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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茅盾文学奖看重思想性

        动态灵活 风格探索

        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看,茅盾文学奖在中国的文学奖项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这自然与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中最具强势性有关,刘大先认为,它甚至在整个当代文学的知识生产和美学范式建构上,都有比较强大的示范作用。从往届的评选结果中我们或许会产生这种印象:茅盾文学奖已经形成了某种史诗性的、厚重的、深沉的美学范式。不过,在不少评委看来,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也绝不是僵化的,相反,它是动态的、灵活的、开放的、向前发展的。

        陈晓明认为最后获奖的徐则臣的《北上》和李洱的《应物兄》都是非常有个人探索性的作品,如果把目光再放宽到之前的入围作品,则更能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的丰富性。

        《北上》是作家徐则臣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主人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这一路,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同时,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徐则臣力图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书写出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命运走向。

        “《北上》在不同的时空里面,由一条河带出历史,带出我们不同的生命体验,在这样一个结构当中处理民族的记忆、遭遇和变化。”陈晓明认为《北上》的写作结构比较具备探索性。杨庆祥觉得《北上》的主题“很有意思”:“以大运河为线索贯穿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实某种程度上有寻根的意味,寻找自己在世界的位置。”

        徐则臣曾在淮安生活过几年,每天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两岸穿梭,对运河淮安段的见识与理解,成就了他的运河之缘。二十二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他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他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一篇接一篇地写出与这条河相关的小说,也因此培养出了对运河的专门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真地收集和揣摩。

        李掖平在读了《北上》后,发现“小说虽然写了许多人物如费德尔、小波罗、谢平遥、邵常来、周义彦等人的生活遭遇和爱情经历,但他们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主人公,作品的真正主角是那条曾浩浩荡荡风光无限,也曾淤积堵塞荒凉落寞的京杭大运河”。她也注意到了《北上》在结构上所做出的个人探索——“所有散点式的人和事都是因为与大运河有关才汇聚在一起。作者意在深剖细解大运河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愿景,以发扬光大其丰饶的文化蕴含,刻画民族表情,写照民族精神,培固华夏文明的根性。小说以一份考古报告开篇,以出现在考古报告中的一封信件所暗示的历史秘密结尾,强调的正是‘前者是往昔对今日的抵达,后者是今日对往昔的重溯’。这种烟花绽放散开满天星火却又灼然一体的独特结构方式,指向了小说创作的一种新路径。”

        《应物兄》一书,李洱写了整整十三年,小说越写越长,甚至写坏了电脑。《应物兄》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识者的言谈和举止。陈晓明认为,《应物兄》把这么多的中国典籍、知识放进小说里,是一种很大胆的尝试,“中国这个民族是独特的,孔子、老子、庄子,他们都渗透到了中国人的生活里,中国人甚至常常把他们挂在嘴边。加上最近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复兴,这个现象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有一本书把它写出来,我觉得它是对时代的一种反映。”

        杨庆祥也肯定了《应物兄》所内涵的探索性质,认为它“表面看是一部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但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小说”。杨庆祥说,在探索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处理中国当下这么复杂丰富现实这方面,“李洱做出了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最好的尝试”。丛治辰认为《应物兄》“这种结构的处理本身就是非常惊人的”——“李洱的《应物兄》,看上去聚焦一个学院,却写出了世态万象,在艺术上无可挑剔,他能够把大量的故事处理成好像没有故事,却又让你读得欲罢不能。”

        得奖后,李洱表示,自己“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在接受晚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茅盾文学奖公布的上午,他接到作家好友毕飞宇的电话。“他说,你快上网看看,什么也没说就挂了。”李洱说,随后他查到了自己得奖的消息,在央视录节目的妻子也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预料到接下来会被媒体“狂轰滥炸”,李洱马上选择关机,平静地给孩子做饭。李洱告诉晚报记者,他得奖前夜睡得很安稳,不紧张也不焦虑。虽然李洱表示茅盾文学奖“可上可不上”,这部小说写十三年就是因为“没考虑拿奖”。但入围后李洱对拿奖“还是有一点信心”。当他中午再次开机面对大家的祝贺时,已有记者等在他家门口。李洱表示这次获奖作品《应物兄》出版后自己没有进行一次书店活动、讲座宣传等,也不愿接受媒体采访。对于得奖后的各种声音,他表示在不脱离文本的情况下欢迎不同的评价,这样作品的空间才能打开。

