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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来不是“梦中人”

        李明新

        因为在曹雪芹纪念馆工作的缘故,十几年时间里,我得以接触到国内几乎所有顶尖的红学研究者。当然也有国外的红学研究者来访,但终归是凤毛麟角,且仅限于接待,并无深交。跟他们的交往时日渐长,熟络了,我感觉到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是活生生的肉体凡胎,理性大于感性,从来不是“梦中人”。

        周汝昌先生是我接触的第一位红学大家,他说过一句最人间的话:“我怕死,因为我攒点学问不容易,我愿意多做点事。”老人家的话是从心里说出来的。这让我对老人家们更尊敬有加,希望他们长寿。

        周老九十四岁离世,闻听噩耗,第一时间从周公子那里得到了证实。一时间,周老对曹雪芹纪念馆近三十年来、特别是我在纪念馆主持工作这十几年来的支持与关怀涌上心头,悲痛之情难抑。

        记得2004年,我在曹雪芹纪念馆开办《红楼梦》系列讲座,邀请红学研究者到纪念馆给“红迷”讲课,其中有蔡义江、胡文彬、刘世德、吕启祥、段启明、张俊、张书才、杜春耕、张庆善、孙玉明、张云等人。这些红学研究者也许并不为社会所熟知,但他们在红学界和“红迷”群里,却是如雷贯耳。

        每次讲座,听众都带着讲课老师的红学著作,请他们签名。听众的组成也很特别,那时还没有什么有组织的“红迷会”,大家都是通过媒体或是口耳相传得到的讲座信息,不少人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海淀区高校的退休教授,而且多数是搞理工科的。这给纪念馆的组织、接待工作提出了很高要求,由于讲座在室外,不仅要照顾好讲课的老师,还得给听众备好茶水,天气凉时,工作人员常把自己的衣服给听众披上。

        有一次,一位听众提出希望请周老来签书。因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周老不能到现场。为了保持听众队伍的稳定,我让大家下次听讲座时把自己购买的周老的书带来,由我去找周老签名。

        就这样,一下子给周老送去三十多本书。一个多月后,周老的三女儿伦玲姐打电话让我去取书,她说我爸对你可真好,前段时间病了,身体刚缓过来,今天早上起来就坐在那里给你签名……

        周老已经看不见了,他是用手摸着书的扉页写的,所以周汝昌三个字经常不在一条直线上,而且周字里的两横一竖和口字有时候会写到框外来。周老在现代文学馆讲座后给听众签名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一群听众围着周老,看到他把“周”字里的那堆东西写到了框外,不知说什么好,憋了半天有一位说:“周老的字越来越高古了!”陪父亲同去的周公子建临哈哈大笑,他跟大家说:“什么高古,我爸是睁眼瞎,他看不见了。”

        当我把周老签好名的书发到听众手里时,顺便将周老签名的情形描述给大家,我看到很多人眼里都含着泪水。

        记得有一次去看望周老,我向周老请教黛玉葬花时葬的是山桃花还是碧桃花?周老戴着助听器,他听明白了我的问题,愣了一下,然后向我说:“没想过这个问题,愿闻其详。”我说山桃是野生的,颜色浅,花期短;碧桃是经过人为培育的园林用花,花色丰富,花期长。碧桃在我国栽植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觉得黛玉葬的是碧桃花,因为大观园是园林,而且碧桃花花开花落的艺术氛围比山桃花好。周老连连点头:“‘村长’您说得有道理。”因为曹雪芹纪念馆在北京植物园内的黄叶村,所以红学界的朋友都戏称我为“村长”。

        曹雪芹纪念馆里有个专营红学书刊的书屋,经营面积虽然不大,但却是北京红楼梦主题书品种最丰富、最受“红迷”欢迎的地方之一。书屋门额上有“解味书屋”木质绿字匾额,题字出自周老之手。《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有首自评的小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公的确狂傲,他的意思是我说的什么你们懂吗?甲戌本有双形夹批:能解者方有心酸之泪。周老的学术观点认为,批书人“脂砚斋”是《红楼梦》中史湘云的原型,因而她深得曹雪芹之心酸。周老自称“解味老人”,一是出于对曹公的尊重,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二是表达了自己对曹公的热爱。

