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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欧洲人争相仿制的“外销瓷”

        ▌张天慜

        1822年,一批清代瓷器随商船“泰兴号”从厦门出发,全速驶向位于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尼)的巴达维亚。不幸的是,商船在南海海域触礁失控,沉入海底。两个世纪后,这批清康熙德化青花瓷在爱国企业的努力下荣归故里,其中190余件瓷器于近日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据荷兰《东印度航行指南》记载,“泰兴号”长50米,宽10米,重1000多吨,船上载有茶具、餐具等瓷器100多万件,大部分产自福建德化。这个数字看似惊人,但相较近代中国庞大的外销瓷全球贸易网来说,只是冰山一角。

        作为古代中国出口贸易的代表性商品,丝绸和瓷器历来受到海外诸国的喜爱。明朝初期实行海禁政策,进出口贸易只有“朝贡”这一条渠道。有限的贸易往来,却挡不住外国人对中国瓷器的热情。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曾写过一本中国游记,其中有以下描述:“中国人食量很大,当他们用餐时,所有饭菜分别盛在了若干大瓷盘里。他们还喜欢喝酒,用的也是很小的瓷杯。”这个看似极其寻常的细节,竟在欧洲引起了轰动。明隆庆元年(1567年),终于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到东、西二洋进行贸易。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内,尽管清政府再度实行了海禁政策,但中国外销瓷的贸易额却持续保持增长。

        17世纪的荷兰有“海上马车夫”的美誉,是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泰兴号”前往的巴达维亚,即如今的印尼首都雅加达,那里曾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东方总部所在地。东印度公司是一个意图垄断东方贸易的商业公司,针对中国市场,公司的主营业务正是瓷器,为此还曾染指台湾,正如葡萄牙侵占澳门一样。而在17世纪初,老牌海上强国葡萄牙的国力每况愈下,“里斯本-果阿-澳门”这条辉煌一时的中欧航线,也逐渐被“阿姆斯特丹-巴达维亚-广州”航线所取代。

        据荷兰学者佛尔克编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记载,从1602年公司创立,至1682年这八十年间,共有1600万件中国瓷器被运至荷兰并销往世界各地,这也只是一个国家某个公司的数据。再据《中国陶瓷史》引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统计资料显示,仅巴达维亚一处,每年运往欧洲的中国瓷器就多达300万件。要知道以上数据均为不完全统计,如果忽略明末清初的鼎革,再算上民间的走私力量,其最终数据将难以估量。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给出了几艘葡萄牙走私船的细节: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澳门出发,船上载有500个中式酒杯、2740个茶盘、精美茶壶茶杯共100个,另有1万个瓷盘、8000个碗。第二艘有1万个瓷杯和50个瓷盘。第三艘有1万个瓷盘、8000个碗和2000个茶盘。

        从17世纪开始,荷兰殖民者就以巴达维亚为东方仓储基地,他们将从中国、日本、东南亚甚至远东地区获得的货物集中在此,清点之后再运往世界各地。对于那些瓷商来说,往返于阿姆斯特丹-巴达维亚-广州三地,就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主旋律。而“泰兴号”正是此条线路上的常客。

        那么,外销瓷主要由哪里生产呢?首先便是“瓷都”景德镇。景德镇在明清两朝分别叫做“御器厂”和“御窑厂”,首要任务是给皇室生产瓷器,其次也要负责国内市场的供给,最后就是“外销瓷”,规模巨大,制作流程也复杂。西方客户不一定喜欢传统的花枝、龙凤类彩绘图样,往往会有其他要求。

        随着“外销瓷”订单逐年增多,瓷都生产力也渐渐趋于饱和。这时,清政府为了疏解景德镇的制造压力,便将“外销瓷”彩绘这部分移师到了福建和广东沿海一带。据《中国陶瓷史》记载,“美国旅行者William Hickey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一家广彩加工厂后描述道:‘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所谓“术业有专攻”,瓷商先将景德镇烧制好的白瓷胎运至沿海,再由那里的画师按客户要求进行彩绘。

        彩绘业务和繁荣的国际贸易也带动了沿海一带瓷器制造业的发展,以福建德化窑为代表的瓷器开始畅销海外。

        鉴于沿海贸易的繁荣,清政府又于18世纪初颁布了一项章程:允许外国公司在广州进行贸易,但必须经过清政府指定的洋行代办。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于1715年捷足先登,此后又有法国、荷兰、丹麦等国相继入驻。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外销瓷的出口曾一度停滞。荷兰代尔夫特镇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当地人通过仿制中国青花瓷,弥补了欧洲市场的空缺,并获得了“西方景德镇”的称号。而随着“日不落帝国”在18世纪的崛起,这份仿制业务又被英国人抢了过去。

        纵观中国外销瓷的历史,从隋唐时期的日本、东南亚,到宋元时期的西亚、中亚,再到明清时期的欧洲,无论处于哪个阶段,瓷器始终都是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有数据显示:在18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约有2500万至3000万件中国瓷器被运至英国,可谓是体量惊人的跨国贸易。

