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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母语 根的所在

        ▌高洪波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世界因为多彩而美丽”。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今日隆重开幕,世界聚焦中国。眼下,无论是外国友人还是海外华人华侨,他们对汉语的学习热情越来越浓厚。作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段难忘的访问泰国的见闻中,品出了泰华友人四十年失却母语的苦辛,抒发了自己的所遇、所思——母语,让天下华人同脉同根。  编者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世界因为多彩而美丽”。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今日隆重开幕,世界聚焦中国。眼下,无论是外国友人还是海外华人华侨,他们对汉语的学习热情越来越浓厚。作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段难忘的访问泰国的见闻中,品出了泰华友人四十年失却母语的苦辛,抒发了自己的所遇、所思——母语,让天下华人同脉同根。  编者     

        地球很小。但地球同时又很不小。不小的地球上生活着讲述各种各样语言的人,语言相同的便相应,便沟通、理解,聊得火热;不相同的只好大眼瞪小眼,摊开两手摇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惆怅状。

        语言实在是思想的载体。尤其当你平生首次出国,置身域外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去泰国,从北京乘飞机不过五个小时的天路。而且泰国的华人实在很多,因此使你每到一地都产生一种家庭氛围的错觉。

        这里的朋友们无例外地拥有黑眼睛、黄皮肤,这是外表;他们又无例外地拥有一个中国姓氏:林、陈、黄、李、王,等等,这是祖源;还有各种遥远的祖籍:潮汕、安溪、福清、厦门,证明他们根的所在。正如在泰南甲咪府的一次晚餐上,精干的商会会长所道破的:“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华人,灵魂又是百分之百的泰人。”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语言。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泰国政府严禁在中小学教授华语,英语却敞开讲授,因此如今泰国四十岁以下的人,凡受过较正规教育者,均能操流利的英语,华语则一窍不通。尽管他们知道这是母语,可是却遥远而陌生。有的能讲几句问候用语,有的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有的能约略听懂我的普通话,可是却无法证明他的理解,于是我们相视一笑,只好在语言这可怕的屏障面前退却,去各自寻找翻译的桥梁了。无语言岂不是莫大的悲哀!你进入不了对方的灵魂深处,你也无从得知对方向你的质询,你企图告诉他或她的万千感触,在喉咙口却被阻塞;他或她乐意传导给你的几缕温馨,同样在目光里便被稀释,剩下的只能是微笑,无奈而又辛酸的微笑。

        所以我说是家庭氛围的错觉,请注意“错觉”两个字,这上面集中了我的访泰体验。那是一个诗意浓郁的泰国南方之夜,主人将晚餐摆在露天,天空缀满大颗的星星,头顶是秀丽挺拔的椰树。我的旁边有一对诗人夫妇。丈夫在大学教哲学,妻子刘小姐则生在台北,很小的时候就来到泰国。比起丈夫对华语一窍不通来,刘小姐会说几句, 因此她在我们面前异常活跃。晚餐刚一开始,她便兴冲冲地向我们说道:“今天真高兴,见到你们我就吃不下饭!”同行的女作家余小惠一愣,继而开心地笑出声来。刘小姐也笑。小惠赶忙告诉她,在中国是不兴这样“客套”的。一般说“气得吃不下饭”,不说“高兴得吃不下饭”。刘小姐真聪明,略一思忖,又冒出一句:“见到你们我就想吃饭!” 好像非吃饭不足以表达她的欢乐,只是听起来有些古怪。刘小姐那一夜过足了说华语的瘾,可惜大多是很让人费解的华语。

        在泰南甲咪府,我也碰到一位李先生,他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华语爱好者,席间李先生问我的年龄,原来我们是同龄人。李先生的华语说得很慢,他说自己有二十多年没和人讲华语了。我问他怎么学会的华语?他说是跟教私塾的舅舅学会的,学华语的同时还背诵了唐诗宋词。说到唐诗宋词,这位李先生马上目光炯然。我想坏了,遇到一位汉学通! 果然不假,手端威士忌酒杯,李先生忽而李白的《将进酒》,忽而苏轼的《念奴娇》,一会儿又冒出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他常常背出上一句之后便充满期待地望着我,让我接出下一句,好像我是他的一部记忆连缀机。

