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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人的承担

        ▌南 帆

        徐中玉

        (1915年2月15日-2019年6月25日)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语文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名誉主任。著有《鲁迅遗产探索》、《古代文艺创作论》、《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自选集》、《美国印象》等。由徐中玉担任主编的全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出版累计发行3000多万册。

        2019年6月25日早上,我是在一连串的手机铃声中醒来的,一个噩耗从话筒中传来:徐中玉先生去世了。他出生于1915年,今年已经105岁。虽然我们这些学生对此已经有一定思想准备,但内心还是涌来巨大的疼痛。“仁者寿”,徐先生的生命已经是一个奇迹,我们总是希望奇迹能够一直持续。

        1982年春天到1984年底,我机缘巧合地成为徐中玉先生的研究生。作为“七七级”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1981年底临近毕业,我决定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报名截止的前一天,两位同学突然找我商议,他们均为南京籍人士,想利用读研究生的机会返回老家,希望我退出竞争。南京大学的“文艺理论”专业仅仅招收两名,我没有理由坚持,只得改弦易辙。时间紧迫,我冲进了厦门大学那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招生办公室,重新在散落四处的招生简章之中慌乱地搜索。我从地上捡起一本华东师范大学印制简陋的招生简章,第一次发现了徐先生的名字。

        1981年冬天,我在华东师大一间寒冷的办公室里接受徐先生的面试。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戴一顶呢帽子,坐在窗户旁边,和蔼地问了几个问题。我忘了自己是如何回答的,仅仅记得孤伶伶地坐在屋子的中央,十分不自在,大约没有说多少话就溜出来了。

        意外的是录取通知书很快来了,兴奋自不待言。徐先生当时担任中文系主任,主编《文艺理论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手头学术事务极多。我时常见到徐先生提一个黑色的包在校园里疾行而过。他总是忙碌,太多事情等待他处理,也总有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的文章要读。他忙碌的身影在华东师大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记忆里成为一个著名的传说。闲常的日子我通常不好意思打扰徐先生,只能按部就班地根据他开列的参考书开始孜孜矻矻的苦读。而上他的课则成了一个盼望,接到上课通知都成为节日。

        上课多半是在徐先生简朴的书房里——地板上的油漆已经剥落,靠墙陈列着几架子书,屋里一张不大的老式书桌上摆着一摞一摞的学术杂志。我们几个研究生分坐在沙发上,每人捧一杯热茶,上课就开始了。他多半是引导我们围绕某一部著作进行充分的讨论。见仁见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观点,甚至互相争辩。徐先生从不限制学生的思想。他往往仅是作一个引导性的总结,略作点拨,留下空间让我们自己领悟。作为学识渊博的学者,他视野开阔,时常轻而易举地绘出一张学术地图,告知某一个学术问题所处的方位,拥有哪些价值,可能延伸的方向,如此等等。所以,尽管徐先生的总结可能仅仅是精辟的三言两语,却恰恰是讨论的升华,令人豁然开朗。我想,这就是导师的意义了。

        徐先生积存的读书卡片在学术界相当有名。我在他家见过一个柜子,里面贮着大量徐先生手抄的读书卡片。卡片抄在各种纸张上,有的甚至是抄在一种近乎马粪纸的纸皮上。上世纪四十年代还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徐先生就开始积累,根据徐先生自己的回忆,四十多年手抄的读书卡片多达两三千万字。

        研究课题的选择必须拥有扎实的材料基础。他曾经说起自己经历的一个有趣的学术转折:读书愈多,思考愈周密,研究的目标反而缩小了——“直到现在的定为古代文艺家的创作经验。”这是深入材料之后获得的真正体会。这是徐先生的甘苦之言:“有了专长又自知它在整个学问中的适当位置,便不致自我感觉太好,以为学问尽在自己腹中。”扎实的材料可以避免大言欺世之作。

        我有幸得到一本徐先生赠送的论文自选集《激流中的探索》。这个书名的确是徐先生思想的一个写照。在校期间我从图书馆找到了徐先生的多本著作,逐渐熟悉了他的文字风格:耿直硬朗,直陈要义,不遮掩,不迂回,摒除各种理论术语的多余装饰。熟悉徐先生的人都知道,这种人生姿态曾经为他带来许多磨难,从遭受国民党的迫害到后来的种种不顺,徐先生生活的这一百多年,风云激荡,惊涛骇浪,这种时候最难坚持的就是书生气和英雄气,但他做到了。“国运颠沛,生活坎坷,时常午夜难眠。”这几句话的确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和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胸中自有一腔忧患意识,虽九死而不悔。他的心目中,“使命、责任、价值”这三个概念是衡量种种理论探索有没有价值的基本尺度。必须意识到:尽管身在书斋,一个学人的肩上仍然分担了民族的命运。他的心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从未减轻分量。

        毕业之后的几十年里,但凡到了上海多半要拜见徐先生。闲聊之中,他提到的通常是国计民生的大事,譬如高等教育问题,譬如台海局势,譬如金融危机……饮食起居这些琐碎的小事是没有资格成为话题的。徐先生年事已高,闲聊的时间愈来愈短,但是,每一回端坐在徐先生面前,总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立即漾开来。当年我曾经是一个无知的学生聆听教诲,心中驰过各种憧憬;如今我的人生已经逐渐定型,身躯开始发胖。徐先生依然容貌清癯,言辞睿智,神态从容——时光仿佛在他的身边停下来了。

        2011年11月,中国作协第八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徐先生作为特约代表参加。赵丽宏、格非、李洱、杨杨和我几位华东师大毕业的学生特地在北京饭店请他一聚,他特别开心。他不怎么说话,但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每一个说话的人,认真听着,不时点头。

        最近一次拜见徐先生是2016年的5月。入室坐定,谈笑甚欢,过了一会儿,徐先生对我说,你的脸很熟悉的,但想不起来是谁,能不能把名字写一下呢?我怔了一下,连忙写出名字。徐先生呵呵一笑:刚刚电话约好了,正想着怎么还没有到,原来就是你了。于是起身,热络地握手,重新入座——这时我终于意识到,坐在面前的是位年逾百岁的长者了。

        当学生的时候,我不断地惊叹徐先生的渊博和丰富,常常悲观地觉得这是我们不可能企及的境界;时至如今,我已经愈来愈清晰地意识到另一个事实:徐先生的人格所具有的感召力。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说来,人格之中凝结了一些基本的前提。我们与徐先生的距离仍然那么大,但是,我们明白了努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徐先生是我们永远的老师。

        (作者为福建社科院院长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