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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折射出的色彩斑斓

        ▌成长

        开启《三国演义》的大门,我是从读图开始的。

        三国可谓是国人最熟悉的历史时期,在那个不足一百年的波澜壮阔的时代里,群雄逐鹿,豪杰辈出,文韬武略,各展风姿,经由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的改编和传播,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等故事情节妇孺皆知。更重要的是,《三国演义》为我们在一个已经逝去的岁月长河上筑起了一场梦境,让我们随着赤壁之战的烈焰而热血,随着赵子龙的神勇而激昂,随着诸葛丞相星落五丈原而哀痛,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像《三国演义》一样让我们与古人的命运浮沉贴得如此之近。而《三国演义》也无形之中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的大门,让我们从三国出发,上下漫溯,从历史的幽微中发现人性的光芒与智慧的闪耀,从而认识到,历史并不枯燥,历史也未曾远去。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试图远离《三国演义》,因为它虽然标榜“七实三虚”,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几乎全是“三虚”的内容,当我长大后翻看史书,发现许多故事与历史并不一致时,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进而对《三国演义》中许多人物过度的美化或黑化也心生不平之感。但后来我发现,《三国演义》无法回避,因为它是我们走进三国世界的必由之路,没有书中那些亦真亦假却让人时笑时泪的情节,就没有历史折射在我们眼中的色彩斑斓。

        而对我来说,开启《三国演义》的大门,却是从读图开始的。

        我小的时候,还没有现在少年儿童随手可览的绘本,最吸引我的书本就是连环画。由于父母都是画家,而且早年都画过连环画,所以家里收藏的连环画就成了我的宝库。全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连环画不知被我翻了多少遍,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精彩纷呈的故事情节一道印入我的脑海中。后来,又有了更加多维的电视剧和更具互动性的电脑游戏。这些轻松、直观、富有趣味的形态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让我对三国、对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探索,从来不是枯燥乏味的,而是始终满怀着兴趣与情怀。

        因此当许多小朋友想要开启三国之旅,或者许多对三国尚一知半解的大朋友想要多一些了解,我都会推荐他们首先阅读图文搭配的三国故事。但我对此也有犹豫,如果画像不够尊重原著,或者是按照所谓历史人物的套路模样去复制,那么无疑摧毁了读者对三国人物的第一印象,还不如直接从原著的文字描述中去想象那个人物的样貌。

        金协中先生绘制的《三国演义》画册是市面上罕见的用工笔重彩绘制的全本《三国演义》,全书按照每回两幅,选取《三国演义》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人物进行构图,用240幅彩绘精品再现了三国风云历史。每一篇图画,都是《三国演义》精彩纷呈的故事的一个截面,先生用笔讲究,色彩绚丽,面对书中众多人物形象和动辄宏大的历史场景,巧妙布局,细致刻画,让我们熟悉的那些三国英雄跃然纸上。同时,先生还在绘制人物时十分注重景色的烘托,无论是苍翠欲滴的山林,还是波涛翻滚的江水,先生的笔墨从不忽略,从而使得人物与环境相得益彰,富有韵味。在2004年11月6日天津文物公司秋拍上,此作曾以291.5万的高价成拍。

        此次有幸能为金协中先生绘制的《三国演义》画册配文,于我而言,则又是一次重温旧梦。若这本书能让更多的朋友走进三国的世界,彼此一道青梅煮酒,笑谈古今,则可谓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了。

  • 《赵正书》为历史研究带来了什么?

        ▌路宗

        它的出现,挑战了《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其他文献记载,使人困惑。

        近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携新著《生死秦始皇》在中国书店中关村店举办了读者见面会。在这里举办读者见面会有特别的意义:一年前他在此店买下收录《赵正书》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因此才有了这部《生死秦始皇》。

        辛德勇写作《生死秦始皇》最重要的切入点,就是现在收藏在北京大学的一篇西汉竹书——一篇写在竹简上的文献,叫做《赵正书》。它的出现颠覆了很多人对中国历史、对秦朝历史的认识。其核心问题就是:秦始皇去世之前有没有留下遗诏?他留下的遗诏是怎样的?