        那顿饭吃得我满头冒汗,把库存的旧体诗词底子几乎倒腾光。李先生意犹未尽,事后感慨万分地跟我说:“高先生,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摇摇头,说今天不是赴宴,是通过李先生的古典文学论文答辩。跟一个二十年没讲母语的朋友聊唐诗宋词,而且是在遥远的泰国南方一处商会里,这本身就很奇妙。那一夜我们以诗词下酒,尽管除了诗词之外,李先生的华语程度很低,可我们都达到了微醺的境界。真该感谢那位敢于私下教授华语的舅舅。

        泰国有一处教授华语的大学,即有名的法政大学。我们参观时,老师正在教中文课,黑板上写着两个极常见的单词:姥姥 lǎo lɑo 、姥爷 lǎo ye。在这对单词下注明外祖母、外祖父。我顺手翻开一位男生的课本,发现课文基本是一些经济贸易用语,简单又实用。譬如第八课的例文为《请人担保》,全篇是王、李二位经理的对话,照我看来乏味至极。我很为法政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感到委屈,可是他们学中文的目的很明确,同中国做生意,不学这些还真不成。在这位男学生的作业本上,我还抄下一段他的造句,字迹歪斜,内容却有意思得多:“该说就得说,该打就得打,该要就得要,该去就得去。”这是他们“该”和“就”造的句,四句话里很是集中了泰国人的民族性格。当然,这四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人。

        法政大学的中文一度是选修课,如今已变成主修课,我相信从这个中文系毕业之后,大学生们的商品意识一定将大大增强。在泰南甲咪府与我对接诗词的那位李先生,其实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商人。法政大学中文系如果请他来当客座教授,一定要比《请人担保》生动得多。应该承认,四十年人为地禁绝华语,使泰国华人痛苦而又无奈,最后适应并且承认了丧失母语这一严峻的现实。但现在,从法政大学开设中文系这一现象上判断,改革开放的中国对于泰国人的吸引力正日益增强,如果语言一旦成为经济活动的阻碍,搬开这阻碍将势在必行。

        近读周作人《知堂集外文》,此书即《亦报随笔》,内中有《国语在暹罗》一文,写于 1951 午 4 月 17 日。大意是说一位赴暹罗经商的友人有信寄他,介绍了当地风物气候。我注意到这样一段文书:“又云,拉合计算华侨几占全暹人口之半,生意场中尤以侨胞居多,身处其间当无异地之感,唯侨胞中以潮州人占大多数,言语不通,稍有隔阂之憾。幸年青者因往日华侨学校均用国语授课,尚可以用普通话传达,尝问道于路人,先以广州话不能达,改用国语,却能懂得了。”周作人写此文时,我与那位喜欢背诵唐诗宋词的李先生均未出生,大概没多久泰国政府禁止华语授课,遂有了我此行泰国的诸多感慨。

        在泰国时,还隐约听到消息,说政府有可能解除这道语言禁令,因朝野上下已均感不便,且认为无此必要。就在我访泰归来两个月后,即1992年2月3日,我在《参考消息》的头版左下方读到一则豆腐块大的短讯,说泰国政府已解除不许在中小学讲授华语的禁令。消息极短,对于没有访问过泰国的人来说无足轻重,我却心头为之一震,品出了泰华友人四十年的苦辛,也觉出了祖国和母语给予海外游子的巨大感召。那一夜我举杯向南,默祷道:“朋友们,下次相逢让我们聊个痛快!”当然,是不依凭翻译的那种自由自在的聊天,北京话叫“侃大山”。   (作者为中国作协副主席)

        本版图片出自美术馆展出的“大道通融——亚洲艺术作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