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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惦念舒乙

        沛 溪

        见不到舒乙先生,已经四年多了,非常惦念他。

        最后一次见面,是四年前我求他题字“容言功德”,他对我有求必应,爽快地答应下来,然后通知我去取。在安定门桥畔的宿舍楼里,有舒乙先生的居室。一进门是个小小的客厅。对着屋门的墙上装饰了两扇纹理粗犷的榆木大门,是那种地地道道从旧宅院替下来的古老物件。贴在墙上,似乎随时可以打开,让你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对面墙上,挂着舒乙先生的两幅画作。一幅是绿色的原野,生机勃勃。而另一幅,画的是夕阳。夕阳把天空和云朵渲染得像火焰一样,层层叠叠,千变万化,在深沉中显示着辉煌。舒乙先生一如既往地和我聊起他最近的活动,身体的状况,一切都好,令人欣慰。

        然而,2015年夏末,我突然得到消息,先生不幸罹患重病。我驱车赶到医院,既无处停车,也无法入内,抢救的最终结果尚且无法告知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亲友。即便当时可以进去医院,仍然是见不到病人。

        其后许久,终于得知危险期总算过去,生命保下了,但是完全康复却遥遥无期。病情严重,不宜会客。我理解,也不强求。于是便开始了漫长的期待。

        其实,我也很怕见到先生。我的脑海里都是与他相处的三十多年的一帧帧画面,他是那么气宇轩昂,那么激情澎湃,那么热心公益,那么才华横溢……我期待再见到先生,却有些不忍看到由于疾病造成的后遗症正在折磨他。许多不幸中风的人们,他们顽强的康复努力令人钦佩,令人肃然起敬,但是他们的艰辛,也令人心酸。我尚未见到先生,心已酸楚不已。

        我比先生小13岁,与先生相识,是在1985年。在此之前,由于我和先生的堂侄一起插队内蒙古草原做“知青”,早就拜见过胡絜青奶奶和舒济姑姑,而且常常到老舍故居丹柿小院去看望老人家,有时候还要介绍朋友去求字求画,几乎踢破了门槛。但是,由于先生那时还在木材领域做工程师,反倒没有接触。真正结识,是先生开始转向文学,转向老舍研究之后。我曾经担任过一段中国老舍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创办过以传播老舍北京文化为旗帜的幽州书屋,编辑出版过《老舍之死》一书,和老舍一家日益亲密,当然,和舒乙先生也渐渐熟悉起来。

        幽州书院的十一年

        真正跟随先生,和先生一起共事,是幽州书屋遇到几乎覆灭的巨大困难时刻。先生毅然决定创办北京幽州书院,亲任院长,把书屋更名为“北京幽州书院院办幽州书屋”,使书屋延长了11年的寿命。

        既然已经成立了幽州书院,就要办书院的事情。书院先后有三位副院长,我是之一。先生当时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书院就设在文学馆的馆址里。那是个古老幽静的地方,在万寿寺的西侧,纵深近千米,亭台楼阁,巍峨而秀丽,原本是慈禧太后的行宫。太后从紫禁城起驾,奔颐和园消暑,到仁寿殿垂帘听政,中途就在这里留宿歇息。巴金先生呼吁设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无处安身,国家就把这块宝地暂借。这一借就是十多年,舒乙先生也在这里度过了十多年的岁月,直到亲手把正式的文学馆在芍药居建设起来,才依依惜别。

        幽州书院从1986年创办到1998年转型为北京圣陶实验学校,前后12年,做了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就是从1987年开始,每个周日举办“星期义学讲坛”。11年啊,舒乙先生扛着义学的大旗,我们跟在后面,每个星期天,都无私奉献给素不相识的人们,为他们准备学术演讲的盛宴。

        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经济也甚为拮据。我们和先生要在星期天赶早去万寿寺,等待来自远近百里的一二百名听众。从安定门到万寿寺,二十多里之遥,常常要坐在一辆帆布篷的小货车上。小货是书屋用来运书的,不能载人。所幸当时交通法规还没有那么严,人就蜷在车篷里,面对面坐在马扎上。回想起来,先生当时也已经六十来岁,堂堂常务副馆长,就这样风尘仆仆屈尊去授课。他乐此不疲,而且最享受的一句话,竟然是听到各界老老少少“学员”说,他们一周里最向往最期盼最受益最快乐的时光,是到幽州书院听“星期义学讲坛”!

