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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的黑龙江朋友们

        ▌司马小萌

        大林约我写稿。他是主管《北方文学》的黑龙江《奋斗》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为了调动俺的积极性,大林拼命给我“戴高帽”:“姐,你的文章好看,有生活,有情感,有味道。请专为黑龙江文学期刊《北方文学》写一组如何?你眼中的黑龙江、北大荒、黑龙江人、北大仓的故事。”

        我这人禁不起表扬。何况“高帽”戴上后,感觉挺爽。写吧。

        我总共去过黑龙江省两次半。两次,都是我主动申请的。大庆去过,牡丹江去过;北大荒去过。至于那“半次”,因为帮朋友办事,只在哈尔滨待了两天。

        第一次去黑龙江,是北京市摄影家协会的活儿:为一个影展拍照片。我不仅让相机忙着,还不让自己的笔头闲着:在《黑龙江日报》连着发表了好几篇“游记”。有表扬,也有批评。那时年轻气盛,不怕得罪东道主。不过以咱的行文风格,估计大家会“一笑了之”。

        从黑龙江回来后,我又在娘家报纸《北京晚报》发表了几篇“散记”。记得有一篇,讲的是跟着黑龙江的徐大摄影去鸟岛“探险”;有一篇,大赞镜泊湖那边的“响水稻”。俺是头一回见识长在石板上的水稻。

        第二次去黑龙江,是到北大荒采访,那可是报社给的“正儿八经”的任务。这里飘过。

        我的“黑龙江情思”,源于我有一个黑龙江好友。亚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班同学,室友兼闺蜜。此君假装“木讷”,其实贼聪明。曾在省报当记者、主任,后来官至省记协副主席,我们无话不谈。

        “爱屋及乌”。我同样欣赏亚光的先生,一个“假装木讷,其实贼聪明”的哈工大毕业生,后来是省科委骨干。

        这是两个高智商、巨能干,又朴实可爱的家伙。其中亚光同学的搞笑史,可以追溯到刚上大学那会儿。

        学校号召新生加入各种运动队。

        横比较,竖比较,哪种运动都不适合我们这两个笨拙的小胖子。权衡再三,我俩一起报了两个“冷门”队。

        一、航海队。请注意,北京没海。亲,难道咱们要到什刹海“航”不成?

        二、长跑队。既然我俩短跑不行,也就长跑凑合了。诸位别忘了,那年头,长跑还不“时髦”。

        加入航海队,要先测试游泳。否则掉进水里,干等别人救你?我是“旱鸭子”,马上“举白旗”投降。而同为“旱鸭子”的亚光,却勇敢得多。

        测试在游泳池里进行。据消息灵通人士描述,其他同学是游过百米泳池的,而我们亲爱的亚光,是走过百米泳池的(这里,允许我哈哈一分钟)。

        长跑队的测试,要求从人民大学到颐和园跑一个来回。算算距离,不少于12公里。哎哟喂,我不行!再次“举白旗”投降。

        亚光同学继续勇敢。

        据她事后交代:去程,跑的。不好意思,最后一名;回程,走的。不好意思,跑不行,走还行(这里,允许我再哈哈一分钟)。

        但是,请接受“举白旗”者真诚的崇拜!

        写到这儿,又想起开头提到的大林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林还是《黑龙江日报》一名刚入行的年轻记者。瘦瘦高高,斯斯文文。他陪我去牡丹江。

        在火车上,天哪!这小子竟然发起高烧!小脸通红通红,额头滚烫滚烫。

        没有医生、没有药,如何是好?

        我这人,不仅禁不起表扬,更禁不起惊吓。

        那年月,可不比现在“人才济济”:广播里一喊,马上奔过来仨医生。

        我别无他法,唯有二十分钟摸一回他的额头,聊以安慰。

        这个大林,愣是扛着病,跑前跑后,陪了我三天。问他身体如何,回答“千篇一律”:“我没事儿!”

