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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越生死的书单

        讲述者

        袁家方,74岁,京城老字号研究专家。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北京是一座有着读书传统的古城。上世纪上半叶,北京城里的文人雅士们常去旧书摊,他们与书铺的老板或者店员熟识后,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流传着很多佳话。

        袁家方先生是民国北京一家旧书店老板的后人,他讲述了自己父亲开旧书店时的许多细节以及老北京旧书行业中,店员与顾客之间超越金钱,甚至超越生与死的不平凡故事。

        旧书店老板资助“落难”大学生

        年过古稀的袁家方,对阅读与写作依然充满热情。如今他著作等身,是研究北京商文化以及老字号的专家。袁家方每天上午睡觉,下午埋头苦读,或奋笔疾书,一直忙到次日凌晨。这份对书的喜爱,源于小时候——他父亲曾开有一家旧书店。

        他父亲袁俊是1912年生人,13岁在琉璃厂书店学徒,出师后,在东安市场摆书摊,专卖外文书籍。在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王府井》一书里,提到东安市场的外文书摊,创办最早的有3家,袁俊的书店就是其中之一。

        不久,他父亲在西单商场开办了自己的书店。“当时西单有五个商场,书业都在第二商场,我家的书店叫大众书社,同样也是专营外文书,面积80至100平方米。”

        抗日战争临近胜利,袁俊敏锐地感觉到战后,北京城里大学会复课,他就收集了很多医学类的教材。果不其然,当时,很多人都在找医学类教材,而整个北京城就他这里最齐全,由此挣得了“第一桶金”。

        袁家方说,尽管他父亲不懂外文,但是只要顾客来问某本外文书,他就能像卖中文书籍的店员一样,立刻指出那本书在哪里。不懂外文,为何能做到这样?原来,袁俊非常用心,在顾客买书时,他会打听书的译名和内容。他也向顾客学习,不断翻检书籍,积少成多,他便懂得了多国文字和不同门类的外文书籍知识。

        当时,他父亲会根据一些顾客的特点,做一些不同的处理。比如有些书,有可能是某位常来的顾客需要的书,他就不摆在外面,然后写信问那位顾客哪天来看看,如果没有时间来,他就会派人给送过去。

        袁家方的父亲曾经历过一件非同寻常的事。那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一位大学生经常到书店里看书,父亲见他好学,有时会让他把书带回去看,看完再拿过来。一天,这个学生来书店找他父亲,悄悄对他父亲说:“我要去延安。”他父亲立即安排那学生到安全地点,给他买了火车票,还给了他一些盘缠。

        1949年,那位学生穿着军装,特意到书店里找他父亲。学生说,他现在是叶剑英军调小组的一员。虽然曾经救助过这位学生,但此次见面后,两人再没有了联系。袁俊帮助过好几位类似情况的学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少大学生来他家书店看书,他们一站就是一天。袁家方对此印象颇深:“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些大学生掏出一个火烧,一边吃一边看。那会儿火烧3分钱一个,比烧饼还便宜两分钱。”每逢这时,父亲也会让袁家方沏上茶,给大学生送过去。有时,还会请他们一起吃午饭。当时不少书店会让学生把书拿走,看完了再送回来。袁家方说,“早年间,旧书店的老板,虽然自己也要养家糊口,但对于读书人,特别是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他们还是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助。”

        袁家方多年的书友兼“球友”、北京城历史及文化著名学者朱祖希,对于当时的苦日子,深有体会。朱祖希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学生,1955年,朱祖希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当时他每个月只有12.5元的助学金加2元的生活补助,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旧书摊,成为他最爱去的地方。那会儿,他一般是坐公交车到西直门,然后再去逛城里的旧书摊,从中关村或者北大西门坐公交车到西直门,坐车要1毛5,而从海淀黄庄坐车只要1毛钱,为了省下这五分钱,朱祖希每次都是走到海淀黄庄去坐车。

        一份书单跨越四十年

        袁家方说,出于对知识的尊重,北京城里的旧书店与主顾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金钱的默契,“这种默契的基础就是信任。”

