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张大千与“画家讼案”

        ▌肖伊绯

        2019年是著名画家张大千一百二十周年诞辰,是著名画家于非闇一百三十周年诞辰,是著名画家徐燕荪一百二十周年诞辰,谨以此文共同敬献张、于、徐三位先生。

        说起张、于、徐三位画家,就不得不提起80余年前那桩轰动平津、惊动南北的“画家讼案”。这三位都是当事人,也正所谓不打不相识,打完了官司,又煮酒论英雄……各自都名重一时,仿佛魏、蜀、吴三分天下,搞得跟“三国演义”似的。巧合的是,在这起讼案中,徐燕荪也确曾指责张、于以“曹操”影射他。

        众所周知,张大千是享誉世界的中国画家,其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自20 世纪50年代以来,张大千游历世界,举办过多次作品巡展,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誉为“东方之笔”。

        不过,在成名之初,50岁之前的张大千,其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性格,也在国内画坛引起不少非议与质疑。当时张大千在国内外初具影响力,但在北平还立足未稳,当时的北平画坛对这位外来画家的技法与风格尚不十分了解。加之张大千早年曾以仿作谋生,相当一部分画坛中人对此难以接受。再因同行相轻、地区差异、圈子内外有别的习气等因素,使得本地画家对其并未有太过赞赏。

        只有一位与本地同行的态度截然相反,他就是经常与张大千一道展出作品的于非闇。于氏曾任《北平晨报》编辑,他经常撰文表达对张大千及其作品的由衷赞赏,“南张北溥”之说,即出于其手。非但如此,他还大赞张大千绘画用的一种高档特制宣纸,撰文时用到了“奴视一切”的词句,其本意是称赞张大千所用的宣纸为极品,传着传着就变味了。此文一经发表,即引来北平画坛许多人士的不满,齐白石曾特制一印章,印文为“吾奴视一人”,以示态度。北平本地画家徐燕荪更因“奴视一切”之语激愤,先是撰文讥刺于、张二人,展开“暗战”;后又与于、张二人“明战”,演变为一桩诉诸法律的“画家讼案”。

        当然,张大千、于非闇、徐燕荪三人之间的矛盾,之所以激化至此,早有苗头。“奴视一切”之语,只不过充当了导火索的作用,一点就着了。关于这场讼案,坊间传闻颇多,至今尚有不少道听途说的通俗文章可读。不过,当年有确切时间的实时报道,有详实内容的“讼案”原文,有明确记述的三方言论,如今已不多见。

        “画家讼案”远播“天涯海角”

        笔者经年搜求,查获当年“画家讼案”的旧报报道若干,如入画坛与法庭现场,三位著名画家“口诛笔伐”的史实即刻在场显现。在此,逐一列出这些旧报报道,可令读者诸君一篇在手,如重返历史现场,即刻陪审旁听,再不必“隔靴搔痒”,连猜带蒙地去翻看那些七拼八凑的所谓“掌故”了。

        据考,至迟在1935年九十月间,张大千、于非闇即向北平地方法院递呈诉状,率先控告徐燕荪侮辱诽谤。至于诉状的内容,至今80余年间鲜有媒体披露。即便当年的北平报刊,恐怕也觉得诉状的内容不雅,难以示众,遂未报道。但此案影响重大,远播南北,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了海南岛。于是乎,次年1月11日,海南岛海口的《琼崖民国日报》,以“平市文字狱,牵涉画家记者诗人”为题,将张、于、徐三人的“官司”,一度全盘托出。

        虽然报道的时间,比之北平的“讼案”起始时间晚了三个月,可北平当地报纸不便刊发、不愿刊发的内容,却在这一张远在“天涯海角”的报纸上刊发了出来,实在是难得。根据《琼崖民国日报》的报道,张、于二人自诉徐燕荪诽谤侮辱部分为:谓徐在《天津商报画报》作打油诗,其第三首原注有“海客与鼓姬狎,某作家为粉饰计,则以《花筵赚》相况”等语,某作家指于,海客指张,因张大千曾纳一鼓姬为妾……

        《琼崖民国日报》摘录的诉状内容,的确如报道副标题所称,“双方诉状笑料百出”。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中提到的张、于与徐乃“互控”,报道中所列举的各自诉状内容也各称其为“自诉”部分,这就给人一种暗示,仿佛张、于、徐是事先约好的,同时或者几乎同时向法庭提交的诉状——而且内容正好相反,你告我侮辱诽谤,我也告你侮辱诽谤。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与北平千里之遥的海南岛报纸之报道,其用语措辞是否完全准确可信?