        当然,到宾馆是找到药了。但这个文质彬彬、少言寡语、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的黑龙江小伙,从此扎根在我的脑海里。

        时间穿越到今年。又想起一位黑龙江朋友。

        四月初,清明节,我随媒体采访团来到山西某地,拍摄以“寻根祭祖”为主题的文化节。

        那是当地每年最盛大的活动。据称,全国18个省、500多个县市,有超过1亿人,是当地移民的后裔。600多年来,回乡祭祖的络绎不绝。

        所以,你想想,活动开幕那天,现场该有多火爆。一个字:“挤!”两个字:“很挤!”三个字:“特别挤!”

        恰巧那天管理出了疏漏,等候入园的不到百米的队伍,突然出现严重拥堵。踩踏“一触即发”!更有贼,趁机作乱,摸人腰包。

        而我,还好,有俩“保镖”。

        一“保镖”站在我前面,是媒体采访团的联络人亚东。一米八几的大个儿,努力为我开道。

        我身后,又不声不响挤来另一个“保镖”:黑龙江鹤岗日报社秘书长毕建华,一米八几的大个儿。他和我一样,是媒体采访团成员。只见他高举双臂,左挡右挡,频频拦住汹涌扑来的人群。

        就这样,两个“彪形大汉”为我留下了一点点喘息空间。

        场面何等惊险!直至进入园区一切恢复正常,我仍“惊魂未定”。老实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领教“密集恐惧”。

        毕建华原是鹤岗晚报执行总编,与河南河北山东一群报社总编“哥们儿”多年,大家戏称“兄弟连”。

        对于兄弟报社组织的活动,毕同学向来报以满腔热情。从祖国北部边陲前往南边各地,路途不太方便,需要换乘汽车火车飞机往返。但此君从不嫌麻烦。

        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装了心脏起搏器的。

        由于豪爽、热心,加之东北人讲话时的“大不吝”风格,朋友们不称其名,不是叫“老毕”就是叫“毕老爷”。到现在,我仍然分不清,到底是“毕老爷”,还是“毕姥爷”?

        不管哪种“爷”,言语之间,明明白白地:亲呐!

        亲到什么程度?举个最近的例子:我们一行人自驾到银川采访。河北衡水晚报副总编铁良告诉我,回程时,他一定要把老毕拉到衡水玩两天……

        插图 王金辉

  • 凭什么

        ▌关菁

        写下这段病例,心情很复杂,说不上是郁闷还是惊讶、是惋惜还是愤怒。或许都有吧。

        病人今年38岁,在我们生殖中心做试管,移植前发现输卵管积水。生殖专家们让她尽快处理了积水再去移植。

        这本来算不得什么新鲜事,移植前发现了积水那是必须处理的。问题就出在她的病史上——她居然做过两次双侧卵巢巧克力囊肿剥除术。两次!

        第一次在8年前,双侧卵巢巧囊剥除。当时她还没有结婚。

        如果你是生殖外科医生,碰到这样的病人会怎么处理?对了,千叮咛万嘱咐:赶紧结婚、结了婚赶紧要孩子,千万别耽搁;一年怀不上赶紧试管!是这样吧?

        然而患者并没有接到这样的建议,优哉悠哉到了2016年年底,突然巧囊破裂,腹痛难忍住进了一家大医院。那里的医生显然专业得多,一再告诫患者:能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不要轻易再次手术,保守成功就赶紧试管要上孩子。

        这位医生我要给你鞠个躬!

        然而,仅仅时隔俩月,这位患者居然又被做了双侧卵巢巧囊的第二次剥除手术。不但如此,术后还用了六个月的GnRH-a(一种抑制内异症复发的药)。

        好了,这样处理后的卵巢里还剩几个能用的卵子?可想而知吧!

        于是这倒霉的内异症患者在我们中心取卵9次,只得到四枚冻胚。9次,花多少钱不用说,耽误多少工夫、受多少罪啊!

        还好我们的专家心疼这得来不易的四枚冻胚,在积水没有处理前坚决不肯移植。

        这里我要再给我们的田教授鞠一躬!

        开完住院条,我问患者:你知道这次手术后你的卵巢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吗?病人平静而答:“我知道,可能再也没有卵泡。还可能提前绝经!”

        38岁,凭什么就要提前绝经?!

        大家评评理,我说我心情很复杂、郁闷、愤怒,是矫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