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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振华:不应永远停留在创作的“舒适区”

        对谈

        对谈嘉宾:梁振华(编剧)

        对谈记者:邱伟

        为纪念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的30集电视剧《澳门人家》目前正在广东拍摄。记者近日采访了《澳门人家》总编剧梁振华。拥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等众多头衔的梁振华曾创作过《密战》《春天里》《神犬小七》《我的博士老公》等风格迥异的剧作,其作品多次荣获“华表奖”、“金鹰奖”、“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作为一部献礼剧,《澳门人家》跳出生硬的观念化表达,而是将家国情怀融入民生伦理中去表现,在梁振华看来,传达观念并非声音越大越好,只有春风化雨、丝丝入扣地讲故事,让观众接受了故事的形式,才会接受故事所负载的思想。谈到自己的创作涉猎题材广泛,梁振华表示,写作也是一门手艺,好的手艺人,要在面对不同题材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去创作,而每换一个题材,自己就得把全身的细胞都调动起来,像一场新的战争,作为创作者要有气魄挑战自己的创作惯性,不应该永远停留在创作的“舒适区”。

        受到《岁月神偷》的启发

        记者:作为纪念澳门回归二十周年献礼的大剧,《澳门人家》这个题材在写作过程中有什么难点?

        梁振华:任何题材肯定都会有困难,这个题材最大的价值是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澳门回归二十周年。大家在这个节点会想了解20年来澳门发生过什么,而最大的障碍也在这,就是大家所说的主旋律。有观众会认为这种作品在观赏性上会大打折扣,这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当我们要传达一个观念的时候,如果不断地把声音放得很大,让人听见我在讲什么,这种传播效果其实是很低的,我们应该春风化雨、丝丝入扣地讲故事。当观众接受了我们讲故事的形式,那他一定能接受故事负载的思想,这就是语态的变革。如果讲的故事越宏大越观念化,就越会被老百姓拒绝。所以《澳门人家》是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它的传奇性不是大开大合、恩怨生死,而是有淡淡的悲欢离合,虽然也有撕心裂肺,但这是戏剧化的需要,不是刻意的“狗血”。

        记者:如何从观众感受、观众视角出发,春风化雨、丝丝入扣地讲故事?

        梁振华:十年前我看了由任达华、吴君如出演的香港电影《岁月神偷》,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平民版的香港史诗,讲述香港从经济萧条到复苏这四十年的风雨。一个小鞋铺承载了大命题,故事性非常强。电影里面藏了很多诗意元素,既有历史史实,也有情感浓度。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作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澳门人家》这部作品,多少受了《岁月神偷》的一些启发,在平民叙事和时代精神的传递上两者是相通的。

        我在开始创作《澳门人家》时,也在突破观念化的壁垒,找到了民生、伦理、情感这三个关键词,所以我叫它“民生伦理剧”。观众们会随着这一家人的成长变迁、悲欢离合,看到这块土地上的哀愁、壮烈和希望。这部作品中没有讴歌,只有一种淡淡的吟咏,像岁月一样绵长。《澳门人家》的主题词是七个字,“有信、有心、有信心”。待人要有诚信,做事要用心,对待未来要有信心,信加心等于信心。找到这七个字,故事的魂就找到了。这就是一个梁记饼店做杏仁饼的故事,杏仁代表心,杏仁也是有信、有心的寓意。

        记者:作为编剧,你在《澳门人家》中用了什么样的创作技法?

        梁振华:《澳门人家》里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象征性的元素,比方我去澳门采访的时候,看到很多旧式的大宅子,当地人叫“大屋”,后来我们就围绕着“大屋”来进行创作。故事发生的地点位于澳门一条名叫三湾斜街的老街上,那里有一家百年招牌梁记饼店,以梁家大屋在岁月里的产权变更作为戏眼,澳门回归二十年中的日常做背景,三湾斜街做人物命运铺陈的舞台,讲述了这些年来当地最朴素逼真的伦常生活。这不仅是澳门二十余载发展历程的见证,更是一段温情历史的人文回音:梁家大屋的失散与复得,邻里之间遇到困难时的互相帮助、家庭经历聚散离合后的和睦共处、三代人之间误会化解后的荣辱与共,都蕴含着关于“回归”的丰富含义,更是暗喻了澳门的回归始终牵挂着中国人民的心。

        记者:《澳门人家》男一号由任达华出演,也是因为你喜欢任达华和《岁月神偷》吧?

