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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屏风的中国元素

        ▌谢田

        每年的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所以每到五月,中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博物馆,都会举办大型特展。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正在举办一场名为“纺美,日本美术的名品,从雪舟、永德,到光琳、北斋”的特展,展期为5月3日至6月2日。笔者日前参观了该展,鉴赏了众多精美的文物。

        这个特展是日本文化厅、宫内厅、读卖新闻社的联合项目“Tsumugu(纺) Project(项目)”的一环。该项目开始于2018年,旨在保存和继承日本的珍贵文物及皇室宝物。特展的第一件展品,就是日本皇室收藏的名宝,狩野永德的《唐狮子图屏风》。狩野永德(1543年至1590年)是日本绘画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他不但家学渊源深厚,更是才华过人,人们说他是“携带五彩画笔出生的”。狩野永德生活在日本从战乱走向统一的时代,而他的主顾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正是统一日本的诸侯。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家族统治的时间都不长,从1573到1603年,但就在这30年的时间里,日本艺术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史称安土桃山时代。

        丰臣秀吉出身贫寒,掌权之后极为喜欢黄金和豪华的事物。他大兴土木,建立了聚乐第和大阪城等华丽建筑,里面装饰巨大的黄金壁画,时人形容其为“豪华绚烂”。当时日本画坛的主力就是狩野永德及其率领的团队,他们在几乎没有成本限制的情况下绘制了大量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日本艺术走向成熟。可惜的是,由于战乱频繁,桃山时代的宫殿建筑全部被毁,作为建筑附属的壁画屏风等也都被付之一炬,只有个别作品遗留下来,现在都是艺术史上的珍品。

        《唐狮子图屏风》是一对,右面一扇是狩野永德的亲笔。这个屏风大得出奇,高2.2米,宽4.5米,折为六曲,上面以金粉为地,画着两只漂亮的“唐狮子”,也就是中国狮子。中国没有狮子,不过皇宫门前有石狮子,被当作权力的象征,所以日本人以为中国有狮子。日本自古崇尚中国文化,以唐物为尊,唐狮子就是统治权力的象征。

        古代日本人没见过真狮子,日本本土的猛兽只有野猪,被称为“田里的狮子”,中国人也没见过真狮子,所以日本的唐狮子是在中国式幻想狮子的基础上进行再设计。狩野永德笔下的唐狮子好似传说中的神兽,獠牙外露,火焰型卷云毛、还有圈状斑纹等,都是独特的设计,风格豪快雄壮。这件尺寸超大的作品原来属于丰臣秀吉,1582年,在秀吉进攻广岛的领主毛利辉元的时候,京都发生了政变,织田信长遇刺,于是他迅速回军平叛,然后将这个屏风赠予毛利家作为媾和的信物。

        屏风原本应该是一双,但是只流传下来一面。1639年,毛利家的领主去江户(今东京)觐见幕府将军,带去了《唐狮子图屏风》。狩野永德的曾孙狩野常信(1636年至1713年)尽其全力,创作了另一面,将屏风补齐成一双。狩野常信的画风以稳健出名,但是这幅唐狮子线条粗壮,笔势抑扬顿挫,以超水平的发挥,完成了与曾祖父的合奏,成为艺术史上的佳话。1888年,毛利元德将这对屏风献给了皇室,作为新宫殿落成的贺礼,然后由皇室收藏至今。

        东京国立博物馆在特展上也拿出了一件狩野永德的名作,日本国宝《桧木图屏风》。这件作品是四曲一双的屏风,原本是障子画,也叫袄绘,就是在拉门上绘制的壁画,画面上还能找到金属门把手的痕迹。

        《桧木图屏风》来自八条宫殿。1589年,丰臣秀吉生了一个名叫鹤松的儿子,于是他和养子智仁亲王解除了关系,然后为智仁亲王设立了八条宫家并兴建宫殿,宫殿的装饰画由狩野永德负责。由于肩负的工作量极为巨大,狩野永德于1590年8月因过度劳累去世,同年落成的八条宫殿也就成了一代宗师最后的作品。

