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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孔子与春秋贵族政治

        ▌钱冠宇

        相声大师马三立说过一段名为《吃元宵》的相声,把孔子这位“至圣先师”描绘成一个带着弟子混吃混喝的穷光蛋。这个段子本身虽然荒诞不经,纯粹是为插科打诨,却也反映出孔子形象在民间的一种畸变。

        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形象总是随着各个朝代的经学家和现实政治需要而不断变形,乃至失真。因此,梁启超才会总结说,孔子渐渐地变为董仲舒、何休,变为马融、郑玄,变为韩愈、欧阳修,变为程颐、朱熹,变为陆九渊、王守仁,变为顾炎武、戴震。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像孔子那样担当起华夏文化的象征符号。但孔子的历史愈是层累地造成,历史上真实的孔子面目就会愈加模糊。

        多年前,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曾在《历史的孔子与孔子的历史》一文中说过,中国虽然拥有海量关于孔子学说和思想的文章,却没有一部现代人写的有分量的《孔子传》。“因而我们的讨论,凡牵涉到孔子的生平事迹,便往往陷入模糊影响之谈。倘要了解孔子和他的思想,却不了解他生活的时代,他个人的道路,他说话的环境,那就不可能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也就难于写出信史。”

        如今,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李硕所著的《孔子大历史》,或许可以弥补朱维铮先生多年前的遗憾。此书是李硕在2010年出版的《贵族的黄昏:孔子和他的时代》基础上扩写而成的孔子传记,篇幅增加了一倍多,虽然采用通俗语言写作,但绝对不乏新见,很多地方甚至可以颠覆对孔子的常规认知。

        为孔子立传,必然先要理解孔子身处的那个时代。春秋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贵族政治时代。李硕将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政治形态称为“寡头共和”,意思是由少数家族维持的世袭统治。在李硕看来,周人灭商是华夏文明的重大转捩点。孔子之前的商代仍处于蒙昧和封闭状态,尤其体现在血腥人祭和严格的族内婚姻上。

        西周建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封建”一词的本义),分封诸侯国与原住民方国并立,在上层实行通婚,“建立和维系起一个有相似文化认同的中原统治阶层,这算是古典华夏政治文化的起源”。不过,周文明的局限在于贵族世袭统治使整个社会几乎丧失了流动性。当人口增长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列国间的势力平衡就会被打破。

        春秋政治真正的主人公是像齐桓公、晋文公这样叱咤风云的诸侯国君。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王权力被彻底架空,世袭贵族丧失活力,寡头政治难以为继,所以孔子哀叹“礼崩乐坏”,希望国君重建权威。

        “借孔子来看春秋”,是李硕写作本书的出发点,他没有单纯地依照史料记叙孔子的一生,而是将孔子这个最普通的贵族(“士”)放在春秋寡头政治的大背景下去审视,由此,很多难解的史料得以重获新的解释。

        首先是孔子的身世之谜。《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其中的“野合”该作何解,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极大的阐释空间。例如,多位中国学者将“野合”与先秦时代流行的高禖(管理婚姻、生育之神)祭祀民俗联系在一起。又如,日本汉学家白川静认为孔子很可能就是一位无名巫女的私生子……总之,关于孔子的出身,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李硕排除了现代人容易从字面上理解的“野外交合”之意,肯定“野合”指的是非婚的男女关系,也就是说,孔子父母谈的是跨阶级恋爱,不能明媒正娶。

        孔子的父亲孔纥祖上是宋国的贵族,后因内战到鲁国定居,当时的贵族身份在国家间都是承认的,所以孔家在鲁国也算是一支人丁不太兴旺的贵族。而孔子之母颜氏女则出身鲁国当地的农家,由于孔纥在孔子出生前就去世了,碍于阶级鸿沟,孔子自幼只能跟随母亲在贫穷的外婆家成长。直到孔子15岁时母亲去世,他才借父母合葬之机,认祖归宗,合法地获得了孔家的贵族身份。