        梁振华:这是我的执念,我跟制片方强烈推荐任达华,他是我心目中的男一号,任达华看了剧本也非常喜欢。董洁在剧中饰演他的女儿,主线是讲一个父亲和女儿各自的人生以及他们的关系。他在《岁月神偷》里那种拙朴劲儿演得很好,那张脸就是岁月时代的见证。而且我相信用香港演员来演《澳门人家》的男一号一定会有好处,因为港澳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观众能够相信这个故事发生在澳门,这个很重要。

        不喜欢给自己的创作设限

        记者:谈到现实题材作品,观众经常感受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剧里没生活”,看剧中人物也没有“身边人”的那种感觉。作为编剧,你怎么把创作更好地和生活相结合?

        梁振华:每个人都有生活,很多生活的常理是相同的,关键是你的作品要以何种形态展现你的生活。比方前年中央一套播出的《春天里》是农民工进城题材的,我在创作剧本时为了了解农民工,和搭档们在江苏的某个工地里住了一个星期。只有这样,我才知道他们晚上“卧谈会”在谈什么,每天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工作,想不想念孩子,城市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只要待一段时间我就懂了。这其实是一个逻辑,我们学逻辑是为了什么呢?逻辑是可以举一反三,套用到其他地方的。我懂得他们的生活逻辑之后,就要用创造性方法去把这个逻辑嫁接到别的情境当中去。之后我又跑到北京,因为《春天里》讲的是江苏建筑民工进北京的故事,我又到了北京的工地里面去跟农民工们聊,我发现他们的状态就跟在外面看到的不太一样。找到这种差异之后,我就懂得了他们出走和归来的心理动机,以及在城市中的心理状态。其他的生活就都跟我们一样,只要懂得环境和边界,抓到典型性和非典型性就好了。

        记者:正在拍摄的电视剧《暴风眼》是一个国安题材,但是国安题材的职业特点和公安刑侦不太一样,是一种于无声处的斗争,它的剧情没有那么多高潮,作为这部戏的编剧,你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呈现剧情去抓住观众呢?

        梁振华:就像你讲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正因为它表面是沉默的,所以叫做《暴风眼》。暴风飓风中有一个眼,他是最冷静的那个人,他和周边的不冷静形成反差。当代国安题材的确比较少,不像公安、警匪、反恐题材比较激烈。但它的激烈不在于动作,而在于人的思维、意识和智商。所以这里面更多的是心理战,是思维的博弈。这部戏的节奏其实不比刑侦剧弱,通常是在暗处去寻找那些藏在更暗处的人。这部戏也在传递非常强的国家安全意识,不要以为生活很平静,你很可能就身在暴风眼当中。

        记者:细数你的作品,《春天里》《思美人》《神犬小七》《我的博士老公》《密战》《伟大的历程》《大三峡》,你的写作涉猎非常广泛,在选择题材时你有什么方法?

        梁振华:我不喜欢给自己的创作设界限。编剧有两种,一种是他特别擅长一个领域并深耕细作,另外一种就是不给自己设限。我的标准只有一个,写能让我产生创作欲望的题材。

        像《暴风眼》《澳门人家》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会是我未来主攻的方向。我在大学任教,研究和讲授的是当代文学,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把文学性丢掉。这里包括文学性背后的诗意和理想主义,包括对现实的观察和反思。在固守这一份情怀的同时,我认为写作也是一门手艺,好的手艺人,在面对不同题材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去创作;当然永恒不变的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对历史、时代、社会和人性的观察、挖掘和思考。

        我不喜欢在惯性里行走,选择不同的题材也是在挑战自己的创作惯性。每换一个题材,我就得把全身的细胞全部调动起来,每次都是一场新的战争。所以,有些作品挑战比较大,也会带来争议,但无怨无悔。我以为,创作者就得有这个气魄,不应该永远停留在创作的“舒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