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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年疑案,不想破还是不敢破

        贾亮

        是什么力量让正义迟到16年

        黑恶势力离不开保护伞撑腰

        令人发指的湖南新晃县“操场埋尸案”曝光后,牵动着公众的心。6月23日,怀化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经DNA检验鉴定,确认新晃一中操场挖出的尸骸为2003年“失踪”的教职工邓世平。目前,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同时,新晃县纪委监委已对新晃一中原校长黄炳松立案审查和监察调查。

        事实再次印证了“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的老话,可是,是什么力量让正义迟到了16年?16年疑案背后有无保护伞?只有一挖到底,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

        “操场埋尸案”,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新晃县公安局破获的一个涉黑涉恶团伙“案中案”。如果不是涉黑团伙成员杜少平交代,这起骇人听闻的恶性案件,恐怕还会一直沉埋地下。长达16年的疑案一直未能突破,其实外界质疑始终不断。邓世平家人怀疑,杜少平和黄炳松社会关系复杂,且有多名亲属和朋友在当地多个党政部门任职,可能存在“关系网”甚至“保护伞”。结合云南孙小果案,各地查处的大大小小的黑恶势力,之所以能长期盘踞一方、霸占资源、独享行业,往往都离不开保护伞的撑腰。邓世平“失踪”后,家人曾到公安局报案,为何最终“不了了之”,是不是“保护伞”从中作梗,必须给邓世平家人和公众一个交代。

        中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各地被查处的隐藏在政法系统、党政干部中,与黑恶势力成员称兄道弟,向其提供情报,为其违法犯罪行为打掩护的不知凡几。以公权力为黑恶势力撑起保护伞,较之于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的黑恶势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中要求,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打击“保护伞”与侦办涉黑涉恶案件结合起来,对每起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及时深挖其背后的腐败问题,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的“保护伞”问题线索优先处置。“校园埋尸案”表明,打黑除恶可以挖开诸多“尘封”的罪恶。

        值得警惕的是,保护伞不只是某些滥用权力的人,还有可能是一种为官不为的作风。“操场埋尸案”嫌疑犯杜少平如此胆大妄为,敢对其说不的人痛下杀手,可以说明16年前涉黑团伙已经极为嚣张。16年来,当地老百姓怨声载道,举报信不知写了多少封,当地的官员并非不知情,何以无动于衷?学校操场上埋着死人传闻多年,挖掘机一天就找到了埋尸地点,何以“多次现场勘查、走访调查,并组织了现场模拟实验,却未能获取有价值线索”?16年疑案未破,是破不了,还是不想破、不敢破?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一大批黑恶势力在短时间内就被连根拔起,为当地决心和效率点赞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此前长期存在的不作为。只要作为,一两个保护伞怎么可能为黑恶势力撑起天,又怎么可能在眼皮底下当内鬼那么多年?

        怀化市、新晃县纪检监察机关业已介入杜少平案,正对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进行深挖。相信随着调查的深入,会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 自备餐具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于7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有一项规定,外卖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很多市民表示认可,认为环保就该从小事做起;也有上班族提出异议,认为会带来不方便。从源头促进一次性餐具垃圾减量,此举不妨尝试。

        李嘉

  • 不是药神 更不能是烟神

        张淳艺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日前召开2018年度热播国产影视剧烟草镜头监测结果发布会,电影《我不是药神》、《邪不压正》,电视剧《猎毒者》因烟草镜头过多获“脏烟灰缸奖”。中国控烟协会呼吁,规范管理影视作品中的吸烟镜头,对于有过多烟草镜头的影视剧作品,取消其参与评优活动资格。

        作为一种民间行为,“脏烟灰缸奖”的评选本身并没有约束力。在有的制片方看来,吸烟现象原本就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在影视剧中呈现吸烟镜头并无不妥。同时,一些导演在人物表现方面患上了“烟草依赖症”,“猛抽烟表示苦闷,吐烟圈象征潇洒”几乎成了惯例。殊不知,这些烟草镜头误导了公众。调查显示,在影视剧中看见烟草镜头的青少年尝试吸烟的可能性增加3倍;不吸烟的青少年如果其偶像吸烟,则他们对吸烟行为认同的可能性提高16倍。