        成为贵族后,孔子并没有嫌弃母亲家的那些穷亲戚,反而一生都在试图帮助颜氏亲戚们改善生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颜回父子。《论语》中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孔子对颜回安贫乐道的著名称赞。

        当然,李硕对孔子身世的叙述也只是他自己根据现存史料的一种推断,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但他能够自圆其说,且符合春秋时代的历史逻辑,就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观点。众所周知,上古史材料极其有限,故而学者在研究中发挥一定的联想往往也是重构历史现场的必要手段。

        类似的例子还有李硕关于孔子与阳虎是同父异母关系的推论。阳虎是鲁国掌握实权的“三桓”家族之一的季孙氏的家臣,也是孔子的冤家对手。“子畏于匡”的典故,讲的就是孔子在匡地(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被误认为阳虎而受到匡人围困。孔子与阳虎拥有血缘关系的猜想貌似大胆,但经过李硕的解释后又不会感到太过突兀,这或许就是合理推论与民科臆想的区别。

        除了把孔子置于春秋贵族政治背景下论述外,《孔子大历史》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对周代的姓氏、称谓、礼仪、教育、战争等方方面面进行了科普,使得本书也可以被当成一部生动的周代社会生活史来读。

        清代考据学家信奉“治经如剥笋”,而想要还原孔子的真实生命史,也唯有剥去包裹在他身上两千多年的重重“笋壳”,才能够接近本相。李硕剥出的“笋肉”未必能让所有人满意,但他至少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孔子和那个短暂的贵族时代。(《孔子大历史》,李硕,上海人民出版社)

  • 出之有据

        ▌傅奕群

        还有一些有着较高文化修养的经营者,命名的招牌多引经据典,出之有据,追求一种高贵典雅的美学味道,如经营酱品的“味莼园”,取自晋人张翰留恋故乡的莼羹鲈脍而辞官的故事;始于清光绪年间的长沙德园茶馆,店名取自《左传》中“有德则乐,乐则能久”之意。

        有些字号则来源于民间流传的人物传说和历史典故。浙江的“老三进”创始于清末,原为前店后厂的专业鞋店,“三进”出自黄石公三次以鞋试张良的典故,《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秦末隐士黄石公连续三天坐在桥上将自己的鞋子甩到桥下,再命张良拾起来替他穿上,以试其忍心和毅力,最后将《太公兵法》传给张良助汉灭秦。老三进巧用这则与鞋有关的典故命名,又寓有虚心进取、功成名就的吉祥之意,可谓非常贴切。浙江湖州的老字号“慕韩斋”药店原名“叶慕韩斋”。相传汉代长安市上有个叫韩康的人,采药卖药,讲究质量,口不二价,为后人传颂。浙江慈溪石步叶家老板,在湖州开设药店,极为仰慕韩康卖药的精神,故取名“叶慕韩斋”。清代北京的“都一处”烧卖馆众人皆知,据说“都一处”三字为乾隆皇帝御笔亲书。传说乾隆十七年(1752)除夕夜,皇帝信步走出皇宫,除夕之夜,合家团聚之日,许多店铺关门闭户,皇帝游转多时,在京城角落里发现一个小酒馆亮着灯,便进去喝酒。在饮酒过程中,皇帝得知小酒馆尚未起名,事后,宫内送来皇帝的御笔亲题“都一处”招牌。“都一处”烧卖馆从此身价倍增,名震京城。

        还有些以怪取胜的字号,如天津有“狗不理”,上海有“天晓得”,南京的一家著名膏药店,名为“高黏除”等。这些取怪名的字号,当然也是为了招揽生意。此外,店家在起店名字号时,还会注意防止五行和生肖相克,这是古人留下来的一种习俗。开木器行的,字号里从来不用“金”字,因为五行中“金克木”。又比如,商人自己属蛇,就从来不买蛇肉,自己开饭店也从来没卖过蛇肉等。

