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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竹墨汉魂

        高全

        最近的一次发现,当属江西海昏侯墓中的汉简,澄清了很多对于历史的疑问。汉简之中,积累了庞大而真实的历史信息,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可以校勘补阙史书记载,其中还可以发现很多的“历史第一”。从中可以看出,有些原本以为只是传说的人物,却真真切切在历史上存在过。

        1957年7月,甘肃武威汉墓群出土了480枚木简,令人叹为观止,其中除11枚简为日忌、杂占外,其余469枚均为《仪礼》简。这并不是散乱的残简令札,而是完整的书册,是西汉经书的样本,保存完整,墨迹如初,只是稍有残损。像这样完整的《仪礼》简,是迄今出土汉简中空前的发现,不愧为“天下第一简”。

        四川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曾保护性发掘了一批汉墓,其中3号墓出土的920余支竹简,为世人还原出10部医书(含一部兽医书)。从这些出土的医简内容来看,部分医书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的经典书籍。医书中的《敝昔医论》中的“敝昔”,与“扁鹊”同音通假,很可能就是指脉诊法的创始人扁鹊。扁鹊是医方祖师,以诊脉闻名,创立了切脉诊断法。

        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枚汉简,上面记载了当时一位公职人员驾车出行,遭遇沙尘暴造成马跑车覆的尴尬事件,说明当年敦煌地区就已经有了严重的沙尘暴,成为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件“沙尘暴文物”。

        如今,简牍学已经成为一门跨越考古学、历史学、古文献学和语言文字学的综合性学科。汉简的发掘地也从西北发展到遍及全国各地,风格跨度很大,或整饬,或恣肆,或奔放,或古朴,或野逸,各见千秋。有学者把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并称“四大汉简”。居延汉简居是因为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和甘肃省嘉峪关以东的金塔县破城子被发现而得名,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被誉为二十世纪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敦煌汉简是在甘肃省敦煌市、玉门市和酒泉市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武威汉简乃甘肃省武威市汉墓中出土的简牍,以其数量多、保存好、内容丰富、史料可贵等独有的特点构成了简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仪礼简、王杖简、医药简都被定为国宝级文物。甘谷汉简于1971年12月发现于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的一座汉墓中,共23枚。因这里是陇中黄土高原,不同于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故而将其名之为“甘谷汉简”。

        竹简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和书写密不可分,并逐渐取得高贵地位。尽管竹子在广袤的中国大地多有生长,但在中国最远的北部或西北不适合种植。气候干旱的西北部比湿润的南部更适合保存纸。运用竹木作为书写材质逐渐成为过往。竹简和缣帛是富人用的书写材料,地位尊贵,完全配得上当时生活在中国东部和中部的贵族、高官、诗人和皇帝的毛笔。纸只是一种便宜物件,只有那些买不起竹简的人才会用。有谁能想到,时至今日,汉简已经成为书法家必不可少的取法资源。纸的发明很可能出于偶然。蔡伦成长的湖南南部温暖的小城耒阳气候湿润,比干旱的北方更适合造纸。造纸主要原料苎麻是一种东亚本土的荨麻科植物,在湖南北部十分常见,如今棉纺厂在纺织过程中产生的苎麻下脚料依然用来造纸。蔡伦创制了一种植物纤维纸,原料繁多,诸如桑树皮、大麻、破布、亚麻、旧衣服和渔网。虽然蔡伦最开始造纸时利用了他南方老家随处可见的楮树,但此后,为数众多的树皮、植物的韧皮纤维、草和其他植物纤维都被用来造纸。

        不但今时今日,即便在古代,中国出版的书籍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所有语种的书籍总和。这个国家的辽阔疆域和好学之风是原因之一。不过,若没有纸的兴起,这不会成为现实。王羲之登上历史舞台之后,通过毛笔字的形体和特性来表达文字的意义,自此,中国书法将文字的意义和书写者的心境相融合,标志着书写者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不再仅仅只是一个抄写员。王羲之的书法饱含热情,别具一格,略带忧伤,成为当之无愧是新的“纸时代”的开创者之一。由此可以看出,不论竹木简还是纸张,但凡新的书写材质出现,对于书法创新,都有重大的辅助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