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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曾消失的苇岸

        ▌张玉瑶

        北京散文家苇岸逝世20周年,曾被誉为“中国的梭罗”。

        散文家苇岸原名马建国,1960年1月生于北京昌平北小营村,1999年5月19日离世,终年39岁。他被誉为“最后的浪漫主义者”、“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圣徒”、“中国的梭罗”,著有《大地上的事情》《太阳升起以后》《上帝之子》《最后的浪漫主义者》等散文集。苇岸一生关注大地上的事情和“大地道德”,将自然万物融入创作,其风格严谨、克制、谦卑而充满赤子深情,影响了活跃在当今文坛的很多作家、诗人。

        今年5月19日是苇岸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当天,苇岸的亲人、挚友和读者百余人聚集在北京SKP书店,共同追忆苇岸的一生与创作,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未曾消失的苇岸——纪念》一书也于当日首发。在这本书中,收录了当下文坛众多活跃而有影响力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学者、出版人(包括林贤治、林莽、王家新、黑大春、树才、高兴、刘烨园、冯秋子、徐刚、蓝蓝、张守仁、周晓枫、宁肯、彭程、施战军、耿林莽、谢大光、韩小蕙、陈旭光、西渡、孙小宁等)对苇岸的深度追忆文字,从不同侧面分析和描述了苇岸的文学理念、创作实践和生活状况,从中也可见出三十年来文学艺术创作群体的真实追求和心路历程。

        作家冯秋子是苇岸生前好友,也是这本书的策划者。她谈及编辑这册文集的初衷时认为,苇岸的作品,是穿越时间、穿透遮蔽的,他发自内心的声音和文字,以低音频、稳节奏、精准深邃的陈述力,着落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整个九十年代。斯人已去,是他遗留的文字与更多的人们在一起。二十年来,不断有人自主选择阅读苇岸,谈论他、记述他、评析他、再发现他、深入研究他,在各自的认知里建立起对苇岸的由衷尊重和深切理解。故而苇岸离世20年之际,有必要搜集起人们自发写下的关于苇岸有准确性、有独到见识的文章,在呈现真实而个性鲜明的苇岸的同时,也不失为是对他艺术实践的重要补充,和他所执念的阅读、思考和文学写作以外的一种写照。

        作为至亲,苇岸的哥哥马建山曾陪伴苇岸度过了最后的时光。他回忆道,苇岸在治病的同时还没有放弃写作,精心准备了一年之久的《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已经写到了《谷雨》,虽然写得很艰难,不长的一段文字都要写好几天,但每当感到精神稍好时,他就坚持写下去,因为想把它们完整地留给读者。但命运没有给苇岸留下充足的时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无情的病魔像一条凶恶的毒蛇每天在疯狂地吞噬着他的肌体。

        在诗人林莽的回忆中,在这最后的日子里,苇岸也一直是冷静而坚韧的。他整理、编定了自选散文集《太阳升起以后》文稿,把过去文章中不合于自己艺术原则的内容删去,为此他耗尽了最后的精力。五月十七日下午,苇岸把它交给林莽和宁肯,当天晚上就开始昏迷,两天后辞世。五月二十三日中午,在昌平北小营那片养育过苇岸的乡土上,亲友们在《安魂曲》的乐曲声中为苇岸送行,遵照他的遗嘱,人们将骨灰和花瓣撒在了麦田、树林和河水中。

        因为早逝,苇岸留下的作品不算太多,但其人格力量和文字魅力,至今仍广受好评与追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影响愈来愈深远而广泛。作家宁肯就提到,正是因为苇岸的劝说,他才重新回归写作之路的。“认识苇岸之后,他说看过我的文章之后觉得我不写东西可惜了,他的这些话对我有相当大的震撼,我的确也在考虑着重新选择职业,1999年就辞职了专门从事写作。”此外,宁肯还讲述了苇岸要求他带着自己去看墓地的经历。“那里山清水秀,看完墓地回来的路上我们还拍了一张照片,真的是黄泉路的感觉。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能和朋友一起交谈,我想苇岸最后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就像面对‘生’一样,死后他还会有很长的‘生’的感觉,这是我对他的感觉。”

        作家周晓枫也提到,苇岸曾经诚恳地指出她当时文字上的问题和题材上的局限,而在协和医院的病床边,苇岸也曾经对她的写作方向给予了肯定。“苇岸对我来讲不仅是一种写作方式和审美方式的影响,他做人这么诚恳,他会告诉你哪儿不好,也会给你鼓励,这个在当年和今天都是非常稀有的。”苇岸的产量很少,他像植物一样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缓慢的努力地生长,而不是狂野的到处奔行。“一个人只要在亲人的记忆里活着,他就没有真正的死去;一个写作者只要在读者的怀念里活着,他的文字就在开花。我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来怀念苇岸:怀念是个最安静的动词,因为持续一生的伤感藏在这种安静里,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苇岸像缓释胶囊一样,他的写作、他的做人、他对我的影响能够持续到今天,他始终都在。”