        今年春《应物兄》一出版,便有许多评论称此作“是冲着茅奖去的”,李洱听到这种说法不太高兴,在他看来,不能说写作是为了得奖,得奖不会对生活有太大改变,“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但是读者会多一些”。

        李洱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他对记者有些防备,因为“很多采访我的记者连我的书都没看过”。曾有媒体“在没有采访我的情况下就杜撰出一篇访谈”。面对一些媒体激烈的批评,李洱有些无奈,与自己相比,他更担心家人看到这些,“因为有些记者把我很多年前的作品中某一句话,某一些描写单独摘出来,断章取义”。

        此外,他不愿当面谈论自己的作品,“很尴尬”。李洱开了个玩笑说,人一生有三个机会集中听别人夸自己,一个是满月的时候,一个是葬礼上,还有一个就是开研讨会。“在中国目前为止同龄的作家中,我可能是唯一没有开研讨会的”。

        《应物兄》发表后,他还是被“骗”去开了一次研讨会。“如果我不在场可以开,有的作家喜欢直接对话,但我怕研讨会,怕对别人构成压力”。

        在评委李掖平的评语中,《应物兄》是一部“表征了文学书写具有多种可能性和可行性的作品”,因为它“描画了一幅当下社会生活和当代文化人从精神状态到日常举止的全景式图谱”。在她看来,《应物兄》由此拓开了一个具有百科全书式丰富知识的文本视阈,亦可说作者借此表达了内心深处难以释怀的一种广渺浩远的忧思或者说忧患。对她而言,这种忧思和忧患不但有着“警醒和镜鉴”的作用,还有着源自骨子里令人敬重的高贵。

        评奖:文学须对现实负责

        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始,茅奖迎来了“大评委制”,共有62位评委组成评委会。其中有的来自地区推选,有的则来自中国作协直接聘请,但最终所有评委都是以个人身份进行评选,不代表任何组织。

        几乎所有的评委在接受采访时都肯定了评奖讨论过程中的严谨和细致。“我们投票有很多轮,据我所知每个组都讨论得非常认真,重新熟悉这两百多部作品。讨论既热烈又坦诚,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也有针锋相对的时候。可以说每一部作品都得到了充分讨论,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做出选择。”评委丛治辰回忆说。

        陈晓明表示,所有评委都从事文学研究多年,对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语境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文学评奖与文学研究不同,评奖不是为了表达出个人的趣味和喜好,它需要对历史和文学有所交代。对探索型的作品,他一直特别关注,但他对传统的、写历史的、写乡村的和写生活的作品一样欣赏——“(评奖)不在乎艺术手法本身,而在于在它所用的手法中,有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是不是有很好地完成度”。

        杨庆祥认为茅盾文学奖投票的标准有几个:首先要遵从茅盾文学奖的初衷,获奖作品应该反映时代生活,关注中国人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同时也要对长篇小说的艺术有所展示和拓展。

        由于不少人还会提到茅盾文学奖的现实主义品格,丛治辰认为现实主义品格谈起来比较复杂,但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品格是一种“文学对现实负责任的态度”,以及“文学面对这个世界的尊严感”,“茅盾文学奖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思想性,如果一部作品在思想上非常肤浅,浮光掠影,只写了现实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内在,这样的作品恐怕也不会被认可”。

        在讨论到入选的网络文学作品时,陈晓明表示,由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比较强调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所以网络文学和经典的传统文学相比,有那么一点“不太占便宜”:“它的那种写法是一种新的写法,所以我也想建议以后应该给网络文学单独开一个奖,这样公平一点。”

        “最后这些作品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陈晓明说,在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接近一万部,四年就是四万部的前提下,最后推选出二百多部,然后再进80、进40,“能够进80就很了不起了”。

        因此,杨庆祥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大家应该更多地去关注最终入围的十部作品,而不仅仅是获奖的五部。“能进入的这十部都是高质量的作品,而且能够更全面地看到中国当代小说的丰富性。有些没有获奖的小说如刘亮程的《捎话》、葛亮的《北鸢》、叶舟的《敦煌本纪》等都是非常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