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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大千与“画家讼案”

        经人调停“讼案”终平息

        不过,没过多长时间,这桩“画家讼案”出现了重大转机,于、徐二人握手言和,这两位北平本地画家先行和解,且要撤销诉讼了。根据1935年12月26日《世界日报》的报道,经管翼贤等再三调处,徐、于双方言归于好,决定撤销诉案,并由管翼贤等调处人邀请徐、于双方欢宴,并邀名流数十人作陪。

        为什么此事曾经艺术界多人出面调停均归无效,却在管翼贤再三调处之后,二人又言归于好了呢?管翼贤于1928年在北平创办了小型报纸《实报》,该报以下层民众为主要对象,发行量最高时曾达10万多份。当然,管氏在抗战期间投靠日本,此乃后话。而管氏之所以要再三调处,一是因徐在《实报》上刊发了攻击张、于的文章,自身本已卷入此案,难脱干系;二是为个人的社会关系以及《实报》声誉计,以调停此案为由头,拉拢众多画坛名士,成就一桩“艺林佳话”。原文如下:

        1936年新年伊始,轰动京城的“画家讼案”终于尘埃落定,当事人握手言和,言归于好。此后,张、于、徐三人与北平画坛诸友合影留念,宣告这一场画坛风波彻底平息。

        因于非闇“奴视一切”的激赞之语,张大千在北平画坛惹起众怒,所招致的冲突与烦扰,并不仅止于“画家讼案”一桩。就在“画家讼案”开庭后不久,张大千又遭遇了“画家比艺”的风波。这真可谓“官司”与“比艺”齐来,“文斗”与“武斗”皆受。

        时为1935年12月18日,《世界日报》报道称,张大千将与北平本地画家吴幻荪“比艺”,地点拟订为中山公园。这类似于“比武”式的公开“比艺”,对北平公众而言,还是头一回见识,一时大为轰动。根据《世界日报》的报道,1935年12月16日下午,张大千与其兄张善孖、于非闇亲自上门拜访吴幻荪,就是为所谓“画家比艺”之事而去的。但这一场“画家比艺”并不是张大千兄弟的主意,且前去拜访之意,本意就是为了解释所谓的“奴视一切”之语,希望消除误会。

        张大千深恐以吴幻荪为代表的北平画坛中人对其误会加深,矛盾会进一步激化,于是郑重其事,与其兄长及当事人于非闇登门拜访,期望能解释清楚、消除误会。可惜的是,吴当时恰恰未在家中,由其父接待张大千一行。后来吴归家后,得知张大千等曾来访,仍然没有放弃比艺的想法,且拟定了更为具体的比艺办法以作补充。那么,二人最终在中山公园公开比艺了吗?

        据目前已知的文献史料,时至1936年新年伊始,“画家讼案”风波已然平息,而这一场“画家比艺”都还没有进行。遍查当年的旧报刊及相关文献,在此之后也都没有相关报道与记载。基本可以判定,这一场“画家比艺”应当没有进行,或是在同行各方调停之下,或是在更为私密的沟通之下,与前述“画家讼案”的情形相似,二人达成了谅解。

        终于,“讼案”与“比艺”风波相继平息,张大千在北平画坛虽毁誉参半,倒也暂可“安居乐业”,根基渐稳。可惜的是,张大千与北平画坛的融洽与互动,并没有持续多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即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张大千困居北地,百无聊赖,暂居颐和园听鹂馆中,其间又应故宫文物陈列所之聘,任国画研究班导师。

        时至1937年11月10日,北京赈灾书画展览会开幕,张大千、吴幻荪、徐燕荪、齐白石、寿石工等四十余位画坛名家出席,并皆有展售各自作品,用于赈济灾民。1938年夏,为避日军纠扰,张大千化装逃出北平,辗转上海、香港,经广西桂林,返归蜀中,隐遁于青城山中。

        至此,张大千与北平画坛一别八年。直至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初,张大千才又一次返归北平,当时在颐和园养益轩小住,作画课徒,不久即返上海暂住。同年末,又因患糖尿病,由上海飞抵北平同德医院疗养数日。1948年10月16日,又与谢稚柳一同由上海飞抵北平,据其自称,此行预备一周时间,乃是专程看望北平画界友人的。他对记者说,抵平当天即去了琉璃厂,“那里的名画已经比从前大大减少,并不比上海的多,这大概是因为南方人买得比较多吧。”至于“甘肃省参议会控告他损坏敦煌艺术一事”,他则称,“他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试想佛像怎么挖?颜色怎么刮去?对这种所谓控告,他根本不去理会。”

        试想十年前,从“画家讼案”中全身而退的张大千,此刻从敦煌临摹古画带着“敦煌艺术”开辟者之誉重返北平,著名学者陈寅恪亦盛赞其“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或许,此刻的北平之行,张大千原本是有一番故友重聚、新艺重振的计划的。孰料刚刚飞抵北平,逛了一圈经营惨淡的琉璃厂之后,又陷入“甘肃省参议会控告他损坏敦煌艺术一事”的记者提问之中,恐怕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罢。当然,这已是题外话了。因为至此之后,张大千环游世界、扬名海外,可谓隐遁江湖、逍遥余生,再也没有回到过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