        这幅画的背景和唐狮子图一样,以金箔装饰,作为主题的桧木虽然是植物,但是巨木粗枝肆意伸展,撑起了整幅画面,气势逼人。画家简化了背景,减少了用色的种类,使用类似稻梗制的硬毛笔,粗放地描绘树皮,再用大蛇般扭曲的姿态,让桧木强韧的生命力跃然纸上。这种强烈的气概和豪放的审美观,是狩野永德独创的“大画样式”,是日本艺术的成就之一。

        狩野永德之后的传人,都奉行了一条原则,就是为统治者画画,这样至少能保障家族兴旺。狩野永德的孙子狩野探幽(1602年至1674年),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了江户幕府的御用画师,众多宫殿的壁画都出自其手,这确保了狩野派在江户时代持续二百年的繁荣。这次的纺美特展上,展出了日本皇室收藏的《唐子游图屏风》,画的是一群中国小孩做游戏,特别可爱,是狩野探幽晚年的名作。

        古代日本的人物画喜欢以中国为主题,反映本土乡土生活的反而少见。狩野探幽弟子久隅守景的《纳凉图屏风》,就因为其罕见的主题,在日本艺术史上有了一席之地。

        《纳凉图屏风》全称《夕颜棚纳凉图屏风》,是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日本国宝文物。这件二曲屏风为纸本淡彩墨画,画了一家农民在葫芦棚下赏月,颇有云淡风轻的感觉。场景主题来自于女诗人木下长啸子的和歌:“房檐边,葫芦藤下乘凉,男子着轻衣,女子裹贴身裙,这是天下至乐,有谁能如此呢?”

        这幅画内容很休闲,画面上的农夫及其家人在朦胧月光下于葫芦棚内纳凉。农夫粗壮的手腕以粗墨线画出,女子的身体以流畅的细线描画,使其肌肤显得非常白嫩。小孩子露出半边臂膀,紧挨在农夫身旁。三个人的脸部描绘细致,表情悠闲,而葫芦瓜叶和稻草屋顶描线甚粗,往往以快笔一气画成,笔法的差异突显了人与物的不同。此画留白极多,用淡墨简笔,轻巧淡泊,时代特征极为明显,是江户前期狩野派水墨画的代表作之一。

        久隅守景是狩野探幽门下最杰出的弟子,号为无下斋。生卒年月不详,现存最早作品到1634年,最晚到1698年。他在中年的时候,由于子女的不良行迹而被逐出师门,去了加贺前田藩的金泽当画家,这幅作品就是那时候的,大概是应官员或者领主要求而画的,表现当地农民的幸福生活。有人认为画上三个人的原型就是作者和他的子女,表现了作者梦想的生活状态。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仔细看就会发现,农夫的面容不像下地干活儿的,倒像是个画家。

        1952年,这幅作品被指定为日本国宝,因为它是非常罕见的日本农民画,还是名家名作。此外,纳凉图的休闲主题,展现了江户初期战乱终结,安享太平的景象,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又符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 宦海沉浮柳三变

        大雨刚过,寒意升起,蝉都停止了鸣叫。长亭之外,正有人依依惜别。无奈船家不解风情,频频催促,一双离人只得把千般离愁化作无语凝噎。男子登船而去,送别的女子把目光投向千里烟波,还有暮霭沉沉的遥远天边,看着小船消失。

