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曙光为什么从红楼升起

        ▌陈梦溪

        1918年8月,原作为北大学生宿舍兴建的红楼在沙滩落成,实际改为北大文科、校部及图书馆所在地。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南陈北李”同在红楼共事——陈独秀在红楼二层,李大钊在红楼一层东南角;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红楼师生间传播,中国第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这里成长。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中央美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主任宋修见提出了两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所大学何以能够成为一个革命政党诞生的“衣胞之地”?一群知识分子何以能够掀起一个时代的狂澜最终挽救一个民族的危亡命运?

        宋修见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年他在两岸各地搜集了大量关于此的一手资料,如北京大学校长秘书的私人日记等,系统梳理了“曙光从红楼中升起”的历史脉络,深入分析了 “曙光为什么从红楼中升起”的内在逻辑,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给出了解答。

        “我有个明确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大学从来不会独立于社会之外,这在全世界的大学中都是一个特例。”在宋修见看来,社会动荡没有给那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一张安逸的书桌,他们必须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字的办学理念让北京大学成为了一座传播新思潮的桥头堡。这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们在接受伊始并没有把它当成一种书斋里的学问,而是边研究边践行,呈现出一种从书斋向社会快速递进的态势,时代也并没有给他们将马恩全集研究完毕的时间,正如毛泽东所说“有三本书使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宋修见在研究中越发为李大钊共产党人的情怀所感动,李大钊每月有三百大洋的月薪,如此高的收入全部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事业,连去世后的棺材都是学生们凑钱买的。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陈占安认为,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在筹备党的成立过程中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北京大学对党的成立所作的贡献特别表现为四个“中国之最”:第一,最早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李大钊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接受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人。早在1913年至1916年,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第二,最先在中国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大组织了“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对外称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实际上开展马克思学说研究,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第一次聚会便是在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大出现了一批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积极分子。第三,最早在中国大学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从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和法律系先后正式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或讲座,经学校同意,将这些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及考核范围。第四,筹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基地。1920年,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陈独秀和李大钊分头在上海和北京积极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到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53人,其中正在或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党员占21人。在这21人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是党的主要创立者,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何孟雄、范鸿劼、谭平山、沈雁冰等,则是党的早期重要领导骨干。

        陈翔在《北大红楼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文中写道,1917年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就开始有意识地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1918年,李大钊与时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红楼二层的文科学长室创刊了《每周评论》,这本刊物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李大钊为图书馆积极引入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北大不少师生都去图书馆主任室找他聊天、讨论进步书籍。

        文中介绍,1920年,李大钊在红楼的一个大教室里,组织了一场为期两天的辩论会,参加辩论的都是北京各高校的师生,辩论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因为听众太多,教室里挤不下,很多人挤在教室外面听。辩论结束后李大钊作为评判,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证明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规律,不是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李大钊的发言引起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正如文末所写的那样:北大红楼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这座红色建筑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从近百年前呱呱坠地的艰辛走向今日的辉煌。

        相关阅读:

        《红楼曙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北京大学》

        宋修见 著 人民出版社

        《北大红楼历史沿革考论》

        郭俊英主编 文物出版社

        《北大红楼:永远的丰碑(1898~1952)》

        杜家贵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曙光是怎样升起的

        ▌孙海军

        北大红楼,原本仅是因其颜色而有此名,

        但有了这样一段辉煌的历史,人们不禁想到:

        “红”,在这里,似乎有更为丰富的意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传播,既与李大钊、陈独秀密不可分,也与北大红楼渊源深厚。

        李大钊于1917年冬受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次年,他出任图书馆主任。红楼建成投入使用后,图书馆便设在红楼一层,李大钊的办公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的房间里。当时,很多师生都喜欢来图书馆他的办公室,既方便读到新书,还可以聊天,罗家伦曾回忆说:“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他的办公室也因此得了个“饱无堂”的雅号。

        在李大钊的带动下,一批热心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经常聚集在这里研究、讨论。这在客观上,为后来马克思学说研究团体以及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播撒下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种子。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红楼第二阅览室做助理员,他就是在这儿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李大钊等人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

        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开始研读日本学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俄国十月革命后,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在实践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因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宣称:“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李大钊将由他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辟为“马克思主义专号”,专门刊登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其中包括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是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完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1920年7月,李大钊成为北大教授,率先在文科各系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系列理论课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走向深入。

        李大钊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

        实际上,在1918年冬,李大钊还与北大教授高一涵等人发起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 。那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士”的,这一译名与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当时译作“马尔萨士”)的音译很像。当时情形下使用这一译名,是一种故意的“遮蔽”,是为了自我保护。

        1920年3月,“马克斯(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红楼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其成员多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组织讨论会,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成为当时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客观上也培养了一大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同年10月,在红楼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其成员大多来自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共产党小组”的影响下,11月份,以其成员为核心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成立了,同样以北大红楼为据点,积极开展活动。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共产党小组”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北京支部的张国焘、刘仁静参加了党的“一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从秘密走向公开,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声明“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并刊登了邓中夏、罗章龙等19位发起人名单。同时,还公开招收会员并介绍了成为会员的条件和入会的方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这份刊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的日刊。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后,他们争取到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在北大有了办公和藏书的房间,取名“亢慕义斋”(又作“康慕尼斋”),即“共产主义小室”的意思。“亢慕义斋”也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尽管李大钊没有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的19位发起人名单中,这在当时,可能更多出于某种“策略”性的考虑,但实际上,李大钊不仅是这一团体的直接参与者,更是指导者,是真正的领导人。

        更为重要的是,公开了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注重从工人中发展会员。据罗章龙回忆,他们在第一次全面统计会员人数时,共有118人,其中工人会员23人。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工人运动,使中国革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伟大的革命洪流由此逐渐汇聚而成。1950年,郭沫若赋《咏红楼》诗: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

        与李大钊同样从北大红楼走出并为中国早期革命作出伟大贡献的,还有陈独秀。据说,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笔名)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不过,“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南下上海。1920年初,李大钊与他扮作下乡讨账的商人,将其秘密护送出京。路上,他们留下了“南陈北李,携手相约建党”的佳话。

        注:对于1918年的“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与1920年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关系,目前学界还存在不同看法。

        【参考文献】

        1.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文学史料》[J],1979年第3期。

        2.陈翔:《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北京党史》[J],2011年第4期。

        3.李丹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史学月刊》[J],2004年第6期。

        4.吴志菲:《北大红楼背后的五四风云与红色青年》,《党史博览》[J],2013年第7期。

        5.张立波:《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基于史料的重构》,《哲学动态》[J],2014年第2期。。

        6.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帧——我的父亲母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