        凭借舒乙先生的人脉威望,幽州书院在几百场讲座中,邀请到许许多多名流大家、耆宿教授。年长者,如侯仁之,来讲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年少者,如当时还年轻的音乐理论专家田青,来讲中国的传统音乐和乐器,并且有后来成为名家而当时刚刚毕业的琵琶二胡演奏硕士研究生现场演示。女中豪杰,如冰心先生的女儿吴青教授,讲外国文学。又如,后来在百家讲坛以《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讲座名闻天下的阎崇年先生,第一次做这个系列讲座是在幽州书院,当时命名为《清宫十三朝》。此外,还有关于明朝的系列,关于书画篆刻的系列,关于传统文化的系列……舒乙先生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将近五百个无私奉献的星期日。1995年刚刚施行双休日的时候,《北京晚报》曾经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个当时已经坚持了八年的“星期义学讲坛”。

        筹建圣陶学校宏扬国学

        1992年,书院在先生主持下,举起继承传统文化的旗帜,在丰台区九龙口举办研讨会,提出培育国学英才的倡议。今天的人们不会意识到这个倡议有什么了不起,国学当下已经红透了天,但是在26年前,连《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还被看作“私塾文化”的老古董,培育国学英才,几乎是开历史倒车,不可思议。然而,研讨会不仅排除顾虑如期举办,而且济济一堂,出席者有许多学者专家,包括张岱年、吴小如、张志公、周振甫、楼宇烈、白化文、吴立民、王邦维、叶君远、王志远等著名教授,研讨之后,以北京幽州书院的名义,发起了为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建立学校的倡议。

        1995年,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委员以正式提案的形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紧急呼吁》指出:“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

        看到九位老人发出的《紧急呼吁》,舒乙和我的同伴们痛下决心,非成就这项事业不可,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因此,受赵朴初、冰心、曹禺等文化界老前辈的直接嘱托,在舒乙教授的带动下,建立传统文化学校进入全面的具体筹措阶段。1997年为寻找合适的校址,舒乙和我曾经骑着自行车,从安定门一直追寻到立水桥。那个时候,不要说五环路,就是四环也还只是断断续续没有贯通,立水桥周边就是农村。办学规划九易其稿,研讨会开过大小数次,数十位学者专家共同参与,屡经坎坷,矢志不移。

        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的夫人陈邦织女士对学校的创办十分关注,曾代表朴老多次询问,督促学校早日开办。圣陶学校应运而生。学校取名“圣陶”,一为纪念教育界老前辈叶圣陶先生;二因“圣陶”二字,出自“陶育圣化,致名英伟”,意为在伟大传统的教化下,造就培育杰出人才;三是舒乙先生认为“圣陶”,也可以理解为“使教育更神圣”。

        1998年4月11日,91岁高龄的赵朴初老人欣然命笔,题写了“北京圣陶实验学校”校名,寄托了他的深切希望和热情支持。舒乙先生出任圣陶学校校董会董事长,确立了办学宗旨是“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为基础,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为特色”。叶圣陶老前辈的长子叶至善先生参与了学校创办并任名誉校长。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李月光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支持和帮助。

        在办学的实践过程中,圣陶学校进一步提出“中西文化通才教育”的目标,力争“融通古今、学贯中西”,改变唯西方教育马首是瞻的僵化意识,创造综合东西方教育方式中科学成分的“圣陶模式”。这一实验,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到圣陶学校采访的海内外媒体曾经有数十家。舒乙、王蒙、张锲、张贤亮、邓友梅、冯骥才、刀述仁、释净慧、弥松颐、王铁成、王成喜等12位全国政协委员共同签署了第518号提案《切实扶植圣陶学校传统文化素质教育教学实验的紧急呼吁》。

        圣陶学校在确保高水准完成九年学历教育的同时,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和中西文化通才教育为特色,以“融通古今,学贯中西,文武兼备,面向未来”为目标,培养21世纪中国人才。

        虽然到2008年因种种原因而停办,但是圣陶学校办学十年,开创了传统文化进学校的先河,舒乙先生功不可没。他多少次风尘仆仆到密云的溪翁庄镇租用的校舍为学生颁奖、为学校解困。尽管岁月悠悠,这些已成往事,不过在时间的维度上,却永远刻下了一段不灭的痕迹。(下转3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