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古代垃圾处理趣闻

        上接34版

        明清

        城市垃圾迅速回收

        经过唐代这些富商的启发,到宋代后,垃圾处理就更加规范。北宋初年,宋太宗设置了城市管理机构——街道司。街道司设有勾当官(类似街道司的领导)二员,下辖500名士兵,穿青衫,配备鞭子木棒,其职责就是修治街道、打扫卫生、管理交通等。由于京城“万街千巷,皆尽繁盛浩闹”,街道司“工作甚众,事任非轻”,500名士兵也不够用,因此,街道司又招聘了一部分杂役,“招置少壮堪充功役之人,所有请受例物,乞行支给”,这些人也会发给薪酬。当时,一些大的城市里还有民间处理垃圾的人员,将城市居民每日产生的排泄物、泔水等清理收集后运出城市,供乡村百姓使用。

        明代沿袭了宋代的垃圾管理制度。曾在中国生活数十年的传教士曾德昭记载,明朝的城市和乡村间,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不但耕作所需要的各种粪便,有专门的人员从城市里回收,然后运载到乡村里出售,甚至各种城市生活垃圾都有专门人员回收,哪怕“扔到街上的破布”,都会被迅速回收。

        有趣的是,关于垃圾回收处理的经验,古人通过不同书籍详加记载,这也为如今的人们提供了一些参考。人畜粪便可以作饲料和燃料,这是熟知的用法,不过,在千百年的实践中,人们还总结出千奇百怪的用法。比如,《农桑衣食撮要》记载,用晒干的牛粪加热蚕室,不仅能驱除寒气,还能让蚕多吃桑叶;《博物志》记载,焚烧干骆驼粪可以驱除蚊子、虱子;《氾胜之书》记载,用蚕矢(又称蚕沙,家蚕的粪便),杂以禾苗的种子,种下后,禾苗不会受虫子侵扰。

        另外,人畜毛羽在古人看来,也是堆肥的好原料。比如,猪毛是种植甘蔗的好肥料;动物的羽毛轻柔,可以用来扫除幼蚕。据明代学者朱国祯所著笔记《涌幢小品》所记:“蚕之初生,用鹅羽以拂之,乃置于筛。”

        在古人看来,动物骨头也可以变废为宝。动物骨头焚烧、粉碎成灰(有时直接埋入植物根部)后,可改良土壤,改善作物生长环境。《齐民要术》中记载:栽种石榴,要在树下埋入动物枯骨,因为它能疏松土壤,有利于根部呼吸,从而有利于石榴苗的成活。在闽粤赣山区,因为山田水冷,古人常将牛骨焚烧、打粉后作肥料,并蘸在水稻秧根部,以提高水稻产量。古人还会用动物骨头处理种子,使其耐旱,防蝗虫,从而获得丰收,这种工艺叫做“溲种法”。

        到了清代,城市卫生状况似乎并不太好。尽管清代时,将唐律中的“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改成了笞四十,但执行起来效果并未好转。《燕京杂记》中这样记载:“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人们直接把家里的垃圾扫到路上,最后导致城市路面比两旁的房子还高。

        1906年5月至8月,日本人德富苏峰来中国游历了78天,其间他到过苏州、杭州。回国后,他写了一本书——《七十八日游记》,他在书中说当时的杭州城居民:“把街头当成垃圾场,似乎成了人们的一种习惯,甚至并不在乎自家门前的垃圾会堆积如山。”

        当时,为了防止代谢物随意倾倒到街道上,杭州城开始建起了一些露天公共厕所。但其臭秽不堪,不可靠近,在炎热季节,更是恶臭弥漫。“粪头”、“屎阀”们把公共厕所当成财源,卖给郊区百姓作农家肥,却鲜有环保措施。以至于上公共厕所成了杭州城的一个麻烦事:一到早晨,要上厕所的杭州人就如同在火车站排队买票般,排很长的队。

        苏州、杭州的环境如此恶劣,是不是没有管理部门呢?答案是否定的。当时苏州、杭州成立了警务公所,下辖总务课、行动课、司法课和卫生课等。卫生课主要职责就有清理街道、修补厕所、管理水井等,只不过官方警务公所卫生课的不作为,才导致此种局面。

        鉴于此,苏杭商会开始进行社会自治,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两地的一些街道纷纷成立了自治团体——市民公社。公社接受苏州商会的领导,受其保护,活动经费则自行筹措解决。1909年,苏州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制订了章程,其中有“卫生方面清洁街道、通沟”的条款。其他街道的市民公社所订立的章程也有类似条款,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最终两个城市的卫生状况得以缓解。

        同样是清末,北京城的卫生状况也得以缓解。其中一个明显变化是,北京城的各条街道开始大量修建厕所,并对随意便溺的现象加强了管制。而且,当时也设置了专门的车辆和人员回收粪便,他们当时以摇铃为号,提醒老百姓。《京华百二竹枝词》曾记载:“粪盈墙侧土盈街,当日难将两眼开。厕所已修容便溺,摇铃又见秽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