        此三人的讼案,北平的媒体自然不会缺席,概因此三人在画坛的地位非同小可。与张、于二人“发生龃龉”的徐燕荪,无论身世背景,还是专业资历,都非同一般,在当时的北京画坛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人物。徐燕荪,原名徐存昭,又名徐操,字燕荪,又署燕孙,其生于北京商贾之家,家境殷实,自幼痴迷书画,早年拜光绪年间宫廷画家管念慈为师,后又追随清末民初海派人物画家俞涤烦学画,主攻人物,临学宋元名画,深得宋元画之真髓。曾一度专事“连环画”创作,如今的70后、80后小时候爱看的“小人书”,如《水浒传》《西游记》之类,大都出自其手。

        可想而知,张、于、徐三人,一个工写兼具摹古造新、一个专擅工笔花鸟、一个主攻人物画,俱为享誉一时的国内知名画家,他们卷入的这一场“画家讼案”,自然是当年轰动京城的一桩大事件了。北平《世界日报》作为当时与《北平晨报》《实报》“鼎足而三”的一家主流媒体,且作为一直持守严肃认真的新闻报道立场的都市大报,也就此展开了对这一桩“画家讼案”的跟踪报道。

        事实上,早在1935年9月19日,《世界日报》就刊发过一条简讯,篇幅很小,文字很少,却可能是这一桩“画家讼案”最早的报道。而作为于非闇曾供职且撰发文章的《北平晨报》,以及徐燕荪等多有刊发文章的《实报》,在“画家讼案”发生前后,这两家主流媒体实际上已经呈“对垒”之势。“讼案”正式成立之后,这两家报刊都基本保持沉默,不愿牵涉其中。处于“第三方”的《世界日报》,以“观察员”身份来报道“画家讼案”,在当时是独具客观优势的。

        张大千畅谈“讼案”始末

        “画家讼案”开庭九天之后,1935年12月21日,《世界日报》再次刊发跟踪报道。此次报道篇幅尚可,内容较丰,前述报道中“发生龃龉”云云,张、于、徐三人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龃龉”,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这篇800余字的报道,将张、于二人率先控告徐燕荪侮辱诽谤,复被徐提出反诉,张、于二人再递状反驳徐之反诉的讼案进展这一基本历程勾勒了出来。当然,报道内容主要集中在了“张、于反驳徐之反诉”这个环节之上。不过,通观张、于二人的反驳状,已然约略知晓了这一桩“画家讼案”的来龙去脉。

        据此报道,即可知前述《琼崖民国日报》报道中提到的张、于与徐之间的所谓“互控”,列举各自诉状内容也各称其为“自诉”部分,这样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首先是针对徐的公开侮辱与诽谤,张、于二人率先向法院提交控诉,意即不再与徐展开笔墨文字上的“暗战”,而是要诉诸法律、追究责任了。可是,徐拒不承认张、于二人所控告的那些公开侮辱与诽谤之举,却反过来又向法庭申诉,坚称张、于二人侮辱与诽谤在先,并一一罗列证据。接着,张、于二人就徐的“反诉”递状“反驳”,对徐的诉状诸条予以驳斥。

        可以看到,张大千所作《扑蝶图》与《花卉》上的题诗,成为双方“反诉”与“反驳”的焦点。徐燕荪坚称《扑蝶图》题诗“若令徐娘见”中的“徐娘”暗指徐操(即徐燕荪);《花卉》题诗云“蜉蝣撼树笑儿曹”,“曹”字与徐操之“操”音相近,亦指徐操;两处题诗均系侮辱。而张、于二人对此的反驳,则引经据典,于法理、文理、情理之中,均说理充分,颇见力度。

        应当说,无论张大千题画诗中有无影射讥刺徐燕荪之意,仅就法理而言,恐怕都很难予以定性,更遑论定罪。就此报道内容,不难感受得到,张、于二人在这一桩“画家讼案”中,都明显占据上风,处于主动地位。而徐则相形见绌,渐趋被动。

        以张大千直爽快意的性格而言,自然不会回避此案。《琼崖民国日报》的报道之上,就透露了张大千对徐燕荪“反诉”的看法:

        ……我画的《扑蝶图》,引用徐娘之典,因为我画的是背面女人,所以我题“若使徐娘见,吹牛两大王”,这是自谦画得不美。另外一时用“儿曹”之典,他也误解到曹孟德身上,真是笑话。我在南边久已闻得北平艺术家甚讲义气,及至读了“艺林打油诗”(徐作),公然的侮辱起人来,我们也就一笑置之。比经众朋友出来调停,而对方反提出了反诉,我原不想久居北平,不过因此事,我已另租了大的住房,拟在此久居,倒要看个水落石出。本来现在的言论太不自由,弄至用起不相干的典故,也会使人家误会,这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