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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好先生”的信札之谜

        管继平

        二十多年前,我喜欢读对联掌故之类的书,最喜爱的三本书是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张伯驹的《素月楼联语》和梁羽生的《名联谈趣》。其中最通俗浅白的是《名联谈趣》,最精练短小又藏蕴丰富的是《素月楼联语》,薄薄一册,可置于枕边晨夕相对,百读不厌。敝书架上还藏有一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直排本《张伯驹词集》,说实话,仅买时翻了一下,之后还真没好好读过。

        时间一晃即过,去年读到数篇关于张伯驹先生的文章,感觉似乎有点特别,故宫博物院还举办了“张伯驹捐献文物精品展”,留意一看,原来2018年是张伯驹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是该好好纪念这位“好好先生”了,虽说晚了点。张伯驹自封“好好先生”,并非标榜自我的“好”,而是因为他藏有唐代杜牧的墨迹“张好好诗”,这也是过去文人的一种风气,即以自己珍爱的宝物藏品来取字号或者斋名。譬如张大千因藏有《韩熙载夜宴图》,取一斋名“昵宴楼”。张伯驹另有一别号“游春主人”,也是因他藏有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而得名。

        如今很多人说起张伯驹,都是以“大收藏家”一名以冠之,还有就是传颂他的“好”,大爱无私,为了不使老祖宗传下来的国宝流失海外,不惜变卖家产出重金购下。张伯驹曾言:“人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张伯驹化私为公,陆续将所藏的大部分精品书画捐献或转让给国家,实现了他曾说的藏品“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诺言。这些藏品中除了有传世文物中最早的名人书画——晋代陆机《平复帖》以及隋代展子虔《游春图》,还有唐代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蔡襄的《自书诗册》等,均为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物。难怪有人称张伯驹捐赠的藏品,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的“半壁江山”。当然这只是民间的说法,按官方的正确表述则是“极大地丰富了故宫的书画馆藏,提升了故宫书画的收藏品质”。

        作为大收藏家的张伯驹,被说的太多了,我还是愿意说说先生的其他。章伯钧曾说张伯驹“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这些都没错,但缺了颇为重要的一项:京剧。张伯驹从小接触京剧,许多戏都唱得滚瓜烂熟,至三十来岁时,水到渠成,拜京剧名家余叔岩为师,十年里跟着余叔岩学了四十多出剧目。余叔岩平时爱抽大烟,张伯驹说:“我学余派,就是帮他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一字字、一句句抠出来的。”虽然张伯驹不是京剧名角,但确是京剧名票,余叔岩喜欢他,就是因为他的传统文化功底深厚,精通诗词音律,他对京剧的许多见解,往往要高于一些京剧名角。老一辈京剧艺人的文化修养大多不高,他们对剧目唱词的修改提炼,通常要依赖文人的润色;余叔岩的唱段新词,多出自张伯驹之手,所以张伯驹深谙余派的表演艺术,是余派之嫡传。像著名的余派女老生张文涓,没赶上拜余叔岩,就拜张伯驹为师;余氏弟子李少春,那么大的角儿,一出余派的经典《战樊城》,还是跟张伯驹学的。可见作为“名票”的张伯驹在京剧界的地位。上世纪七十年代,张伯驹因患白内障许久不出门,闲坐无聊,回忆自己从七岁看戏以及与伶界交往得来的佚闻旧事,拉杂写七言绝句一百七十七首,专门出了一本《红毹纪梦诗注》,供“茶余酒后,聊破岑寂”也,诗才之捷,涉笔成趣,恐非寻常文士所能达到的吧?

        诗词书画俱能的张伯驹,大概还是词学的成就最高,周汝昌评价张伯驹是真正的“词人之词”,他说古往今来倚声填词者岂止万千,而“词人之词”屈指可数,张伯驹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最近我重新抓起《张伯驹词集》,闲来赏读,以解“沉寂”。结果“沉寂”未解,却发现一首《瑞鹧鸪》,恰巧解了我所藏张伯驹信札中的一点疑惑。

        我藏有一则张伯驹致张牧石的信札,还附有实寄封,只是信封上的邮票被剪,略显美中不足。张牧石是天津人,因受父亲影响,从小喜欢京戏,并能诗词,擅书法篆刻。上世纪五十年代,才二十来岁的张牧石在参加北京“庚寅词社”与天津“梦碧词社”的活动时与张伯驹相识,自此开始书信往来,成了忘年交。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张伯驹从吉林省博物馆退休后,几经周折,才将户口落到北京。那段时间比较闲暇枯闷,张伯驹与夫人潘素每年都会到天津小住两次,看花访友,填词谈戏,玩诗钟、赏书画。张伯驹在天津时经常住在张牧石并不宽敞的家里,两人相差三十岁,张牧石对张伯驹执弟子礼,于诗词书画等多有请益,张牧石擅刻印,张伯驹的许多印章都由张牧石为之。