        周老过世后,时任北京曹雪芹学会秘书长的我组织了一个“追思会”,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胡德平先生、部分在京的红学研究者和周老的二公子周建临到会。我记得胡文彬先生在会上发言时说:“我们都是吃着周汝昌的奶长大的,可是有些人却以骂周汝昌出名。”红学界的“官案”很多,我虽身在“红海”却也一直保持心理上的距离。也正因为我曾有过身处其中的过往,才深切地体会到搞《红楼梦》研究的,都是现实中的人,他们从来不是“梦中人”;他们的真实人性,是做红学研究时所必备的人格素养。而用清醒的头脑、扎实的学问、人间的烟火味去解读《红楼梦》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当是红学大家的最可贵之处。

  • 既是听众 又是演员

        孙 博

        上周末,碰到大学毕业才一年的小王,他大谈最近去南京出差的新鲜事,“连环炮”式地讲了半个小时,如入无人之境,我好不容易才插了一句话。最近还遇到了大二学生小周,言及里皮重掌国足帅印的新闻,他侃侃而谈了二十分钟,我连讲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这两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身上的“毛病”均与“交谈”有关。林语堂先生认为,发现一位善谈者的愉快,不亚于一位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新行星,或一位生物学家发现一种新植物。可见交谈的重要性。

        交谈在人一生中所占的数量和质量,比例极大,然而高明的交谈艺术却不是每个人都掌握的。有些人把交谈当作单向的过程,只讲不听,如上文中提及的小王和小周;也有人只听不讲,所谓“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事实上,交谈是双方沟通的过程,需要彼此都以对方为交往对象来密切配合。为此,如果你想获得成功的交谈,就必须同时担任双重角色——“既是听众,又是演员”,还得恰如其分地切换自己的角色。

        良好的交谈,有一半要靠聆听。不仅要用耳朵听,还要调动所有器官,像一块海绵吸进每一个字,并且适时、适当地做出反馈。

        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耐心。人在每分钟内能讲一百二十至一百八十个字,而思维的速度却是它的五倍,所以听别人讲话时,往往对方还没说完,或者只说了一半,我们就理解他的意思了。这时候经常会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或开小差,或闭目养神,当对方突然问你一个问题时,你若答非所问,别人就会感到自己在对牛弹琴,心里怎么会舒服?

        其次还要虚心。交谈不是说话比赛,在别人讲到一半时,切忌“拦路抢劫”;滔滔不绝乱开炮,实际上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即使你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也应该在对方讲完后,以委婉的语气表示质疑,而不是生硬打断别人的话题。如果对方谈的问题果真味同嚼蜡,你也可以适时巧妙地转换话题。

        一旦轮到你讲话,就要牢记中肯、切题了。交谈犹如接球,要是有人漏了球,就会出现混乱,直到球被别人拾起,继续抛掷,才会正常进行。所以在讲话时,不但要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还要考虑到对方是否能接受、理解,并且想方设法激发别人谈话的兴趣。

        说时容易做时难。具体来说,讲话时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一是有条有理。漫无边际、抓不住中心的讲话,容易给人思维混乱的感觉。连讲话的人都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别人怎么有耐心听下去?二是激发别人。有些人和别人谈话时,总是无法形成热烈的氛围,有时甚至谈不下去,故而我们应该问一些容易回答的问题,这样才不至于冷场。要使“话球”保持在空中,应该尽量避免一些僵硬的问话,如果你发现与对方交谈十分困难,不妨问一句“怎么会那样呢”诸如此类的提问。三是转换话题。当话不投机时,应该立即设法转换话题;这包括对方给你的暗示,以及你自己对话题失去兴趣。例如,当你和一个贝多芬发烧友谈论交响乐时感到力不从心了,但对方谈兴正浓,你可以把话题扯到与贝多芬有关的其他人身上,如写《贝多芬传》的罗曼·罗兰,便又能谈论后者的作品了。

        在交谈的双向过程中,不要触怒别人,不要道人长短,不要插嘴,避免“我”字当先,这都是极其重要的。良好的交谈比美酒更令人心醉,促使你和你喜欢的人更亲近;倘若想获得各方面的成功,就要不断用甘露浇灌交谈艺术之树。