        多年前,袁家方去拜访中国书店的顾问郭继森老先生。“郭老先生一见面就问我,‘你是老几?过去我常去你们家。’”在交谈中,他得知了郭继森与历史学者洪业的一段故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燕京大学老师洪业,常去中国书店买书,渐渐就和郭继森熟识了。郭继森后来常给洪业送书,两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友谊。这交情还扩展到洪先生的学生,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1941年冬,燕大被日军封闭,洪业也被捕入狱。郭继森不仅冒着生命危险去监狱探望洪业,而且还给洪业带信,甚至还帮洪业把信带出来。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洪业去美国讲学,临走前,洪业请郭继森购买一批古籍。没想到的是这一别,就是几十年杳无音信。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恢复邦交后,洪先生派了一位学生到北京,寻访当年的老友,当然包括郭继森。与那位学生寒暄三两句后,郭继森在一个抽屉底下的牛皮纸中抽出了几页纸,这正是当年的书单。郭继森告诉那个学生:“洪先生去美国之前,委托我买的书,一直保存到现在,一本不落。请你转告先生。”经过40年风风雨雨,无法想象郭继森老先生是如何把这批古书完好无损地保护下来的。

        不久,洪先生从美国回到北京。老哥俩见面,洪业把一个大信封交给郭继森,说:“我在北京的房子送给你吧,这是全部的手续。咱们年纪都大了,我此次回美国,不知道以后还能否回来(1980年洪业在美国去世),留个念想。”

        袁家方听了郭老的讲述,赶紧问:“那您现在住的是洪先生的故居?”郭老摇摇头:“当天下午,我就把它上交了。”见袁家方不解,郭老淡淡地说道:“非卖书所得,情义领了就是。”

        袁家方说,这就是当年北京旧书店里那些店员们对于旧书这行的独特理解。袁家方告诉记者,如今灯市口中国书店还有几位老店员,还有当年的做派。“与你见两三次面,他就能记住你,你一去,他老远就点头冲你乐。”

        前几年,习惯了在网上购书的袁家方,又去了一趟灯市口的中国书店,那些老店员见他来,远远的就用很低的声音说:“来了啊?”“这个声音很讲究,既要让你听见,又不能惊扰其他人。”

        旧书堆里宝藏多

        对于袁家方来说,父亲留给他最大的财产在精神层面。 年少的时候,父亲的一次“特殊训练”,让袁家方印象深刻。那是一个三九天,天寒地冻,父亲让袁家方在书摊边上,要求站得笔管条直,不管多冷,两手都不许揣兜里。一天下来,袁家方的脚和手被冻伤了,“三年后冻疮才痊愈。”从那个时候起,袁家方也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

        他父亲不懂外文,却把外文书店开得有声有色,离不开“用心”二字,这也深深影响了袁家方。袁家方戏称自己读书做学问是“爱抬杠”,总要问“是真的吗”或者“为什么”,不懂或者有疑惑的地方,一定要想办法弄明白。如今,袁家方正在撰写关于北京会馆方面的文章,凭着爱钻研的劲,他发掘出很多人并不关注的细节。

        不过,父亲还是给他留下了一份“传家宝”:那就是一本民国二十四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这是他父亲的至爱,父亲去世前,专门留给袁家方,并对他说“这本书你有用。”袁家方也对这本书珍爱有加,给它做了专门的布书衣。他开玩笑说,“这本书平时秘不示人。”2000年,北京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套古籍,他毫不犹豫又买了一本,用于平时查阅。

        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对书的热爱。袁家方自己常逛旧书摊,碰见喜欢的书,就会买下。袁家方最为“自豪”的一本书,是著名书法家大康先生选辑的一本字帖:《金文书法精华》。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袁家方花11元买的。让他颇有意外的是,如今,这本薄薄的字帖,在网上居然卖到了四五百元。

        从学生时代就爱逛旧书店的朱祖希,同样在旧书堆里发现了很多宝藏。他在灯市口的一家旧书店,淘到了一本《天人合一观念与华夏文化传统》,这本书对他论述古都北京规划的文化渊源有很大的启示。他最后成书的《营国匠意》(2008年该书荣获国家图书馆第四届文津图书奖)就与此有很大关系。

        两位多年的老友,在弥漫着书香的午后,追昔抚今,不无感慨。正如袁家方所说,“北京城应该多关注旧书市场,旧书是书籍宝库中的重要资源。” 

        图文 本报记者 姜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