        2011年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严格控制电影、电视剧中吸烟镜头的通知》,明确提出“对于有较多吸烟镜头的电影、电视剧,将不纳入总局举办的各种电影、电视剧评优活动。”但一些知名导演及其影视作品我行我素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此前,冯小刚因为《老炮儿》、《我不是潘金莲》连续两年获“脏烟灰缸奖”。今年,电影《邪不压正》入选,是姜文导演继《一步之遥》、《让子弹飞》之后第三次获得“脏烟灰缸奖”;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和社会组织举办的评优活动中,烟草镜头过多并未对作品参选产生影响。去年的热门电影《我不是药神》,就先后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影片、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8年度影片等殊荣。一部表现抗癌生活的电影,镜头中居然多次出现具有致癌风险的烟草,不得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 要劝阻野泳 也要多建浴场

        张丽

        在德胜门跨河桥上练跳水的几位游泳爱好者刷新了很多人对游野泳的认知——原来,还真有人拿跨河桥当跳台使。据本报报道,这几位市民自备梯子,跨过桥栏,头朝下跃入护城河中。从桥面到河面目测约有两层楼高,大约是自恃水性了得,一不怕呛着二不怕撞着,像跳水队员训练一样,循环往复地跳,无视“水深危险请勿翻越”的警示牌,根本不把保安的劝阻当回事。

        每到夏天,野泳就比比可见,由此发生的悲剧也不计其数。包括北京在内,各地都不时爆出有人在不允许游泳的自然水域溺亡的消息。野泳爱好者大多精通水性,无奈水下危机四伏不通人情。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2017年6月3日至8月4日的两月间,本市有8人在河道内游泳、玩耍时溺亡;2018年6月9日至8月22日,有6人因野泳溺亡。

        为什么总有人对“禁止游泳”警示牌视而不见,对他人出于好意的劝阻置若罔闻呢?野泳爱好者给出的答案,无外乎正规游泳场馆量少价高且人多、野泳方便省钱又自在,或者是喜欢亲近自然且有小团体一起游等。这些说法表面上都有点道理,但又经不起较真推敲;跟生命安全比起来,更是不值一提。

        事实上,本市对野泳有严格的禁令,河道湖泊等水域都立有警示牌;有的公园湖泊和重点河道,在野泳旺季还有专人巡查劝阻。在北京市八个引用水源地,如昆玉河段,北京市水政执法大队会联合公安机关,对在饮用水源地保护区野泳的人依法处罚,也建立了相应的黑名单等制度。即便如此,还是挡不住有人下水。

        多年来,也有市民呼吁,既然游泳是盛夏中的刚需,除了严格管理、密集劝阻和加大宣传之外,能不能为市民开辟更多、更便宜的游泳场地?专家曾经建议,在一些具备游泳条件的自然水域,划定专属游泳区,把野泳转换为安全可控的游泳行为。因为北京河湖资源有限,所以开辟专属泳域的倡议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游泳是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好事,必须加以提倡,所以适当增加专属泳域,增加露天游泳池,实在是惠民之举。正规游泳的地方多了,违规游野泳的自然就少了。

  • 点到为止

        张丽

        师之过

        “我们学的是养天鹅的技术,我们不会去养猪。杜城村的村主任找我,要把村子里那些娃都送到这儿来,我不同意,因为这些孩子素质太低。”西安一幼儿看护点崔园长的这句“雷语”经报道后,引发网友强烈批评。日前崔某已被解聘。虽然不是正规幼儿园,但既身处教育行业,就该遵守有教无类的原则。把城乡孩子分别比拟为天鹅和猪,这不是一般的势利眼,而是骨子里的歧视。

        贼大胆

        江苏泰州姜堰警方透露,通过深挖群众举报线索,日前打掉了一个分工明确、相互交叉,非法获取、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抓获14名犯罪嫌疑人。在搜查涉案电脑时发现,连办案警察的电话等信息也被这些人卖了。这可真是信息泄露面前人人平等了。互联网时代,个人隐私怎么保护是个难题。也许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所以就更应该常查常打、严查严打,以震慑犯罪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