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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字化时代,纸书路在何方

        上接33版

        无形的艺术

        对书籍设计而言,最有效、最成功的设计恐怕恰恰是那种不被读者注意到的设计,正如理查德·亨德尔在《书籍设计》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如果印刷是黑色的艺术,书籍设计就是无形的艺术”。

        15世纪末,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在威尼斯创立了阿尔丁出版社,以一种新型小巧的形式出版古典文本,此举成为印刷文化在欧洲传播和影响的里程碑。

        20世纪初的“人人系列”将各类文学作品带给广大的普通读者,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的设计“异常漂亮”,早期的扉页充满了19世纪末美术工艺运动的风格,将英国工艺大师威廉·莫里斯的美学理念带给了广大读者。

        出版社通过书籍设计,来强化品牌和身份认同,他们也常常以不同的封面设计来出版经典文本,用新奇的图像来吸引新一代读者。尽管不少人心里明白“不要以貌取书”,但受到书籍的精美设计诱惑而购入、阅读的也不在少数。2004年,箭书出版社(Arrow Books)以全新封面出版的乔伊特·海耶尔的作品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乔伊特·海耶尔是英国浪漫小说家, 她的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中产趣味的历史浪漫故事,因新封面让这些作品拥有了一种简·奥斯汀般的风味,销售量显著上升了。

        “无形的艺术”不单能体现在刺激销量上,书籍也是某个时代的美学和价值的组成部分。比方说,书的封面不仅可以表达文本的内容,也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审美和文化取向。通过比较出版于1888-1999年间的《爱丽丝漫游奇境》的不同版本的封面,我们会发现它们一方面反映了设计的历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不同时期读者们对此书的看法和期望:爱丽丝究竟是怎样的形象?是温柔还是脆弱?是单纯无邪还是调皮捣蛋?

        当我们谈论字体、版式、实体特征以及其他与文字有关的因素能影响到文本意义的建构时,恐怕内心对此的认知还不够清晰。对此,皮尔森通过列举三个版本(1609年版、手书文本和20世纪版)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106首,直观地通过图片,表现单词的拼写方式、字体、段落设计以及其他因素对读者的影响。他还一并列举了美国作家埃德加·艾伦·坡的诗作《动荡谷》的三个版本(1870、1908和1952年)。不同的版式设计和有无插图的版面,究竟哪一个才做到了提升读者的想象力,这也是相当值得探究的问题。

        当书籍成为艺术品

        当“无形的艺术”发挥到极致,制作精美的书,或是拥有精美插图的书籍,“实物”往往可以脱离文本,作为一件独立的艺术品而存在。独立的艺术品,不能只因为图文并茂,或因为有赏心悦目的字体和排版,制书人需要将创造力用于构成一本书的所有元素上,将文本、字体、排版、插图融为一体,《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举了埃里克·吉尔为金鸡印书坊1931年制作的《四福音书》和凯尔姆斯科特印书坊1896年出版的《乔叟寓言》作为例子。

        此外,在书籍的版面和排字方面,历史上也曾有过许多充满想象力的实验,如乔治·赫伯特的诗作《复活节翅膀》,文字被排列成双翼的模样;9世纪古希腊诗人阿拉托斯的手抄书中《狗》一文更展示了早期将文字进行游戏般排列所产生的视觉效果。

        到了20世纪后期,更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手制书真正蓬勃发展起来,艺术家们的出发点不再只是文字和图像,而是书籍这种物质实体。美国艺术家玛格丽特·考夫曼的《莎莉姑妈的哀歌》被印制在多种形状的纸页上,仿佛拼凑被面所用的不同布料,这本书能以不同的顺序打开,字词的组合会随之改变;智利诗人尼可那·派拉的《反传统书》,读者只有将它的页面拆开,重新折叠成一个三维多面体,才能看到完整流畅的诗句;更极端的可能要数美国艺术家基思·史密斯的《线书》,它完全舍弃了文字内容,翻阅它的页面,读者会同时获得视觉、触觉和听觉的体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作为物体的书上。

