影片中的分量,不仅有“特务监视刘思扬”这个情节,而且还增加了刘思扬和孙明霞(林盈饰演——作者注)的感情戏。这也是北影厂专门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调王心刚饰演刘思扬的原因。然而,影片拍摄完成后,王心刚的戏基本被剪掉,演职员表上也没有出现刘思扬和王心刚的名字。影片上映时,王心刚饰演的无名难友只有几个镜头、几句台词。

        演员庞学勤在影片中饰演江姐的丈夫彭松涛。他比王心刚要幸运一些,至少演员表上还有他的名字。夏衍改编的剧本让彭松涛出场两次,送审后的电影完成片彭松涛只出场一次,只有一分半钟的画面。为了一分半钟的画面,北影厂不大可能专门借调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大明星庞学勤。一种可能是电影拍摄完成后,庞学勤的一些戏也被剪掉了。笔者查阅了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1964年7月6日给夏衍、陈荒煤和司徒慧敏的信,信中说:“根据目前全部样片看来,《红岩》长度不会少于《青春之歌》(18本)。一次上映,中间必须休息,拟请将重场戏再突出些,他们已进入分镜头阶段。”笔者保留了1965年4月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完成台本。完成台本注明影片长度是15本。这意味着影片上映前,全部样片进行了大的删剪。为什么要做大的删剪?主要原因是创作者要突出塑造革命者的忠诚与坚强,突出塑造江姐和许云峰这两个英雄人物,而刘思扬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影片拍摄完成后是1965年。在当时的语境下,导演水华出于谨慎考虑,选择了舍弃刘思扬。夏衍的改编剧本中,江姐得知丈夫牺牲,在双枪老太婆面前“哭出声音来”。而1965年4月的电影完成台本是这样写的——

        双枪老太婆:江姐……在亲人的面前,你想哭就哭吧。

        江姐隐忍着痛苦:妈妈,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个改动,也说明了水华的谨慎心理。

        改编的争论与讨论

        作家马识途曾对小说反映的内容提出要有更大的背景:“一九四九年的政治环境以及党的迎接解放的政策要表现出来”、“是第二战场,不是第一战线,不能离开党中央、老区党的领导,是配合而不是主力”。夏衍在改编剧本时,根据他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经验,在剧本开头增加了一处令人回味的细节:

        江姐很快地从手提包中取出一支金光闪闪的口红膏,打开套子,一按,从口红下面取出一卷小小的纸,一边说一边展开,“就是为了等这个文件,迟了三天。”……许云峰看着那些小字:“一、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倾向。”江姐慢慢地吃面,李敬原凝神听……

        夏衍增加的这个细节,为剧作增添了厚重的一笔。遗憾的是,水华拍摄电影时,这个细节被删掉了。

        小说《红岩》中,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大量革命同志被捕牺牲的主要原因被作者归结为叛徒的叛变。但在电影《红岩》拍摄过程中,人们对此有过争论。要不要再增加叛徒?1963年8月,在《红岩》电影文学本讨论会上,夏衍在发言中说:“叛徒一个可以了,不必多。中国人有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的。”1964年8月,在电影《红岩》样片讨论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发言中说:“小说中写了甫志高是有意义的。当然这种人不必去多写。”

        《红岩》的电影文学本,先后写过三稿。夏衍改写了第三稿时,为何极力突出江姐?为何将江姐作为第一主角?江姐的事迹打动人只是一方面,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当年在渣滓洞和白公馆关押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二十多名女性——所有的女性面对难以忍受的重刑和极其困苦的环境,没有一人当叛徒。

        罗广斌和杨益言对夏衍改写的第三稿有不同看法,表示他们改编的第一稿“是按照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作的,而夏公改定的剧本已不见‘浪漫’只见‘现实’了”。据演员赵丹回忆,影片开拍前,摄制组经过热烈的讨论,确定了电影《红岩》的基调是:一首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含有浪漫色彩的壮烈颂歌。

        真实的历史

        远比小说和电影要残酷

        进入《红岩》摄制组后,赵丹一直努力克服舞台化表演的烙印。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赵丹在影片后半部“地牢论战”一场戏中的表演显得功架十足,过度理想化地表现了许云峰的豪情壮志。“地牢论战”这场戏,无论是演员表演、台词设计、造型手段、场面调度都在极力渲染英雄人物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使这部“本可拍成纪实性风格的革命历史片,最终变成一部‘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

        尽管夏衍为影片奠定了坚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基础,尽管水华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现实主义风格,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夏衍、水华固有的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不得不打折扣”。

        小说《红岩》结尾所写的胜利越狱的情节是作者虚构的。电影的结尾更是让这个虚构的情节富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双枪老太婆指挥华蓥山游击队, 配合解放军接应难友们越狱。难友们夺取了敌人的武器。特务们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在华子良的带领下,难友们通过许云峰挖的越狱通道冲出了“地狱”,和解放军、游击队胜利会师了。真实的历史远比小说和电影要残酷和血腥: 1949年11月27日夜,渣滓洞大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180人惨遭杀害,共有15人幸免于难;白公馆大屠杀,罗广斌等人策反看守,共20人幸存。

        1965年,电影《红岩》摄制完成。影片上映前,片名改为《江姐》。周恩来总理审看样片后,亲自定片名为《烈火中永生》。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有:《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何建明/厉华著,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钱振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新中国电影艺术史》,孟犁野著,中国电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