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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墨井道人如何融入西洋画法

        ▌张天慜

        近日,“传心之美——梵蒂冈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展”于故宫神武门开幕。本次展览中,除了梵蒂冈博物馆首次带回中国展出的78件中国文物,故宫博物院也精选出相关展品共同参展,其中便有清代画家吴历的山水画,引起了广泛关注。

        吴历何许人也?明末清初之际,中国的文化圈子顺势南移,时有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人水墨淋漓,被誉为“清初四王”。四人中以苏州人王时敏年龄最长,位居“四王”之首,王翚、吴历、王原祁等皆出于其门下。多年之后,随着吴历和恽南田的成长,前后六位大师早已不分伯仲,“四王”也逐渐被“清初六家”或“四王吴恽”所取代。

        吴历祖籍江苏常熟,相传他家院内有一口老井,井内常有黑水溢出,故自号“墨井道人”。先祖吴讷在宣德朝官至左副都御使,任内严惩贪官,百姓敬如神明,明史载:“继按贵州,恩威并行,蛮人畏服。”由于父亲早亡,吴历便由母亲抚养长大,此时吴家虽已败落,但祖训却未曾改变。也正是因为吴母对孩子的谆谆教诲,才奠定了吴历此后的高洁品性。

        士大夫自古以仕途为正道,但在特定的背景下,士大夫亦会“不为五斗米折腰”。清军入关时,各路文人聚集南方,他们大多辞官退隐,选择出家、经商或是云游的生活,这其中就包括王时敏与太仓人王鉴,吴历遂得以拜于门下,专心研习山水。《墨井画跋》中就常有“拙修堂观画”等题字,此处的“拙修堂”正是王时敏的画室。

        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抵达广东,西学东渐正式开始。中国士大夫们对于欧洲的天文、算术等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时常与洋人学习探讨。至明末北方大乱,包括商人、传教士在内的大批洋人又随着士大夫南下避难,正是这段时间,吴历开始广结善缘,逐渐变得“洋气”起来。须知“二王”以临摹宋元古画为主,倡导“一意摹古,反对创新”。而在多年之后,学生吴历却别出心裁,他的作品中既有中国传统元素,又兼备欧洲的整体布局,后人评价为:“作画每用西洋法,云气绵渺凌云,迥异平时。”著名的《湖天春色图》就是典型的西方透视之作。

        改变吴历人生轨迹的,是两趟“朝圣之旅”。第一次发生在康熙初年,时任钦天监监正的德国人汤若望因被指责新历有假,于是整个西洋团队均遭罢黜,但此后中国监正推闰失误,洋团又得以复职。常州人许之渐与汤若望等人交好,闻讯便立即要去北京贺喜。长路漫漫,许之渐力邀吴历同行,后者欣然应允。

        在北京,吴历的思想与事业统统得到了升华。许之渐曾是顺治进士,他本想将吴历推荐入仕,可吴历却反被一些西方事物所吸引。在汤若望平反后,京城的欧洲学者备受尊重,通过许之渐的介绍,吴历结识了很多外国友人,并能融入其中,怡然自得,继而打开了自己心中的另一扇窗。此外,他用空闲时间观摩了很多古书字画,且从中获得了不少灵感。在北京的这段日子,吴历开始步入创作的黄金期,在中国的文化圈内也逐渐有了名气。

        若不是得知默荣离世的消息,吴历或许会长留北京。默荣是常熟兴福寺僧人,同时也是吴历的学生,两人实为莫逆之交。此番生死永别,吴历以一幅《兴福庵感旧图》来纪念挚友,随后又自题了“自惭浪迹,有负同心”和“云看无限意,何事即浮沉”等一些文字,流出一股对世界的无奈与敬畏之心。在之后的几年中,他的儒学老师陈瑚,以及恩师王鉴、王时敏也先后离世,这时的吴历已年近半百,陋室空堂,满目凄凉,是时候开启那第二次“朝圣之旅”了。

        《湖天春色图》作于吴历45岁那年,作者以爽朗明快的线条绘出了一幅早春的南国美景,图中既采用了西洋画法,也毫无一丝忧郁。原来,这幅画是吴历赠给欧洲友人远西鲁(鲁日满)的礼物,画中题跋就有:“丙辰春从游远西鲁先生,得登君子之堂,诗酒累日。”难得吴历如此开心,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与外国朋友的会面或许成了他的寄托。就在王时敏去世后的第二年,吴历决定跟随比利时人柏应理前往欧洲生活,但当俩人抵达澳门时,吴历却染上了疾病,无法承受大海的颠簸,旅行最终也未能如愿。

        一年后,柏应理独自回到了欧洲,他将带回的汉文书刊献给了罗马教皇,这批典籍随后就被收藏在了梵蒂冈图书馆,并对以后的中欧文化交流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吴历也彻底离开了家乡那口墨井,开始了第二段旅程。

        在“清初六家”中,王翚因与吴历同龄又同门,世人就常把二人拿来比较,各自褒贬不一。直到他们71岁那年,胜负似乎有了定论,王翚在吴历的《凤阿山房图》上留下了一段颇有深意的题跋:“墨井道人与余同学同庚又复同里,自其遁迹高隐以来,余亦奔走四方,分北者久之,然每见其墨妙,出宋入元,登峰造极,往往服膺不失。”