        刚得到这则信札时,我颇感庆幸,故未加细究,回家后发现缺了一页,以致信中开始几句稍感不知所云。尽管如此,我仍觉得它值得收藏,因为张伯驹的书札墨迹并不多见,何况此信的书体,与他晚年所谓的“鸟羽体”并不一致,从中可探出他早年习书的取法路径。且看这则信札的内容如下——

        ……看牡丹,门禁不得入词,“菊可簪”可易“可斟”,结用原句,海棠词仍用对颜红原句。

        秋碧传奇津至少应钞三本,可由绍基钞一本。秋碧词亦希能钞一本,时间长短不拘。丛碧词话即拟钞五本,故此次未由绍箕带回。上次长河来,云其岳父想退休只搞这一套(指旧文学)。潘素曰:现在须知道外边行市。此一句话余恒不愿听。而长河急曰:对了!因此余对长河只说淡话,无性灵感情者终非吾道中人,更不足言词矣。

        碧 顿首

        张伯驹字“丛碧”,故信末仅署一“碧”字。此信未署日期,按信封的邮戳辨认,其到达的日期是1975年4月27日。其时正是张伯驹与张牧石诗词唱和通信颇勤的几年,此信也是谈词,可能前一页有铺陈交代,此页开首则讲有的字词不可入句,而“菊可簪”不妨改成“菊可斟”,有的仍用原句……我在《张伯驹词集》中偶然读到一首“瑞鹧鸪”,才弄明白此信说的正是那首词。

        瑞鹧鸪(壬子暮春,晨赴社稷坛看牡丹,门禁不得入)

        东风送暖散轻阴,无数芳菲满上林。客舍只多看草长,侯门肯许问春深。

        行吟楚泽兰为佩,醉就重阳菊可斟。莫更叫他村女笑,菜花盈鬓自能簪。

        信中还提到几本词集,希望能得个副本;过去,在不能出版印刷的情况下,只能靠手抄传播。颇值得一提的是《秋碧传奇》和《秋碧词》,此乃文坛一则“乌龙”趣事,即当年有一皖籍词人胡先生化名胡蘋秋女史,写词载于《乐安词刊》,张伯驹见其词,惊为才女,故投函于胡,倍致倾慕。二人遂相唱和,词意缠绵,积稿四卷,题曰《秋碧词》。翌年此事才真相大白,遂成词坛“新世说”,引为笑谈。后来天津的著名词曲家陈宗枢还专门写了《秋碧词传奇》以表其事,并编成昆曲剧本,张伯驹阅后大赞,叹为绝世佳构,可与《桃花扇》、《牡丹亭》鼎足而成三美,故欣然赋诗曰:“三绝于今成鼎峙,桃花扇与牡丹亭。”

        信中亦提及了“绍箕”和“长河”两人,“长河”不详,张伯驹在信中对他颇有微词;绍箕乃杨绍箕,是张伯驹的晚辈世交,曾随张伯驹学诗词,其时可能在香港。

        张伯驹的书法很有特点,尤其是稍大一些的字,灵动飘逸、羽飞燕舞,人称“鸟羽体”。然而就其线条的力度来看,则未免不足。古人形容书法的“奔雷坠石、飞鸟惊蛇”之类,不仅在姿态上,更是线条的势态与质感。至于这“鸟羽体”最早的出处何在?则未见其详,似乎只是刘海粟对张伯驹的评价。刘海粟素来目无巨子,但对张伯驹却是例外,他说:“丛碧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剧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我看了多幅“鸟羽体”书法,都是张伯驹晚年所书,也许是他晚年的变法独创;他的一些小字题跋和书札手迹,倒透露出早年书学钟王一路的传统笔力,如这封书札的字体,质朴典雅、醇古缜密,所谓张伯驹早年书法直取钟繇之《贺捷表》、右军之《十七帖》,诚然不虚也。

