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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休息的人才会成功

        ▌白杏珏

        艾玛·塞帕拉刚到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第一年,就惊讶地发现,这所集中了全美乃至全世界精英学生的名校,竟然有着极高的自杀率。后来,她的同事卡罗尔提到了一个说法“斯坦福鸭子综合征”(Stanford Duck Syndrome):斯坦福的学生们就像是浮在水上的鸭子,在水面上看,鸭子平平静静,水面波澜不惊,然而水下却是暗流汹涌——鸭子要不停地用脚蹼划水,一刻不能停歇,才能保证自身在水面上继续优雅地移动。往往正是这些将优秀变成习惯的学生,面临着严重的心理危机。

        努力奋斗方能获得成功,这是斯坦福精英学生的信条,也是硅谷科技新贵的信条。然而,一刻不停地追逐成功,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吗?艾玛·塞帕拉认为,传统成功理论总是要求人们更努力、更刻苦、更专注,这些被广为接受的理论塑造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作狂”,但极少有人去思考这些说法是否真的有道理。根据多年的观察,艾玛·塞帕拉总结出了6条最常见的“成功谬论”:1、你要比别人多做事;2、你要忍受压力和苦难;3、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工作;4、你要专注于特定的领域,成为专家;5、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将长处发挥到极致;6、你要专注于自己,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在她看来,这些谬论都在鼓励我们为了长期成功而牺牲短期幸福,不断地施加压力、散播焦虑,却实际上让我们距离未来的成功越来越远。

        类似的说法在中国也十分盛行,朋友圈内许多关于工作的爆款文章背后都是类似的逻辑,强调“比你优秀的人还在努力”,又或者是以各种方式来散播焦虑。如今,由于手机等智能设备的发展,工作与休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经常在下班后还在不停地回复工作信息,又或者是不断地给自己施压,承担超额的任务。实际上,这种“超额努力”和“散播焦虑”的行为方式之所以会流行,都有心理学的理论支持。首先,心理学中有“预期快乐”(anticipatory joy)的说法,也就是说人们在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会感到快乐,而在追逐成功的路上更是如此。工作会上瘾,成功也会上瘾,我们往往会夸大未来目标的价值,从而投入过多的精力来工作。其次,科学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对负面信息的关注程度会高于正面信息,以此来保证人类的进化,这就是为什么焦虑感更容易广泛传播。可是,不断地设立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美好未来吗?不断地接受压力,就一定能产生动力吗?

        “我在斯坦福和耶鲁大学教授快乐心理学课程,也经常受邀给企业高管和政府人员做讲座。在授课过程中我发现,名校学生和企业高管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无法平衡自己的生活,时刻感到焦虑,无法真正放松下来。” 艾玛·塞帕拉在接受采访时说道,“高效率地工作不是透支自己。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聪明地’工作。”

        什么叫“聪明地”工作?艾玛·塞帕拉在书中总结出了几条简单的方法:1、活在当下;2、学会放松,减轻压力;3、保持平静,管理精力;4、学会“闲散”,激发创造力;5、善待自己,反思学习;6、同情他人,相互支持。“休息时就要远离工作,不论是领导者还是雇员,都应当认识到只有善待自己,才能获得良好的工作状态。”艾玛·塞帕拉表示,如今人们有64%的信息都来源于手机等电子设备,而大多数应用软件的设计都是为了消耗用户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是非常糟糕的情况。“减去不必要的压力,沉下心来,规划好自己的工作与生活,通过适当的休息为自己‘充电’,这才是成功的秘密。”

        艾玛·塞帕拉曾经也是一名时刻紧绷自我的名校学生,直到她机缘巧合地来到了中国留学。当时,20多岁的她正饱受学业压力的烦恼,而一名教授恰好与她分享了老庄哲学的一些思想。她惊奇地意识到,原来人不一定要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无为”也可以有所成就,而保持内心的平静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处理复杂事务。此后,她便致力于“快乐心理学”的研究,希望改变人们对“快乐地成功”这一说法的错误印象。“很多人会觉得,成功一定要受苦,有压力才有动力,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随着研究的深入,艾玛·塞帕拉发现,许多科学实验及理论都证明,“快乐”与“成就”并不冲突,很多时候,什么都不做,才能做得更多。例如,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是默认神经网络,只有在我们放松的时候才会被激活,因此适当的放松反而有助于提高工作的质量。

        在2010年IBM的一次全球CEO调查中,大部分人都认为,要想在当今复杂的商界里屹立不倒,创造力比严谨性、管理能力、纪律性、洞察力甚至诚信都要重要。“会休闲的人才会有创造力,兴趣广泛的人常有新想法。聪明的领导者都知道,有创造力的雇员是最有价值的。”艾玛·塞帕拉认为,年轻人更应该早早意识到劳逸结合的重要性,学会“创造性地闲散”。在她看来,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更能接受并实现“聪明地工作”、“快乐地成功”的目标,他们在学校中就应该学会劳逸结合,最大程度地保留创造力。