        这场离别发生在北宋天圣二年(1024),已经凭借才名而为世人熟知的大词人柳三变此前不久刚刚经历了第四次进士落第,四十岁上下的他心灰意冷,决定离开京城。

        柳三变有个“奉旨填词”的称号。北宋严有翼在《艺苑雌黄》中记载其“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人向宋仁宗推荐柳三变,仁宗回答说:“是那个填词的柳三变吗?”臣下回答说是,仁宗便说:“且去填词。”从此,柳三变每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并且自谓“奉旨填词柳三变”。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第十六卷记载的内容也许可以解释仁宗为何不欣赏柳三变:宋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不喜欢“浮艳虚薄”的作品。在当时人看来,写通俗歌曲的柳三变之作品就是“淫冶”之曲。其词作《鹤冲天》中还有这样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某次考后放榜之前,仁宗特意嘱咐:“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便把柳三变打入另册。

        清人宋翔凤在《乐府馀论》中“耆卿(柳三变后来之字)蹉跎于仁宗朝”的论断似乎是上述两事的最好总结,后人也经常因柳三变与宋仁宗之间的故事抒发感怀。然而,柳三变之所以屡试不第,也许不该归咎于仁宗不喜欢柳三变的词风,甚至不应该归咎于宋仁宗。

        根据学者考证,柳三变大约出生于984年前后,其初次进京应试大约是大中祥符二年(1009),而前文中提及让仁宗颇为不喜的《鹤冲天》一词正是作于柳三变首次落第之后。词中“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的“偶失”说法可视为初落第的佐证(若是多次落第,大可说“屡失”)。大中祥符是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的年号,之后,柳永又分别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天禧二年(1018)以及前文提到的天圣二年(1024)三次落第。其中,天禧也是宋真宗年号,天圣方才是仁宗年号。根据史料记载,宋仁宗即位于1022年,时年13岁——即便说柳三变“蹉跎”,也应是在真宗朝,而非仁宗朝。

        蹉跎于真宗朝的柳三变,何以在少年仁宗皇帝即位的第三年(1024)便被打入另册?根据史料记载,宋真宗遗诏有云:“尊后(章献肃明皇后刘氏)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宋真宗离世之前,由于醉心道事以及身体抱恙等原因已经少理朝政,政令多出自刘后之手。也就是说,柳三变的蹉跎很可能是由于“得罪”了真宗朝的皇后、仁宗朝的太后。

        柳三变得罪刘后也非因为其词风“浮艳”,但确实因为词作得罪了刘后。1018年,时年9岁的皇六子赵祯被立为太子,同年,柳三变作《玉楼春·星闱上笏金章贵》一词:“星闱上笏金章贵,重委外台疏近侍。百常天阁旧通班,九岁国储新上计。太仓日富中邦最。宣室夜思前席对。归心怡悦酒肠宽,不泛千钟应不醉。”

        其中“重委外台”的说法意即皇帝重用宦官,疏远大臣;“通班”的说法其实用了汉朝重臣陈平等人谋诛吕后之典故;“九岁国储”的说法明指汉景帝在9岁时便被立为国储,但巧合的是,宋仁宗也是在9岁时被立为国储的;“宣室夜思前席对”一句则更为直接,用汉文帝问贾谊鬼神之事的典故讽喻宋真宗好道事、好神迹。某种程度上暗指从1008年以来真宗朝所做的种种封禅、祭祀之事。

        也就是说,柳三变因为词中表现出的对当时政治的评议、调侃以及讽喻而得罪了当权者,特别是其中的很多说法都有意无意地“针对”着参与两朝政事的皇(太)后,虽未获罪,但终究影响了自己的仕途。

        此外,宋时考试制度规定:“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还要考察对《论语》《春秋》《礼记》等经书的掌握情况。柳三变以通俗易懂的长词名于当时和后世,但极少有诗、文传世,故而后人无从考证其诗、文、经义水平——也许柳三变真的不是一个应试高手,方才屡屡落第。

        有趣的是,宋仁宗亲政的第二年,即景祐元年(1034),一个名叫柳永的人登春闱恩科第。(本文在撰文过程中参考了薛瑞生校注的《乐章集校注》) 

        本报记者 袁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