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嵯峨城阙帝子宫 却羡海客谈瀛洲

身难由己的明代皇族生活

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06月13日        版次: 39     作者:

    沐国公府宝石冠

    ▌首阳大君

    在古代,科举是平民百姓改变命运的一条重要通道,且不说金榜题名之后的风光,单是这读书人的身份,就足以使其获得生活的保障。然而,在明代,却有这么一群人连参加科考的机会都没有——那就是身份高贵的宗室子弟。

    明朝帝王们制定了一整套防范宗室的条例,包括“二王不相见”、“禁止宗室参加科举”、“不得离开封地”等等。在严密的控制下,他们无疑是这个帝国最高贵的“笼中之鸟”。好比“禁宗室科考”一条,儒生穷数十年参加科举,而多数只落得个“举头空羡榜中名”的结局,固然可悲。但明朝宗室则连科举的机会都可望而不可即,不免更令人暗自嗟叹。

    鲁府镇国将军朱冕甫(郡王除继承人之外诸子封“镇国将军”),“倜傥有大志”。年轻时候“以任侠自名”,走马蹴鞠无所不为。后来发奋图强,攻读诗书“日诵数千言”,最终名满天下。到这时他才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祖制已经使他这一辈子都无法取得功名,经世致用。伤感之下,他将“博士家言”放在桌上,感慨道:“让我俯首苦读两三年,取个功名有何难?可碍于祖制,只能老死牖下,碌碌无为,真是命啊!”(“使我俯首治此三两年,其拾一第岂足难哉!顾令人老死牖下,不获尺寸表见,命矣!命矣!”辄泣数行下。《藩献记》)

    可见,皇族中不乏超世之才,但却鲜有给今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明朝的制度禁止宗亲入仕,如此一来,即便你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也不过做个骚人墨客,何谈建功立业、万古流芳?明朝肃王朱真淤的边塞诗,被称作“有盛唐诸名人风”,乃至到了“王龙标不能过”的水平:“远出渔阳北击胡,将军谈笑挽雕弧。千金底购单于首,赎得沙场战骨无。”(《塞上绝句》)被耽误的宗室才子们到底有多少,恐怕永远是谜。

    当然,皇族中也多有唯愿畅游山水、广结良朋的逍遥君子,但这依旧是难以达到的人生理想。为防藩王作乱,宗亲们除了扫墓与迎驾之外,不被允许离开封城,不然便是要上达天听的大罪。纵观明史,也不过英宗时皇叔襄宪王忠义有加,被特许每年秋冬之际可以出城游猎三五次罢了。

    正是因此,生于边境的安塞王朱秩炅才“恨居塞上,不获与齐鲁吴楚士游”。他还写了一篇《倦游对》,抱怨自己若想仿照“王公大人之游”,则会涉嫌大不敬。而若仿“逸人畸士”之游,却又受礼教的限制,可谓两难。只好足不出户,读书度日:“吾欲为王公大人游乎,则必使虎贲健儿十百为率,骑乘如云,充塞道路。陆取熊罴,水捕鲸鲵,几百所需,指麾如意,然后快耳!而藩国用人,咸遵定制,一逾则涉不敬、启嫌疑……余欲为逸人畸士之游乎,则必跨谪仙之驴,泛子猷之舟,幅巾野服,从一二童子、三五同志,载瓢瓠酒,豫炙一鸡,果蔬脯醢,惟事真率……而身隷国姓,名号王爵,岂可舍衮衣绣斧之称,为放浪不羁之适?”

    为了满足对红尘世界的好奇,宗亲们都喜欢招揽宾客。益宣王结交各地名士,一掷千金,甚至到了用尽王府九库金钱的地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宗室政策的更多弊端开始显现。嘉靖四十年,镇国将军朱聪浸上疏哭诉自己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宗室中甚至有人死了十年都没钱安葬:“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不曾一食……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间,有流徙他乡,有饿死于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世宗实录》)

    身为天潢贵胄,为何会沦为乞丐?原来随着宗室人口的膨胀,地方财政已经难以承担高标准的俸禄。明太祖时,全国郡王将军以下宗室男女不过58人,而不到200年后的嘉靖八年,仅男性在籍宗室就已经达到了8214人!

    山西与河南就是拖欠宗禄的重灾区。嘉靖三十二年,山西存留米麦152万石,支付宗禄却需要312万石。河南留存米麦84.3万石,而宗禄则需要192万石,“是二省之粮,犹不足以供禄米之半”(《皇明经世文编》)。

    更要命的是,宗室不准从事工商行业。即便俸禄日复一日拖欠,贫困的中低等皇族却连自谋生计也不能!“穷则思变”,许多宗亲自发要求改革,嘉靖帝也制定了新的《宗藩条例》以适应时局。然而改革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财政不断恶化。学者张德信推算,天启四年(1625年)时, 宗室禄米在全国田赋中的逆差超出143%!琼林库中无一物矣。

    就这样,日渐庞大的宗室,与捆绑着他们的明王朝,滑向了最后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