        关于前段时间引起热议的“996”工作制,艾玛·塞帕拉认为,这种类似于军事管理的模式在特定情况下确实有一定作用,但绝不是长久之计,“有远见的领导者都知道,如果你想要留住你的员工,并让他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就应当给他足够的空间。”

  • 做真正的“人艺之友”

        ▌杨庆华

        今年的6月12日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7周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自1952年6月12日成立以来,一直受到观众的爱戴和尊敬,历经67年风雨,依然戳在舞台上。它有几手“绝招”:一是有一批固定的杰出的剧本作者;二是有一批杰出的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者;三是有一批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保留剧目;四是有一批正直的“人艺之友”。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的老观众。北京人艺的戏,我不仅每戏必看,而且很多剧目每轮演出必看。

        我第一次看北京人艺的戏,是“文革”后期的《云泉战歌》。真正让我难忘的演出是1978年的《丹心谱》。我记得《丹心谱》有两个演出版本。第二个版本增加了一个尾声。《丹心谱》的戏单也有两种,刚开始上演时,还是用北京话剧团的名称。后来的戏单就改成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在上大学,囊中羞涩。看话剧总是买座位靠边靠后的票。有一个时期,话剧不景气,首都剧场的上座率也受到影响。有时候看戏,我会找前排的空位子坐。一次,戏开演很长时间了,剧场领位员领着迟到的观众进场。那天不巧,周围没有空位子。我占了人家的座位,领位员只好把我请了出去。在剧场大厅,我感到很尴尬。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和我素不相识的领位员小声对我说:“你从单号门进,坐X排X号。”我知道这是剧场最好的位置,是剧院预留的座位,以备剧院不时之需。像这样令我感动的例子还有不少。上世纪九十年代,资讯还不十分发达,观众要通过报纸才能了解北京人艺的新戏预告。一天,我外出办事,北京人艺的一位工作人员看见我,从老远的地方跑过来,告诉我人艺又要上演的新戏。我们彼此并不认识,这位工作人员只知道我是北京人艺的戏迷。那个年代,北京人艺和普通观众的关系就是这样单纯。

        2008年冬天,一个寒风料峭的冬日。我到北京人艺戏剧书店买最新一期的《北京人艺》院刊。当时书店还没到货,我就给院刊编辑部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院刊的一位女编辑。她热情地邀请我到编辑部。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首都剧场后楼。在暖洋洋的屋子里,编辑一边帮我拿刊物,一边说:“你还缺哪本,我们帮你找。” 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让我感动。

        1988年,我成为“人艺之友”会员。那个年代,每一出话剧演出之后,剧院都会组织我们座谈。我是学国际贸易的,从事进出口业务,是戏剧的圈外人,但北京人艺从不把我们当外人。记得1988年话剧《天下第一楼》首演后,当晚剧院邀请我们和编剧何冀平座谈。我对戏的结尾提了一点想法,何冀平肯定了我的发言。这对于我这个戏剧门外汉是个很大的鼓励。

        北京人艺对我有情有义,我对北京人艺也是一往情深。我从事的职业和话剧不沾边,但我在感情上,把自己当做北京人艺的人。一次,我从美国出差回来。一下飞机,我就直奔首都剧场。那天晚上于是之在三楼给“人艺之友”做报告,内容是访苏见闻。于是之拿着稿子念,说的都是当地的政治形势和人民生活。可能我时差还没有倒过来,那场讲座,我是从头睡到尾。

        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每演一轮我都看。反复看的次数最多的戏是《雷雨》。有一年首都剧场大修,北京人艺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演《雷雨》。我看戏时发现舞台上周朴园家客厅的窗户自始至终是开着的。后来我将这件事情告诉演周朴园的郑榕老师。郑榕老师笑了,说:“你看得真仔细,是他们(舞台监督)疏忽了。”

        北京人艺的戏看得多了,我总有些想法要表达。业余时间,我投稿给《北京晚报》。陆陆续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有关北京人艺的文章。我对看过的北京人艺的戏,有好说好,有差说差,写的并不是恭维的话。

        首都剧场最美丽的去处,除了大剧场、小剧场,还有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和戏剧书店。每次走进戏剧博物馆,都像是阅读一部光辉灿烂的北京人艺演出史。2017年北京人艺建院65周年,我捐赠给戏剧博物馆的藏品还在首都剧场的大厅展出。北京人艺的戏剧书店,是京城最美的书店之一。这家书店一开业,我就是常客。记得书店最早的女店员是一个台湾女孩,后来我又结识了新的店员。再后来,我写的小书也被放在书店醒目的位置。没有北京人艺几十年经典剧目的艺术营养,我不可能完成这本艺术类小书,我感谢北京人艺。

        我是北京人艺痴情的观众。童道明先生称我是“真正的人艺之友”。这句话分量很重,我为有幸成为北京人艺的朋友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