        对于读过《史记》的人,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秦始皇临终之前感觉身体不大好,就占了一卦,说东南游才能避免掉这些厄运。他就到东南走了一趟。但归途中,就在今天的河北——古代叫做沙丘那个地方,他挺不住了,去世了。《史记》的记载很清楚,他在去世之前写了一封信,要求要把这封信送给当时在秦北边的大儿子扶苏,诏扶苏回去主持他的丧礼或者参加他的丧礼。《史记》没有明确讲他会让扶苏继承帝位。后来赵高和胡亥串谋,又拉拢丞相李斯,把这份诏书毁掉,又伪造了另一份诏书让胡亥即位。

        但《赵正书》却说,秦始皇经过慎重的思考,决定让胡亥继承帝位,成为后来的秦二世皇帝。因此,《赵正书》公布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行的或一般的历史爱好者在网上一片渲染,可历史学界并没有人出来澄清或提出明确的看法。《赵正书》影印出版后,大家可以看到以整理者为代表的学术界主流意见,对两种记载都是不分轻重,不分伯仲,不判是非。

        就在大家对《赵正书》还议论纷纷的时候,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又发现了一份所谓“秦二世诏书”。在诏书里,秦二世提到“朕奉遗诏”,就是说他接受了秦始皇的遗诏才即位的。这就激起了社会上一批人,结合北京大学的《赵正书》,认为胡亥遵奉秦始皇遗嘱即位,是真实的事。

        辛德勇对此完全持否定的态度。这种观点带来的影响,还不仅在于秦二世怎么样,而是我们目前知道的秦的历史,主要依据的是司马迁的《史记》——那么,承认《赵正书》和所谓“即位文告”,就意味着司马迁《史记》的可靠性有严重的问题。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距离秦灭亡的时间不太久,是在西汉中期,如果他连秦的历史这么大的问题说的都不准确,那我们今后怎样看待《史记》?怎样看待比《史记》更早的记载?

        辛德勇坦陈,他的治学方法更注重从基本文献出发。但怎样看待基本文献,需要相关的一系列学术背景知识。包括传世文献的形成过程,出土文献的发展历史,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新出土发现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比如,西汉末年就发掘了汉武帝茂陵,出现了著名的出土文献《茂陵书》。接着又有著名的西晋《汲冢竹书》。当我们了解整个出土文献的发展历史、传世文献的形成过程之后,在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下,对比各自文献的特点,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

        回到《赵正书》,只要我们认真阅读文献,就会发现这部《赵正书》,虽然是西汉时期的,甚至比看到的《史记》《汉书》文本都要早,但是,它的性质是小说。正如不能用《金瓶梅》研究明代政治主体,也不能用《赵正书》去研究秦代政治史。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受过高度的职业训练。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史官是具有一些介于人神之间、人天之间的地位。他必须忠实地记录他所看到的、所认识到的历史,他对神对天,有一种责任。如果他违背自然现象,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谱写的话,会遭到神罚天谴,这种严重性,是大于任何尘世间君主帝皇对他个人的损害,或者对个人生命的影响。司马迁是在这个背景下写的《史记》,因此《史记》绝大部分东西是可靠的。

        在此基础上,辛德勇还谈到他对 “二重证据法”的独到理解: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的核心目标,是指向以《史记》为代表的古代文献的可靠性;而这种可靠性有一个具体的分界,就是殷商时期的历史。王国维通过殷墟甲骨证明了《史记》记载的商的先王事迹是可靠的,这就意味着从《史记》的《殷本纪》以下的历史记载是写实的(当然不是没有错误,但基本出发点是忠实记述历史)。而商以前,由于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就不好妄言了。

        《赵正书》的出现,挑战了《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其他文献记载,使人困惑。但是辛德勇强调,还是要回归传世文献本身。他鼓励大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通过某个偶然的发现,就能改变了像以《史记》为代表的史学著作给我们留下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