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上海腾飞造化功

        卞 军

        黄浦江两岸,连接起上海的过去与未来;流淌的黄浦江水,述说出沪上的风云激荡。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历经七十年砥砺奋进,这座城市发生的变化地覆天翻。

        “朗月明鲜照夜空,花开胜利满江红。风云改革新时代,上海腾飞造化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长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苏近日应复旦大学、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六师分会、恒源祥等单位之邀来到上海,寻访父亲在上海工作时的足迹,参加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六师分会与恒源祥“新四军之家”签约仪式和“同心向党、共绣国旗”活动,参观复旦大学“陈毅与上海——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图片、资料展”。虽然陈昊苏时常来上海,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上海解放七十周年这样别具纪念意义的时间节点上,目睹上海的沧桑巨变,感怀更深。

        “起初看到这个日程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我曾经来过的那个地方,记得当时还是上海市民政局……”走过父亲上下班经常出入的大门、步入当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会议室的陈昊苏努力回想着许多年前来这里参观时的情形。所幸一切都保持着原来的模样——精致的西洋装潢,会议室正中悬挂着1951年1月9日第一届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暨市府委员就职典礼的老照片,会议室外,陈毅在上海解放一周年时题写的“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的金字闪闪发亮。由于大楼正在进行保护性综合改造,陈毅市长办公室里摆放着改造后的建筑模型,展示着陈毅在上海工作时留下的珍贵题词和影像,陈昊苏看到了自己小时候与家人的合影,还不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询问这座大楼的改造方案,他希望能够根据当年建设的图纸尽可能地恢复历史风貌,与此同时又体现出大楼原有建筑和新建建筑的区别,“单就市政建设而言,当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谓的‘成就’,与人民政府在上海作出的成就不可同日而语。”

        192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新大楼建成,这座原本计划将汉口路、汉中西路、福州路、河南路四面围合的大楼,因为先前建造了中央救火站、中央巡捕房等建筑,最终并未围合,至今留有一个缺口。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座大楼成为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大楼。1949年5月24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次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大楼插上白旗,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5月28日,时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在这座大楼里完成对市政府的接管,旧楼新生,这里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1949年10月2日,这里升起了上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些重要会议与活动也都在此举行。这座大楼书写了近现代上海市政管理的历史谱系,凝固着上海特有的历史记忆。202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旧址建成一百年之时,大楼将四面围合,重现光彩;与之熠熠生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那些将血汗挥洒在上海的建设者,正是他们,让“新上海”的画卷徐徐展开,由构想转变为现实。

        陈毅曾说:“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解放上海时,为了防止城市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解放军尽量不使用重武器,避免展开大规模战斗,如同“在瓷器店里打老鼠”。建设新上海时,面对银行储备被搬空、物资存留寥寥无几、国内外贸易难以开展、市面物价飞涨、盗匪横行、特务破坏等诸多困难和挑战,共产党人迅速应对,积极进行政治、军事、金融、文化等方面的探索,掌控住了局面。

        1949年6月2日,上海解放刚刚一周,恒源祥的创始人沈莱舟参加了陈毅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大厅组织的“产业界人士座谈会”,在听完陈毅建设新上海的想法后,沈莱舟当即决定将储存在香港的二十万磅毛条运回上海,准备在上海开办新的工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日,沈莱舟新创办的恒丰毛纺厂发行股票,生产出的绒线定名为“红福”。1950年1月1日,沈莱舟将第一斤红福牌绒线赠送给陈毅。近七十年后,当陈昊苏手捧满是复古感的红福牌绒线,感慨万千,他还和粟裕将军之子粟戎生拿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绒绣的绣针,参与到“同心向党,共绣国旗”的活动中来,一针一线,神情专注,场面温馨。

        在复旦大学参观“陈毅与上海——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图片、资料展”时,陈昊苏忆及上海解放时复旦学子配合解放军进驻复旦大学校园的那段动人故事;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陈望道提议将复旦大学校庆日定为5月27日,意喻上海解放为复旦大学带来了新生。“这个展览对我们后继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过往、创造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激励作用。上海建设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需要青年大有作为。”

        席卷神州解放风,雄师百万下江东——1959年,陈毅回顾宁沪解放的场景时,留下了如此激昂雄强的诗句。七十年倏忽而过,正如陈昊苏所言,这七十年是“伟大的长征”,但这场“长征”仍在继续,并无终点,展望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 王震的丹青世界

        磅 礴

        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白龙山人)在他自作的《画人画语》一文中讲述了自己的习画经历:“余自十二三龄,即喜作画。惧忤塾师意,辄避匿虚室中为之,见物象有生趣者,取纸涂抹,或画地构形以为乐。自客沪上,借临名人真迹甚勤。既识山阴任先生,益自淬励,而于傅色用笔,研讨尤深,四十后与安吉吴先生论画敲诗无虚日,观摩既博,领略稍宏。”简而言之,王震自幼便有“画痴”的潜质,而与任伯年、吴昌硕相识、相交,取法乎上,是他画艺登堂入室的转折点。

        王震早年学画,并非一开始就师从任伯年,而是先拜任伯年弟子徐小仓为师。徐小仓(1840-1896),名祥,上海人,师从钱慧安、任伯年,其人画名不著,亦颇穷困,王震经常接济他。徐氏画风酷似任伯年,传世遗墨不多见。师从徐小仓一段时间后,王震才被任伯年纳为弟子。