  • “向我学习”

        闫 政

        一窗昏晓送流年。从跑风漏气的木窗到双层钢窗,再到看着是塑料的塑钢窗;暖和时坐在窗外,寒凉时隔着玻璃,陈老师望着行人,在日升日落中由小老头变成老老头。“人和塑料一样,是神奇的东西,”陈老师说,“有软有硬,有美有丑。”

        这是一家旅店,对面是小镇(以前叫乡)的“中心完小”,陈老师曾任校长。退休后,因为离不开自己工作一辈子的地方,陈老师便把自家的院子改造成旅店,在那里看着学校。“完小”的全称是“完全小学”,周边的村庄曾有村小,但只能读到三年级,还需要到这里读完小学。因为待的年头长,还总带毕业班,陈老师说:“这儿的人都是我的学生。”有人和陈老师抬杠:“这儿的人都是你的学生,太吹牛了吧?”陈老师反问:“非要我教你念书识字才是你的老师吗?”

        新生入学,如果不知道哪位是陈老师,找中山装左上口袋别三支钢笔的人准没错。我上学时,就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

        问:口袋里别一支钢笔的是几年级老师?

        答:一二年级。

        问:两支呢?

        答:三四年级。

        问:三支呢? 

        答:毕业班的陈老师。

        问:四支呢?

        答:修钢笔的。

        老师一般有一红一蓝两支笔,陈老师为啥有三支呢?因为年轻时工作成绩突出,教育局奖励给他一支“英雄笔”。尽管后来当了校长,但他依然代课,让别人叫他“老师”而非“校长”,还笔不离身的直至风烛残年。

        放学时,低年级的家长骑着电三轮来接孩子,校门口并不拥挤。全校只有不到一百个学生,都是留守儿童;接孩子的面孔,陈老师很熟悉,这些爷爷辈的人中也有他教过的。近些年,孩子们从小学就进城读书,镇上的初中因为人少早已撤校,校园变成养殖大户的仓库。陈老师想不通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回来,小镇有楼房、有网络,进城又不远,住在这里丢人吗?更让人忧心的是学校留不住老师,一个班六个学期换了七名英语老师。老师在城里都有房,想随时回家;周末他们迫不及待冲出学校的样子,像逃难。

        人老了爱怀旧,陈老师经常进学校转一转。记忆最深处,三排青色腰线砖土坯起脊教室坐北朝南,里外墙刷得雪白。屋顶没有瓦片,每年抹一次泥;屋内的仰尘用铁丝和葵花秆做成,抹泥刷白后平整结实。教室东西两端,仰尘上方留有通风口,人都能钻进去,当然这里没人钻,进去的是鸽子,其中以野鸽子居多,瓦灰、雨点这类因信鸽比赛飞失的“天落鸟”也有——鸽子没有身份观念,胡乱配对,养育后代。

        学校边上是庄稼,玉米、葵花、小麦、甜菜……偶有老师“偷懒”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和谐的色彩、气味、声音,让人不由地觉察到生活的美好。如今,新建的教学楼孤零零地矗立在偌大的院子中央,外墙瓷砖破旧不堪,院子外是工地,时有大车的轰鸣声传来。“哪儿还像个学校呀!”陈老师一声叹息。

        “完小”建于1957年,陈老师从山东支边过来,一待就是一辈子。街上有个卖菜的山西人,六十多岁,已经定居四十多年,却依然自居外乡人,口音浓重,不喜本地饮食,尽管不准备回去也回不去。陈老师说他太可怜,有房子不好好装修,像临时住所;不交朋友,感觉随时会离开;孩子被教育得有点自卑,仿佛寄人篱下。“我就不一样了,我会说本地话,山东话也没忘,我在哪儿就是哪儿的人。”

        年轻老师听了竖起大拇指,之后扭过头,追赶回城班车的步伐并没有丝毫停滞。他们没听出陈老师的话外之音——此心安处是吾乡,不能安心眼前,虚度的是自己的青春和孩子的光阴,留下的是迷茫与怨恨。

        学校还能坚持多久呢?陈老师想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可他知道,没人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