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书斋名与心意

        上接34版

        文人居所书斋以何命名

        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给自己的寓所或者书斋取一个好名字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前文提到的李渔,就以“芥子纳须弥”之意命名自己的家,取义园子虽然不大,但包罗万象,正合了李渔对诗、画、戏曲、饮食精通的生命轨迹。

        又如明末遗民吴之振,通过怀念上一个汉家江山宋朝而怀念故国大明,又因此而十分仰慕苏轼。在名震清初文坛之后归隐时,吴之振摘取了苏轼 “家在江南黄叶村”诗句中“黄叶村”一名,将自己归隐之后的居所取名“黄叶村庄”,此后以“种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守田读书,不问世事。

        文人的书斋名都颇为耐人寻味,往往有典故。宋代名臣王安石的“昭文斋”之“昭文”二字语出《左传》:“火龙黼黻,昭其文也。”此句本意是形容火形和龙形的纹样,后有雕琢文章之意。陆游书斋名为“老学”,语出《世说新语》“师旷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之句,以此提示自己,唯有常学,方能常明。

        清代诗人沈德潜的书斋名为“归愚斋”,语出唐诗人韩愈的“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一说。沈德潜出身清寒,早年参加科考时接连失利,多次名落孙山,直至至乾隆四年(1739)66岁时才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沈德潜后在晚年时乞归故里,自称“归愚老人”,在归愚斋中专心著述。

        古人之所以绞尽脑汁为自己的书斋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其实与自己的学养、经历以及理想等都有很深刻的联系。明代著名文学家张溥自认为天生愚钝,每读文章便边诵边抄边记,抄后即投入炉火中焚烧。如此反复至七次,终于背诵如流,故其书斋取名为“七录斋”(也有称“七焚斋”的)。沈德潜的“归愚斋”透着自嘲似的洒脱,但也是对自己过去经历的一种总结,这便是根据自己的经历为书斋取名的。

        书斋或者寓所的名字往往表现出了主人非常私人化的理想境界,但在此之外,又有着书斋主人之公众化的寄托:他们希望通过书斋之名,让世人一望而知自己的治学理念或者处世方式。

        如前所说,吴之振是明朝遗民,但将编录《宋诗钞》作为自己怀念故国的方式。书成之后,吴之振名震清初文坛。这可能与吴之振最初的想法有所出入,便用宋诗代表人物苏轼之诗句自勉,最终归隐黄叶村庄“种菜”。南宋诗人陆游的书斋名也是这个道理,以“老学”自勉。

        古代文人出士之前就是在书斋之中苦读,致仕(或辞官、罢官)之后往往也是归隐书斋。因此,书斋既是文人实现理想的起点,也是仕途的终点或者说退路。就像张戒那般,以进士入官场,至于无立锥之地时候,仍然以书斋为“战场”,针砭当时文坛之弊端。

        书斋之名,往往出自经典,表露出了文人的精神追求,袁枚的随园虽然不是出自典籍,但更是如此,他想常居“豪宅”便辞官归去;想潜心饮食便作《随园食单》,还经常到朋友家学习别人家厨师的技艺。如此随性,倒也是名实相副。

        本报记者 袁新雨

        补  白

        李渔与北京半亩园

        除了浙江兰溪的芥子园之外,位于北京的半亩园也与李渔颇有渊源。根据《李渔年谱》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李渔曾经两度入北京,第一次进京时,北京的达官贵人们仰慕李渔盛名,经常请他写字。第二次入京时,李渔受到贾胶侯邀请,为其设计半亩园。贾胶侯官至陕西巡抚,所建的半亩园在北京东城非常靠近皇城的位置。这里彼时被称为弓弦胡同(现黄米胡同),相传明朝时这里是御林军生产弓箭的场所。

        因为距离皇城很近,所以这一带成为清朝达官贵人聚集的“高档社区”,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地段之一。清朝康熙时期曾经兴起一场造园热潮,在北京,皇帝开始在北海、畅春园、玉泉山、香山等皇家御苑大兴土木,皇子、王公、贝勒、大臣们也都热衷于建造自己的私家花园。

        有说法称,李渔至少参与了北京三处园林的设计,但是根据学者研究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李渔两次在京置留的时间都很短,从康熙十二年夏天李渔初次入京到次年初春离京,共计多半年的时间使得李渔很难参与具体设计(何况期间李渔还曾出京游历)。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半亩园的的名字与李渔“无如酷好一生,竟不得半亩方塘为安身立命之地”的说法有关。其实,半亩之说代表古人的自谦之意,也与园中的核心方塘水景相关。宋大儒朱熹有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说的就是这样的景观,如此看来,“半亩”一说至少从宋便有了。

        后来,半亩园几经转手,在清下半叶为河道总督麟庆购得,经过系统修整营造,名声大振。不过,麟庆于购得半亩园的第二年被皇帝革职,贬为平民。所幸,他终于住进了自己心仪的家园。           本报记者 袁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