        当然,对这样一位长年浸淫于古代一流书画真迹中的学问大家,其在书画艺术上的眼力和识见是常人无法比拟的。对自己以前的字,他并不看重,也必悔其少作视为“劣迹”,因为他绝对是经历过大场面、见过大世面的人。试想,在他将举世国宝捐出后没多久,却成了“右派”,去吉林、下舒兰,老病残年,居无定所。若不是陈毅追悼会上他的一副挽联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而后被安排进中央文史馆的话,他在北京几乎成了“三无”人员(无户口、无职业、无收入)。然而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张伯驹并无太多怨言,他曾有一首和张牧石的“浣溪沙”,最后两句曰“泉清难似在山时,浮沉只作倦云归”,显示出一个智者的淡泊宽厚,早已看淡了世事浮沉。

  • 句践的传奇

        陈侃章

        句践(?-前465年),姒姓,又称菼执,春秋末期越国国君。相传其先祖为无余,其父允常,始称“越王”。越国西与楚国为邻,北与吴国相接,越因与吴结下宿怨,不时互相攻伐。允常死后,句践即位,始纪年,为越王句践元年(前496年)。

        借助于允常亡故、句践初立,吴王阖闾挥师伐越。吴越两军在槜李(今浙江嘉兴)列阵,句践用死士挑战,三呼至吴阵后自刎。吴军见状十分惊恐,句践乘机掩袭,吴军大败,致使吴王阖闾受重伤,死于途中。阖闾之子夫差继位,立志报槜李之耻,日夜加紧练兵。

        句践闻讯,先发制人,起兵仓促伐吴。夫椒一役,越军溃败,句践率残部退至会稽山,吴军紧追不舍,将其团团围住。迫于形势,句践与范蠡、文种商议后,乃卑辞厚礼,忍辱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句践偕妻、将、臣,入吴为质;他吃粗粮、睡马厩,为吴王牧马劳顿,甚至亲尝其便溺,以博取吴王的彻底信任。

        句践返国后,“苦身焦思,置胆于座,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即“专心思考,把苦胆放在座位附近,无论是坐还是卧,都要舔食苦胆,就连吃饭时也要尝一下苦胆的滋味”),时不时还会说:“汝忘会稽之耻耶?”句践亲自耕作,“食不加肉,衣不重彩”,还经常卑身下访,求贤问策,厚遇宾客。那段时间,越国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富民养士,上下一心,同仇敌忾。

        句践十五年春(前482年),吴王夫差率精兵北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新乡),欲争霸主之位,只留下太子与老弱留守吴国。越王句践闻讯后兵发吴国,次年虏杀吴太子,而后入吴,焚毁姑胥台。吴国快骑向夫差报告消息,由于当时夫差正与诸侯盟会,生怕天下知晓,下令严格保密。盟会完毕后,夫差立即派遣使臣携带厚礼向越国求和。句践自知无法灭吴,便与吴国再度和平相处。

        句践十九年(前478年),越王再次率兵伐吴,于笠泽(今上海松江,一说太湖)大破吴军。吴军溃败,夫差逃到姑苏山,又派遣使臣前来求和。句践不忍心,准备应下,但是范蠡坚决不允许,命令鸣鼓进军。吴王夫差羞愤难当,无奈自杀,吴国遂被越国所灭。

        句践能够兴越灭吴,除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卧薪尝胆、坚毅果敢之外,重用、活用范蠡、文种、计然等人也是关键所在。后来,句践引兵北渡江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号令齐、楚、秦、晋各国皆辅佐周室。周元王赐句践胙(胙:祭祀时所用的肉),命为诸侯之伯。句践占有吴地,而后又占据了楚、宋、鲁等国的部分土地,大举分封,并在秣陵(今江苏南京)筑城,封立侯国。后来他又迁移都城至琅琊(今山东临沂),建起观台,周围七里,直望东海。

        世传越王句践其人可与人共患难而不可共享乐,“大名之下,难以久居”,故而范蠡离隐、文种伏剑(以剑自刎)、计然佯狂。句践三十一年冬(前465年),句践临终时嘱咐太子:“吾自禹之后,承允常之德,蒙天灵之祐、神祇之福,从穷越之地,籍楚之前锋,以摧吴王之干戈,跨江涉淮,从晋齐之地,功德巍巍。自致于斯,其可不诫乎?夫霸者之后,难以久立,其慎之哉!”据传句践墓位于独山(今绍兴城西柯山),如今绍兴尚存句践小城、越王台、越王峥、日铸岭,诸暨尚存埤中、大阜、句乘、越山、王坟岗、千秋桥、万岁桥等与越国有关的古迹和传说。

        无论如何,句践都是越国一千八百年历史上最享盛誉的一位传奇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