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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乔迁的王临乙

        徐悲鸿改变了王临乙的一生。

        王临乙第一次见到徐悲鸿,是在一九二六年,由徐悲鸿的丈人蒋梅笙介绍。至于王与蒋是如何相识的,已茫然难考。当时,王临乙就读于上海美专,师从李毅士。

        徐悲鸿第一次见王临乙,对其人其画都留下了良好印象,所以才有之后携王临乙去江湾画室同访陈抱一之行。此行留下了照片,18岁的王临乙在画面中似乎和其他人保持着疏离,与徐悲鸿、陈抱一、丁衍庸等人的从容相比,王临乙的局促令人印象深刻。两年后,徐悲鸿回国,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系,即召王临乙赴宁学习,不仅住在徐家,还负担了王的生活费用。

        蒋碧微在她著名的回忆录《我与悲鸿》中,对王临乙在文字上是吝悭的。徐悲鸿应福建省教育厅长黄孟圭之邀赴闽,王临乙是徐所带的惟一助手。不知何故,携子同行的蒋碧微却只字未提及王临乙。此番闽省之行,对王临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此行中,徐悲鸿尽力争取到两个公费留法的名额,给了两个得意的学生:王临乙和吕斯百(1905—1973)。对徐悲鸿而言,一九三三年在法国的中国画大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已经在法留学经年的王临乙此时成为徐悲鸿得力的助手,鞍前马后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但这一切,也被同行的蒋碧微一概略过了。经过细读,发现在《我与悲鸿》中,王临乙的名字有几处出现,但都是潦草一笔带过,并无情节。

        留学法国,是徐悲鸿再一次为王临乙的人生之旅设定的方向,他甚至“武断”地决定让王临乙转学雕塑。王临乙与吕斯百是不负所望的,这一点可从与其同期留法的常书鸿回忆录中得到印证。

        一九三五年春,王临乙一毕业即束装回国,抵上海,多往来南京徐悲鸿家。其间为谋职奔波,也参与了孙中山纪念碑和头像的创作。他必须要尽快谋得稳定而体面的职业,才能迎娶远在巴黎的心爱姑娘。

        在《学院与艺术:吴作人百年诞辰纪念展》一书中,曾影印披露徐悲鸿早年致吴作人一信,年份未署,月、日为八月廿七日。信中有“雕刻家中,开渠甚好,此往将无时不在奋斗中”句,对当时已在抗战题材雕塑上崭露头角的刘开渠给予了好评。紧接着,徐悲鸿写道:“临乙懒惰,且不读书”,显然是对王临乙的批评,令人讶异不已。再后,还对沙耆出国后画风转变略有担忧。

        吴作人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偕夫人李娜回国,不久即应徐悲鸿召赴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一九三六年五月,徐悲鸿与蒋碧微矛盾难解,适遇桂系召唤,索性远去了广西,直到次年九月初才回到中央大学。故此信当为徐悲鸿在此两年中所写。被徐信中批评的“懒惰且不读书”的王临乙、被表扬的刘开渠都是吴作人的朋友。至于沙耆,自一九三四年从徐悲鸿学,一九三七年留学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投入巴思天教授门下。巴思天,正是吴作人当年的恩师。现在讲及沙耆,几乎皆云是由徐悲鸿介绍赴比深造的,但选择巴思天,吴作人肯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联系此一细节,或可将此信写作时间定位在一九三七年。

        徐悲鸿对吴作人直言议及王临乙一事,可以视为先生对弟子因为“爱之深”而产生的“责之切”。王临乙归国之初,之前的刘开渠(杭州艺专)、吕斯百(中央大学)俱已担任了教职,稍后回来的吴作人也立即被延揽至中央大学,而此时王临乙的工作仍未有着落,其对远方姑娘的系念和承诺无法兑现的心焦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可能被徐先生疏忽了。

        一九三六年秋,王临乙由徐悲鸿推荐到北平艺专出任雕塑系教授。该年底,即匆匆赴法,依照约定迎娶了美丽的新娘。新娘至此随夫改姓:王,并以名字Renée的谐音汉译:合内。次年二月,两人同返北平。

        此后八年,国破山河在。王临乙夫妇紧随北平艺专一路流亡,直至重庆才歇住了脚。一九四六年,徐悲鸿函请王临乙、吴作人一起赴北平重建艺专。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王临乙担任雕塑系主任,更因行政能力兼任了总务长(吴作人为教务长)。

