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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诗歌是不得不写的情感

        ▌张玉瑶

        近日,斯洛文尼亚诗人、作家阿莱士·施蒂格来访中国,在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和《诗刊》杂志社召开研讨会,与中国诗人、诗歌研究者交流。今年五月,他的诗集《从伤口另一端》与散文集《面包与玫瑰:柏林故事》刚刚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中文版。

        阿莱士出生于1973年,是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开始写作的斯洛文尼亚年轻一代诗人中的佼佼者,在国际文坛上也颇受瞩目,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他对中国也很熟悉,曾在首都师范大学担任过驻校诗人,在四川大学授过课,还多次受邀参加北京、上海、扬州、成都等地举办的诗歌节,有不少诗歌涉及中国元素与中国经验。

        对中国读者来说,斯洛文尼亚文学及诗歌稍显陌生小众,但这个面积仅有两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两百多万的国家却有着非常悠久深厚的诗歌传统,出过托马斯·萨拉蒙和被誉为“斯洛文尼亚的兰波”的斯雷奇科·科索维尔这样非常天才的诗人,在那里甚至一个新诗人的第一本诗集印数就能达到一千册,而在其他国家通常只有三五百册。《诗刊》副编审赵四谈到,斯洛文尼亚在历史上长期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统治,直到南斯拉夫解体后才首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漫长时间里,作为一个小的民族,它倚靠的正是诗歌这样的传统来传承自身文化的。

        斯洛文尼亚位于欧洲的中心位置,是划分南欧、东欧和西欧的路口,毗邻意大利、克罗地亚、奥地利等国。处于一种多元、多语际文化之中,斯洛文尼亚作家始终在寻求一种对有限的语言、文字与文化边界的超越,以及探索如何在多文化夹缝中体现出个性。阿莱士和妻子住在首都卢布尔雅那,“这个几乎像个十字路口的地方,在古代通往意大利的丝绸之路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在周围发生”。阿莱士本人也是个非常有国际视野的诗人,他主修德语文学,精通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诗歌中有多元的气质和广阔的异域感。他会以写作的名义去旅行,坐着火车写一路,记录这一路的观感。《从伤口另一端》中的组诗《过境》,就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对于东京、柏林、成都、北京、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的内在体验。

        阿莱士觉得,这种“边界”的体验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正是地理上、文化上、政治上的边界难以跨越,所以尤其要去碰撞,寻找交汇的可能。斯洛文尼亚所在的巴尔干地区意味着个人、族群和社会形态的多种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作家也是有责任的,不得不充满一种创造性。迄今为止,阿莱士已经出版了七部诗集、三部小说,还有一些实验性写作和儿童文学。他还在装置艺术、音乐、电影等多重领域展开跨界合作,譬如跟德国国家电视台交响乐团合作的一个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音乐作品,今年二月被搬上舞台。

        阿莱士回顾说,他是通过翻译接触到诗歌的,从此视诗歌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15岁时,在一个前卫剧团中当一个“糟糕的演员”,扮演一些小配角,但他喜欢研究戏剧作品本身,体会词汇在里面的移动。他谈到,充满活力的身体像一个容器,充满了诗意的可能,如果遇到一种强有力的东西,就会成为他的一部分,而诗歌真的发生在他的生命经验里了,把他带到不同的地方去。他尤其钟爱去到他所热爱的诗人们诞生的地方,如巴列霍、本雅明、波德莱尔等,到他们的家乡秘鲁、德国、巴黎去生活并翻译他们的作品,带着这些“参照系”去旅行。

        中国诗人臧棣认为,阿莱士的诗歌有现代的气质,有一种理性和思辨的力量,带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去摆正诗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可能是受到德语哲学传统的影响。但同时他也有非常感性的一面,在诗歌中对经验和语言本身的处理都带有身体的感觉,即便是处理尖锐的题材,也包含着对世界的一种更为复杂的体察和同情,这是阿莱士能够提供给中国诗歌的一个参照。与中国诗人在处理时代重大纠葛时往往卷入焦虑和极端的批判不同,阿莱士在处理这些内容时能够写得十分诚挚而丰润,“既有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有旅行者的身份,也有普通人的身份,最终他回到了诗人的身份。用诗人的经验和意识去叙述人类普遍的处境,是他诗里面有力的部分”。

        对阿莱士而言,诗歌像是跟不断变化的自己的信号相会,因而可能越来越“危险”。对这一状况有所帮助的是,开始尝试一种试验的、混合的文体写作。《面包与玫瑰:柏林故事》便是如此,这是一本向包括海涅、本雅明、巴赫曼等柏林伟大文学人物致敬的书,在充满繁复细节的漫游中,重新创造了阿莱士所感受到的这个美的记忆之城。这是一部散文集,但处处流动着作者的诗人之眼与诗人之思,文体介于散文-随笔-诗歌之间,在世界范围内颇受好评,已被翻译成20种语言,其英文版还获得了全美25部最佳翻译作品的荣誉。“每一次写作,每一本书,都能感受到文学转换的能量。我倾向于把诗歌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极端的、不得不写下的情感,这是一个广义的存在。到这样的时刻,形式会来找你,而不是你去找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