  • 身难由己的明代皇族生活

        ▌首阳大君

        在古代,科举是平民百姓改变命运的一条重要通道,且不说金榜题名之后的风光,单是这读书人的身份,就足以使其获得生活的保障。然而,在明代,却有这么一群人连参加科考的机会都没有——那就是身份高贵的宗室子弟。

        明朝帝王们制定了一整套防范宗室的条例,包括“二王不相见”、“禁止宗室参加科举”、“不得离开封地”等等。在严密的控制下,他们无疑是这个帝国最高贵的“笼中之鸟”。好比“禁宗室科考”一条,儒生穷数十年参加科举,而多数只落得个“举头空羡榜中名”的结局,固然可悲。但明朝宗室则连科举的机会都可望而不可即,不免更令人暗自嗟叹。

        鲁府镇国将军朱冕甫(郡王除继承人之外诸子封“镇国将军”),“倜傥有大志”。年轻时候“以任侠自名”,走马蹴鞠无所不为。后来发奋图强,攻读诗书“日诵数千言”,最终名满天下。到这时他才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祖制已经使他这一辈子都无法取得功名,经世致用。伤感之下,他将“博士家言”放在桌上,感慨道:“让我俯首苦读两三年,取个功名有何难?可碍于祖制,只能老死牖下,碌碌无为,真是命啊!”(“使我俯首治此三两年,其拾一第岂足难哉!顾令人老死牖下,不获尺寸表见,命矣!命矣!”辄泣数行下。《藩献记》)

        可见,皇族中不乏超世之才,但却鲜有给今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明朝的制度禁止宗亲入仕,如此一来,即便你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也不过做个骚人墨客,何谈建功立业、万古流芳?明朝肃王朱真淤的边塞诗,被称作“有盛唐诸名人风”,乃至到了“王龙标不能过”的水平:“远出渔阳北击胡,将军谈笑挽雕弧。千金底购单于首,赎得沙场战骨无。”(《塞上绝句》)被耽误的宗室才子们到底有多少,恐怕永远是谜。

        当然,皇族中也多有唯愿畅游山水、广结良朋的逍遥君子,但这依旧是难以达到的人生理想。为防藩王作乱,宗亲们除了扫墓与迎驾之外,不被允许离开封城,不然便是要上达天听的大罪。纵观明史,也不过英宗时皇叔襄宪王忠义有加,被特许每年秋冬之际可以出城游猎三五次罢了。

        正是因此,生于边境的安塞王朱秩炅才“恨居塞上,不获与齐鲁吴楚士游”。他还写了一篇《倦游对》,抱怨自己若想仿照“王公大人之游”,则会涉嫌大不敬。而若仿“逸人畸士”之游,却又受礼教的限制,可谓两难。只好足不出户,读书度日:“吾欲为王公大人游乎,则必使虎贲健儿十百为率,骑乘如云,充塞道路。陆取熊罴,水捕鲸鲵,几百所需,指麾如意,然后快耳!而藩国用人,咸遵定制,一逾则涉不敬、启嫌疑……余欲为逸人畸士之游乎,则必跨谪仙之驴,泛子猷之舟,幅巾野服,从一二童子、三五同志,载瓢瓠酒,豫炙一鸡,果蔬脯醢,惟事真率……而身隷国姓,名号王爵,岂可舍衮衣绣斧之称,为放浪不羁之适?”

        为了满足对红尘世界的好奇,宗亲们都喜欢招揽宾客。益宣王结交各地名士,一掷千金,甚至到了用尽王府九库金钱的地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宗室政策的更多弊端开始显现。嘉靖四十年,镇国将军朱聪浸上疏哭诉自己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宗室中甚至有人死了十年都没钱安葬:“臣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数日之中,不曾一食……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间,有流徙他乡,有饿死于道路。名虽宗室,苦甚穷民,俯地仰天,无门控诉。”(《世宗实录》)

        身为天潢贵胄,为何会沦为乞丐?原来随着宗室人口的膨胀,地方财政已经难以承担高标准的俸禄。明太祖时,全国郡王将军以下宗室男女不过58人,而不到200年后的嘉靖八年,仅男性在籍宗室就已经达到了8214人!

        山西与河南就是拖欠宗禄的重灾区。嘉靖三十二年,山西存留米麦152万石,支付宗禄却需要312万石。河南留存米麦84.3万石,而宗禄则需要192万石,“是二省之粮,犹不足以供禄米之半”(《皇明经世文编》)。

        更要命的是,宗室不准从事工商行业。即便俸禄日复一日拖欠,贫困的中低等皇族却连自谋生计也不能!“穷则思变”,许多宗亲自发要求改革,嘉靖帝也制定了新的《宗藩条例》以适应时局。然而改革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财政不断恶化。学者张德信推算,天启四年(1625年)时, 宗室禄米在全国田赋中的逆差超出143%!琼林库中无一物矣。

        就这样,日渐庞大的宗室,与捆绑着他们的明王朝,滑向了最后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