  • 四夷馆:第一所官办外语院校

        ▌风千里

        随着中原王朝对外交往活动的不断深入,外语的重要性开始逐步凸显。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外语人才的培养只能依靠自学或者师徒传承来完成,官方并无专门的机构进行教习。直到明代开设“四夷馆”,中国古代官方的外语与翻译教学才开始走向制度化。

        明朝建立之初,明廷与蒙古贵族的接触非常频繁。这时,精通蒙汉双语的翻译官就成为稀缺人才。明太祖朱元璋曾命翰林院侍讲火原洁(蒙古人)和编修马沙亦黑(色目人)编纂首部蒙汉词典——《华夷译语》,供翻译人员学习使用,以使“使臣往复朔漠,皆能通达其情”(《明太祖实录》)。

        永乐年间,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对外交往活跃,前来朝贡的外国使团增多。为应对外事需求,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五年(1407年)正式 “设四夷馆,译其文字”(《皇舆考》)。从此,直至清末设立京师同文馆之前,四夷馆一直是中央政府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主要阵地。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四夷馆俨然是一座高等外语院校。馆内开设多个语种专业,主要承担语言教习和文书翻译工作。据《大明会典》记载:“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永乐五年设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可见早期的四夷馆就开设了八个语言专业,其中鞑靼馆教习蒙古文,女直馆教习女真文(即金朝时期创立的女真文字),西番馆教习藏文,西天馆教习榜葛兰文(即孟加拉文),回回馆教习波斯文,百夷馆教习傣文,高昌馆教习畏兀儿文(一种用回鹘字母书写的文字),缅甸馆教习缅文。到了正德八年(1513年),因泰缅一带局势紧张,又增设八百馆,用以教习兰纳文(即用于书写北部泰语的文字)。万历七年(1579年),因暹罗贡使数度坚持用泰文提交国书(以往暹罗的国书皆用波斯文书写),明神宗又专门设立暹罗馆。至此,形成了明代四夷馆十大语言专业。

        与今日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类似,四夷馆也接受国家行政机构的管辖。“初设四夷馆隶属翰林院”(《明史·职官制》)。起初,四夷馆仅作为翰林院的附属教学机构而存在。到了弘治七年(1494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遂改隶太常寺”(《明史·职官制》),中央委派太常寺卿和少卿两名官员来“提督四夷馆”,而四夷馆的上级主管单位也换成了太常寺。

        四夷馆的教师队伍来源比较复杂。明初,前元时代的异族官员大量出仕明朝,其中不少凭借其多语种背景担任通事(即翻译)。到四夷馆设立时,不少通事直接入四夷馆任教,如《明成祖实录》就记载:“(徐)晟,鞑靼人……哈的,回回人。二人自永乐初以翻译外夷文字召用……”随着郑和七下西洋,大量外国使节赴京朝贡,明廷甚至直接将这些使节召入四夷馆充作外籍教员。比如《四夷馆考》曾载:“缅甸人当丙、云清等六名以进贡至京,俱留本馆教授”。这些缅甸使节一直被留到天顺年间,缅甸派使团来要,却遭明廷拒绝,最后竟全部客死北京。此外,还有不少本馆的优秀学生学成后直接留馆任教。

        四夷馆的招生方式也颇为特别。永乐年间,招生对象主要是各地的监生,不过这时的招生工作居然是强制性的,也并无定则。如“永乐五年三月癸酉,命礼部选胡敬等监生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南雍志》),以命令的形式强制送去学习翻译。对这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监生而言,寒窗苦读就是为了日后金榜题名,但进入四夷馆,势必无法集中精力备考。就算从四夷馆毕业,也至多得到个通事一类的从九品“芝麻官”,对于有志于科场的莘莘学子而言,实在得不偿失。尽管朝廷在物质上对四夷馆学生多有优待,却还是“诸生多不悦,辄生谤议”(《国朝典汇》)。

        有鉴于此,宣德以后,四夷馆的招生范围开始扩大到官民子弟,后又包括军民与匠吏子弟。这些无功名在身的“待业”青年更看重四夷馆的优厚待遇及毕业后授官的诱惑,一时间趋之若鹜。“近年官员、军民、匠吏之家子弟,往往私自投师习学番字,希入翰林院译馆。”(《明英宗实录》)可见报考有多火爆!因报考人数过多,到了嘉靖年间,明廷将录取标准全面收紧,提高了各语种考试难度,还将录取年龄限定在25岁以下,从而提高了录取质量。

        四夷馆为明朝源源不断地提供专业的翻译人才。到了清代,除女真、鞑靼二馆被撤,四夷馆其余八馆均留用。因满清统治者对“夷”字多有忌讳,而将其更名为“四译馆”。不过,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清朝疆域不断扩大,旧有的四译馆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将负责接待朝贡使节的“会同馆”与原“四译馆”合并,改称“会同四译馆”,归礼部所管。表面上将两机构合并于一处,实际上则是四译馆被会同馆整体吞并。随着教师与生源的流失,四夷馆已名存实亡,直到咸丰年间被京师同文馆取代,并在光绪年间与会同馆一道被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