        “苇岸的存在,给中国文学的一个最直接而明白的启示是:作家必须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人。”作家林贤治在文集中提到,苇岸曾经说过“艺术和写作是本体的”,写作取决于人的存在,是生存的一部分,是生存状态本身。没有第二种状态。艺术不是生命的派生物,更不是意识形态或其他外在于人的事物的仿制品,人生和艺术是合二而一的。“在中国,如果说曾经存在过少数诚实的、严肃的、坚卓的写作者,那么,我必须指出:苇岸的全部作品所奔赴的关于‘大地道德’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创的意义。”

        在这本文集中,亲人深切的怀念、文坛好友中肯的追忆、理论名家客观的论述以及受苇岸创作影响的普通读者,共同还原了一段生动、鲜活、真挚的文学记忆。作为散文家的苇岸,得到了鲜活而丰富的展现。正如冯秋子所说,既还原了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现场,也蕴含着对时代文学创作、思想探索的深切期待。(《未曾消失的苇岸——纪念》,冯秋子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幌子承载民俗

        ▌傅奕群

        清末民初,上海和广州街头已有不少来华外商的广告。这些外商颇知中国幌子广告的意义,入乡随俗,做了很多有当时特色的幌子。比如英国人开的汇丰银行,门前就立了一个铜狮子为幌子。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则用“飞马”作为幌子。这些洋幌子也含有商标的意思。如今,各国都市都有霓虹灯广告,五彩缤纷,各种各样的灯交织成光的海洋,令人徜徉街头,流连忘返。

        幌子广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除了与商业繁荣、社会发展等客观环境相适应外,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植根于民间,并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可谓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旧时商业的繁荣,民众的心态,世俗风尚,都可以从幌子广告中折射出来。比如山西的乔家大院,专门有一间展室陈列各种类型的幌子,包括灯笼、酒葫芦、小棺材、金元宝等,令人叹为观止。平遥古城的明清街上,各色幌子广告迎风招展,较好地保留了明清时期幌子广告的原始形态。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则通过收集史料、专家论证等,力图仿制和恢复《清明上河图》中各种类型的广告,使幌子广告成为园中的一大景观。      (10)

  • 泄私恨

        ▌雨果

        大家都普遍憎恨卡希魔多,围观的人中,无不有理由或自认为有理由怨恨圣母院这个坏驼子,看见他被押上刑台,无不拍手称快。

        因此,泄了“公愤”,便开始泄私恨了。在这里也像在司法宫大堂里一样,发作最凶的是妇女。她们人人对他都怀恨在心,有的恨他狡猾,有的恨他丑陋。恨他丑陋的女人气势汹汹,尤为激烈。各种花样的辱骂如倾盆大雨,嘘声、诅咒和嘲笑声四起,不时还投来石块。

        卡希魔多耳朵虽聋,但是独眼却看得清:众人怒火发于言辞,也同样明显地怒形于色。况且,石块砸过来,也说明了哄笑的原因。刚才在行刑吏的皮鞭下,他挺住了,现在他就渐渐失去耐心,沉不住气了,如同阿斯图里亚斯的公牛,并不在乎斗牛士的攻击,而受到群犬的围攻就要暴跳如雷。

        卡希魔多在绳索中拼命挣扎躁动,震得轮盘的木板咯咯直响,众人见了他那副样子,笑骂和嘘声更是变本加厉。这不幸的人只好老实不动弹了。不过,他的胸膛还时而鼓起来发出一声愤怒的叹息。他的脸上毫无羞愧之色。他距离社会生活太远,太接近自然状态,不知何为羞耻,何况,身体畸形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还能有耻辱的感受吗?不过,在这张丑陋的脸上,愤怒、仇恨、绝望逐渐凝聚成乌云,越来越阴暗,所负荷的雷电也越来越多,在这巨人的独眼里射出千万道闪电。

        这工夫,一名教士骑骡子从人群走过来,可怜的犯人远远望见骡子和教士,转怒为喜,原来抽搐变形的面孔泛起一丝微笑。这笑容充满难以描摹的温和、善良和深情,而且随着教士越走越近,也越来越焕发神采,仿佛受苦受难的人恭迎一位救星。然而,骑骡子的教士走近了耻辱柱,认出受刑者是什么人,就把头一低,突然掉头往回走,双脚催动骡子疾驰,好像要摆脱令他难堪的要求,不愿意让那家伙认出来。那个教士正是主教代理堂·克洛德·弗罗洛。

        卡希魔多的额头上,乌云重又密聚,更加阴暗了。那丝微笑变为气馁、极度悲伤的苦笑。

        时间慢慢过去,他受刑至少有一个半小时了,受尽了伤痛和嘲笑的折磨,差点儿被人用石块砸死,在倍加绝望之下,他突然再次挣扎,还打破一直沉默,叫了一声:“喝水!”这嘶哑愤怒的吼声像动物的咆哮。

        这声凄惨的呼叫,非但没有引起同情,反而给“梯子”周围的巴黎善良百姓增添了笑料。应当指出,这些人作为群体而言,其残忍和昏庸的程度也十分可怕。此刻他的脸涨得紫红,汗流满面,眼神狂乱,因激怒和煎熬而口吐白沫,舌头也耷拉出一半,这种可笑的丑态难以引起同情,倒是更加惹人讨厌。刑台阶梯周围弥漫的气氛,哪个好心的人要送杯水喝,也会望而却步。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