        当然,好的字号还需要好的经营管理手段,才能取得顾客的肯定和信赖,才能拥有广泛的社会信誉,使商铺得以大发展。在我国的许多老字号中,如中药店同仁堂、帽子店盛锡福、鞋店内联升、烤鸭店全聚德、涮羊肉东来顺、包子铺狗不理、刀剪铺张小泉、书画店荣宝斋、大饭店利顺德、笔庄李福寿和胡开文等,都是以其优异的经营管理方式赢得人们的世代传诵,其字号至今仍立于不败之地。

        春秋时期,商人阶层开始有了分化,分为行商和坐贾。这表明其时商业发展已具一定规模,分化是必然趋势。而坐贾的出现,则是牌匾广告得以产生的前提。坐贾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坐摊经营,或经营特定的商品,这样,牌匾广告就发展起来了。(13)

  • 跳舞的姑娘

        ▌雨果

        这工夫,七岁的小姑娘贝朗热珥·德·香舍佛里埃,从阳台的梅花格栏杆朝广场张望,忽然叫起来:“哈!瞧呀,百合花教母,那个美丽的姑娘敲着手鼓在跳舞,围了一大圈老百姓!”

        “是个波希米亚的吉卜赛姑娘吧。”百合花懒懒地扭头望望广场,说道。

        “瞧一瞧!瞧一瞧!”几位活泼的女伴纷纷跑到阳台;百合花也跟了过去,但是脚步缓慢,心里还在琢磨未婚夫为何如此冷淡。

        这个未婚夫倒是松了一口气。按说,陪伴美丽的百合花本是一件美差,从前他也是这样认为;然而,年轻军官渐渐心生厌腻,想想婚期迫近,他的态度也就日趋冷淡了。他出身的门第虽然十分高贵,但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染上了兵痞的恶习,最爱出入小酒馆,寻花问柳。他年纪轻轻就过上军旅生活,跑遍全国各地,他身上一层贵绅的光泽,被骑卫的军装磨损,日渐消退了。

        尽管他还隔三差五来看看百合花,可每次他都感到双重的难堪:一则,他到处拈花惹草,留给未婚妻的感情所剩无几了;二则,他那张嘴讲惯了脏话,来到这群庄重、规范而又文雅的美貌女子中间,生怕冒出脏话来。

        他倚着壁炉的雕刻框架,默默地伫立半晌,不知心中想什么还是什么也没想,这时,百合花却突然回头问他话。归根结底,可怜的姑娘跟他赌气,毕竟情非所愿。

        “表哥,您不是对我们说过,两个月前您巡夜,从十来个强盗手中救出一个吉卜赛小姑娘吗?也许就是在广场上跳舞的那个吉卜赛姑娘。您过来看看,是不是还认得,浮比斯表哥。”

        青年军官看出,姑娘特意邀请他过来,隐含着言归于好的愿望。

        “喏,”百合花说着,温存地将手搭在他的胳臂上,“您瞧瞧,那群人圈子里跳舞的那个小家伙,是不是那个吉卜赛姑娘?”

        浮比斯望了望,答道:“是她,看那只山羊,我就知道是她。”

        “教母,”贝朗热珥高声说,她总是东张西望,又突然抬头朝圣母院钟楼顶望去,“那顶上有个穿黑衣裳的人,他是谁呀?”

        几位姑娘都举目望去。在北钟楼顶,的确有一个人倚着栏杆,面对着河滩广场。那是一名教士。他的服装,以及双手托住的脸,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他在那里纹丝不动,好似一尊雕像,眼睛俯视,死死盯住广场。

        “那是若萨的主教代理先生。”百合花说道。

        “那埃及姑娘可得当心呀!”百合花说,“他不喜欢埃及。”

        “他那样望着小姑娘,真不像话,”阿姆洛特·德·蒙米歇尔补充说,“人家的舞跳得多好啊!”(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