        一九五二年,王临乙被指有贪污行为,在职务被一并撤销的同时,还被隔离审查数月。此间,遭遇“逼供信”,以致曾两度自杀。王合内闻讯后,向重病在家的院长徐悲鸿申诉,后由徐抱病向美院上级部门文化部反映,经仔细核实后解除了对王临乙的审查。副院长江丰在全院大会上正式通报宣布王临乙无贪污问题,并予以致歉。但其原有职务并未恢复。一九五三年,王临乙受命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卅运动浮雕主稿。同年,徐悲鸿病逝。

        据说,一九五二年后,王临乙性情大变,往往沉默寡言。不知是否可以说,此也“因祸得福”,沉默寡言的他,由此避过了后来的运动。而延安出身的江丰,则未能躲过,成为美术界当年的一大新闻。王临乙、王合内先后于一九九七年、二零零零年殁去,无子女。家中物品种种,不知如何处置?前几年,网上偶现王临乙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与江丰的谈话记录稿,字迹潦草,不易辨认,但“我没有贪污”字样,不时出现。

        洋溢胡同有数处房屋,曾是一九四六年时的艺专宿舍,王临乙夫妇住17号,14号住过吴作人、李宗津和宋步云(一说沈宝基)。47号住着冯法祀、艾中信、董希文一干人等。那时,吴作人还在单身,直到两年后与萧淑芳结婚才搬去水磨胡同49号。王临乙、王合内在此时期,买下了35号小院,此后便一直住在洋溢胡同。一九九四年夫妇俩将洋溢胡同35号188.3平方米的住房和200平方米的院落产权一起捐给了中央美术学院。

        王临乙是上海人。照理说与我有同乡之谊,但我们一直以普通话交流。在王临乙的各种文字中,对王的家世罕有涉及。只知道出身中医世家,在考入上海美专前,曾就读于上海求实中学。上海老城厢近老西门的文庙路上,确曾有过一所求实中学,不知是不是王临乙求学过的那一所?

        洋溢胡同35号肯定洋溢过欢乐,也曾弥漫过悲伤……和痛苦。随着两位老人的告别,35号小院和洋溢胡同渐行渐远。大约在一九九零年代末期、新世纪来临之前,洋溢胡同也寿终正寝了,从北京地图上彻底灰飞烟灭。

        煤渣胡同的新居虽说新房子,但在我的记忆里总觉得是幽暗的,许是窗外的高树遮挡了本该登堂入室的阳光。屋子里似有暮气在缓缓流动,最仿佛是晚春无力的风紧贴着将凋未谢的花瓣。暗香既已散去,但仔细地嗅,仍能觉着微微的近乎腐朽的醉意。初闻之,醺然,再闻之,醺醺然矣。墙上,挂着一张吴作人在年轻时给年轻王合内画的半身油画。人生的长文章,跌宕起伏,此时即将收官。王临乙和王合内在不同时期创作的雕塑作品,散落在房间的各处,如同那文章中的一群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或省略号等等,表达着迥异而丰富的情感……那一天,是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春光佳美,甚。2019.5.22   

        王临乙谈艺录

        绝不是一件小型雕塑按比例放大了就可以成为大型雕塑,正如同把一所小型房屋式样的建筑按比例放大,不可能成为一座好看的大厦一样。它们是不同的体裁,处理手法、表现技巧也都是各有特点的。一般说来,小型雕塑比较更重视细部的处理和生动性,而大型纪念碑雕塑概括性和“建筑性”(浑厚稳重的整体感、大的组织结构、大面的处理等等)往往显得更重要,也更要求思想的深刻。为什么作为小型雕塑很好的作品,放大了完全可能十分难看?因为按比例放大之后,小型作品的细部处理和生动性等长处不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短处却突出了,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因而不能很好地表达。反过来,小型雕塑用大型纪念性雕塑方法来做,也不尽妥当,在有的情况下容易流于一般化。

        擅长小型雕塑的人也不一定同时擅长大型雕塑,反之也一样。比如罗丹,就特别擅长做架上雕塑,布尔代尔就擅长做建筑性的;两人的风格也全然不同。当然,这两者的区别不是绝对的,更不是互相排斥的,还有种种例外情况;我们也完全需要提倡“一专多能”,多学些本领。但这里面确有区别,有“专”的问题。如果区别没有弄清楚,在做小稿子时,以及从小稿上审查决定时,也就不能很好考虑做成大像后的效果。我们曾会有过这种情况:在小稿时看觉得很好,制成大件作品,却使人不满意。尽管在主题、内容、思想性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做成大件效果不好,放出去不受看,作品仍然是失败的,也造成损失。一件大型纪念性雕塑放出去看的人多,影响也大,应当分外慎重。

        ——王临乙《谈大型雕塑和建筑上的雕塑》(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