        王震早期的花鸟作品主要是对任伯年画风的继承。任伯年于构图之道很有心得,中国传统画法多将绘画主体置放于画面中心的突出位置,不画或少画背景,任伯年往往反其道而行,常常把主角画在画幅的边角,或者有意用景物遮挡主题,以取得“以偏概全”、“欲盖弥彰”的艺术效果。受任伯年的影响,王震在绘画构图上也多有巧思。

        任伯年重视写生的习惯也在王震那里有所体现。王家后人曾说他“嗜写生,曾在青岛写生”,又说“南市梓园占地六亩……广植奇花异草,饲养各种鸟类与白鹤,供他写生之用”。

        而对王震和吴昌硕来说,1913年是很不寻常的一年。此年二人合作的作品开始出现,吴昌硕也在这一年治“白龙山人王震”印,二人交往日渐频繁。吴昌硕对王震影响颇多,最突出的是金石气的注入,王震后期的花鸟画脱离平淡轻松的气质,转为拙朴老辣的风格,线质变得更为劲挺,笔墨厚重、设色浓烈,明显带有缶翁的气息。即将于北京诚轩2019年春拍“海上奇人王震的丹青世界”专场中呈现的《红叶鹧鸪》,用色浓艳,鹧鸪形神兼备,浑厚非常,即为代表。

        王震后期的绘画非常重视气势。在1921年吴昌硕所作《白龙山人传》中,缶翁写道:“其书画用笔雄厚,醇茂之处,更寓虚灵,天池、复堂不是过也。每至兴酣时下笔,瑟瑟有声,若惊风之扫落叶,转瞬即成,作巨幛尤能见其磅礴气概。”1979年张大千为《王一亭先生书画集》作序时亦提到:“先生民胞物与,复耽禅悦,胸襟阔达,而志节高迈,落笔放达不羁,始能纵送由心,全其气势也。”诸家所评,诚非虚言。

  • “兰”为王者香

        李 燕

        欣闻中国曲协召开“刘兰芳从艺六十周年暨《岳飞传》播出四十周年座谈会”,颇为感慨。

        对刘兰芳,我最初只闻其声,未见其面。那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她因首播评书《岳飞传》声名鹊起的年月,她来到先父李苦禅的故里、尚未脱贫的山东省高唐县举办大型义演,资助高唐的文化事业。为此义举,家乡父老奔走相告,消息传至北京,全家人皆感激不已。

        先父平生最崇敬民族英雄岳飞,每每说起岳飞的故事,皆尊称“武穆将军”;讲到岳飞全家蒙难之时,往往泣不能言。1930年至1934年他在杭州国立艺专专科学校任教期间,曾住在岳庙后街,清晨上课,必先绕行至岳庙正门,庄敬而入,在岳飞父子墓前恭肃再拜。他常给学生们讲岳飞的事迹,宣传“人生在世,人格第一,就是爱国”,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与进步学生站在一起,大声疾呼“团结抗战,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先父曾说:“必先有人品方有画品;人无品格,行之不远,画无品格,下笔无方。”此义适用于任何艺品。所以联系到刘兰芳其人其艺,她能够成为人民公认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诚系必然。

        纵览历史,从来评定艺术高下的权威标准只有两个:一是受众,二是时间。刘兰芳的艺术之高,仅以《岳飞传》而论,即早已通过了这两大权威标准的评定,更何况她的艺术又何止于评书!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为我这个“听众”唱了几句我从未听过的唱段,极富特色,我感到很惊讶:“这么好的说唱艺术,您怎么不露呢?应当有计划的一段一段地录下来,这属于‘雁过留声’的非遗文化呀!”她谦然一笑,未明确表态。但我已经觉察到,她绝非是“一招鲜吃遍天”的演艺者,腹存的“好活”太多了!

        后来,我与刘兰芳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有一天她严肃地对我说,要吸纳我为中国曲艺家协会的正式会员,原因是我与夫人孙燕华多年来对北京传统曲艺诸曲种进行挖掘整理,并于1995年自费录制了首部曲艺电视片《胡同古韵》,广为播放,甚有反响。但我婉言推辞了她的真诚邀请:“我本不是曲艺家,怎能贸然充当中国曲艺家协会的正式会员呢?我只不过是忠实的曲艺听众之一而已。如果曲协另设一个‘曲艺忠实听众协会’的话,我一定要主动填表申请入会。”她听后似乎也接受了。没过多久,我听说她与姜昆等人商榷,让我担任《曲艺》会刊的编委;由此我与夫人孙燕华又被北京市曲艺家协会邀为“艺术顾问”,忝为此任,倍感荣幸。

        实事求是,我毕竟是外行,对曲艺界的活动,只能以“画画的教书匠”和“老北京”的名义,到场以书画助兴,抑或是写些小文章在报刊发表;做得更多的,则是借宣讲传统文化的机会,向年轻人推荐了不起的曲艺传统。宣讲时所举的例子,虽然是从曲艺家那里“偷来的活”,不料很受年轻人的欢迎。趁此机会,也将本人“掳叶子”的情况下向刘兰芳与曲协的朋友们简要汇报一二。

        常言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兰芳即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好榜样。“文不尽言,言不尽意”,絮叨这一篇,又即兴自撰对联“兰寓幽谷孔子赞,芳溢华夏众人评”(八角鼓词《赞花》一节云“兰为王者香,孔夫子在幽谷称扬”),聊表我与夫人孙燕华对刘兰芳的衷心感佩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