        当代艺术家们对书籍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各种尝试:有的用镜子或草制成书,上面没有任何文字,还有的制作了有文字的书形雕塑……读至此,我们或许会发出和作者皮尔森一样的疑问:一本没有文字的书,是否还能被称为书呢?但无论如何,这些作品扩大了“书籍”概念的外延,引发了人们对书籍的样式及概念的进一步思考。

        书与图书馆的个性

        从悲观的角度看,“Books as History”还有一层意思,即“书籍成为历史”。意思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实体书可能会成为历史博物馆中的展品。但皮尔森此书名中“历史”的含义却完全是积极的——书籍是文化遗产结构中独特的文物,它们值得被人类保护和诠释。

        许多世纪以来,直到19世纪印刷和出版业的机械化,所有书籍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制品。即使在它们出售之前,也没有任何两本书是完全相同的。当一本书从一位读者手中流转到另一位读者手中,几代下来,每位读者都会在书上留下他们的印记:铭文、注释、藏书票、重新装订、家族徽章、修改涂鸦等。

        研究书籍藏家的意义寓于何处?实体书籍上的记录可以告诉后人有关藏家以及文本的信息,也能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读者们对某一文本的接受情况,还可以进一步分析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私密关系,以及此书在那个时代的影响。一言以蔽之,书籍能够影响、塑造并反映人们的兴趣。

        回忆中,无论读者是否是藏书者,干净的书籍版本似乎一直都更受欢迎,前任藏家的批注或涂鸦并不讨喜。传统的图书馆目录也主要记录作者和书名,很少会关注前任藏家和装帧的任何信息。

        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变。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佐证藏书信息的重要性:一本20世纪装订的16世纪出版的《乔叟作品集》,因为重新装订过,变得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旧主人的痕迹,也没有任何眉批或题字。如此一来,虽然它仍是一本历史文献,但是它能为读者和学者提供的“与大量的电子文本和后代的纸质印刷品并没有区别”。但英国作家加布里埃尔·哈维曾经拥有过的一本1598年出版的《乔叟作品集》就大不相同了,上面有许多他有关同时代诗人的笔记和评论,其中就包括最早提到的关于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的文字。

        为书籍做上批注的人,也并不需要多有名或多重要,他们的文字同样可以充满趣味。无名之辈所做的批注也能为后人提供有价值的证据,说明历代读者们对当时的出版物的吸收和反馈。

        在书的扉页上,有可能包含了别处没有的有关此书文本和出版的重要信息,也有可能记录了与此书毫无关联事件,这都使它们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大大增加。有时,读者也会删除他们不喜欢或觉得不合适的东西,但即使是“污损一本书”这种负面的举动,也赋予了该书个性化的特征。

        皮尔森还专门分章论述了图书馆的整体价值。既然我们需要把书籍看成一种实体而非文本的承载工具,那么图书馆的意义也不仅仅是收藏文本资料,而是把提供图书资料的功能与良好的使用环境相结合,创造出一个让人满意的整体。图书馆作为整体的价值远远超过其藏书的加总,因为图书馆本身显示了在不同的历史时间点上,读者个人或集体的兴趣所在。

        当通过了解不同图书馆的藏书,并在他们当中进行交叉比较,我们就能勾勒出特定时段内图书收藏的宏大画面,还会发现,流传到今天的书籍是参差不齐的。如今非常罕见的书籍,在历史上可能是被广泛阅读的畅销书,而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那些经典文学,在当时可能无人问津。

        博尔赫斯的一句“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道出了无数爱书者的心声。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书籍的热爱当然大部分源自其文本的光热,作为“实物”的书或图书馆本身则貌似不太重要。当我们手捧可以装下一座小型私人图书馆的电子阅读器时,无需油墨的香味或纸张的触感,我们也会深深感激数字阅读带来的便利。于是,面对实体书是否还有存在价值之问,有的读者会仓促地给出一个回答。皮尔森的《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全书想要启发读者的即是:书籍拥有超越文本的独立价值。每一本实体书都有着自己的文化和记录,它们共同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这或许,就是实体书在未来仍然需要并且能够存在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