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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苑遗存日军“飞机窝”

        ▌高世良

        九月底,随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成并投入使用,中国第一座机场——南苑机场将正式关闭。南苑机场也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一百多年来,南苑机场见证了许多极具重大意义的历史瞬间。南苑机场附近如今遗留着一些非常特殊的建筑:日军的飞机掩体,俗称“飞机窝”。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苑机场爆发了更为惨烈的战斗。南苑机场失守后,这里成为日军重要的军事基地,“飞机窝”就是为了掩护日军飞机而建。

        如今,这些遗存的“飞机窝”时刻提醒着国人,落后就要挨打。

        如果留心观察,在南苑机场附近的一些村镇,可以看到圆拱形混凝土建筑,如同倒扣在地上的锅,建筑也就四五米高,但是所占面积并不小。这些“圆锅形”建筑,是侵华日军留下的飞机掩体,俗称“飞机窝”。

        它们是日军侵略中国的铁证,它们也记录了一段令每个中国人无比痛心的岁月。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侵略军借口参加军事演习的一名日本兵失踪,炮轰宛平城,发动“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后,日军疯狂侵略中国华北地区。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中国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7月27日前从北京撤至保定。中国军队拒绝了日军无理要求。

        7月28日凌晨,日军向南苑驻军西南角、东南角进攻,二十九军在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的指挥下,进行了英勇抵抗。当时,正在南苑受训的男女青年学生1500多人,在军训团教官共产党员冯洪国(冯玉祥之长子)带领下,奋勇杀敌。

        南苑战役比卢沟桥“七七事变”规模更大,战况也更为惨烈:二十九军名将赵登禹、佟麟阁以及5000多名守军在此壮烈殉国,受训的青年学生最终仅剩600余人回到城内或保定。

        日军在我军的顽强抵抗下,也受到极大损失。在日本发行的《大陆战史》中,南苑战役也被日方这样描述:到处都是尸体,就像是一场“白日下的噩梦”。

        南苑战役后,日军占领了南苑机场,并在机场东北庑殿村南,修建了日军营房,即约百余间红砖红瓦的房子。日军还修建了由南苑机场至庑殿村约4公里长的铁路。

        为了防止中国军民的反击,1941年左右,日军在南苑机场周围修建了20座飞机掩体,即“飞机窝”。这些掩体大约每隔1公里修建一座,全部为圆顶形的钢筋水泥建筑。建筑有大有小,小型的飞机窝高约4米,长约24米,宽20米,占地约480平方米;大型的飞机窝高约7米,长约45米,宽40米,占地约1800平方米。

        当年修建这些飞机窝时,日军在飞机窝顶部覆盖着30多厘米厚的黄土,上面长着杂草,成为绝佳的掩蔽物。有的飞机窝顶上,还建有木结构的岗楼,有士兵站岗放哨;有的飞机窝附近建有半地下的水泥小碉堡,约有一间房子大,用于存放汽油等。日军平时把飞机开进窝内藏起来,一旦有命令,飞机便从这里飞出去。

        更令人痛心的是,根据记载,这些工程都是日军强迫当地工商户出钱,并雇佣当地农民修建的。

        如今,南苑机场周围还有14个飞机窝遗存,这些飞机窝多被改为存放物品的仓库。另外,在南苑机场周边的庑殿村、南苑镇西北(南苑元件厂之地)还保留有半地下的小地堡,这些地堡是水泥浇筑,地上部分高1.5米,地下1米,长8米,宽5米,这些地堡有门无窗,但有通气孔,四面还有枪眼。

        除了南苑机场,后来人们还在丰台、通州、海淀、大兴等地发现了多座日军修建的飞机窝。根据记载,1938年,日军在北平西郊柳林居村(今海淀区四季青镇东冉村)修建西郊机场,作为军事基地。1944年,日军在西郊机场修建多个飞机窝。

        如今,对于这些飞机窝的保护,情况各异,它们是日军侵华的遗迹,应该得到保护,让国人永远铭记那段屈辱的历史。

  • 商代是否用毛笔写字

        ▌姜宝君

        今年是甲骨文发掘120周年。前段时间,记者随“健康快车”亲子探访团,来到安阳殷墟博物馆,实地感受三千多年前中华文明的神秘与魅力。

        在殷墟博物馆,甲骨文的元素随处可见。博物馆入口,就有一个石刻的甲骨文“福”字,通过字形,就能猜出“福”字的原始意思:一个人捧着酒杯,祭祀先祖。在早期文明中,酒器常作为重要的礼器,参与庄重的祭祀仪典。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一多半就是酒器。

        时光回到120年前。

        1899年的一天,住在京城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因身患疟疾,从药店购回一味叫作“龙骨”的药材。他不经意间在“龙骨”上面发现刻有一种类似于篆文的符号。凭借多年对金石古物鉴定的敏感,他意识到很可能是一种上古时期的文字。于是他就将药店中一切带有刻痕的“龙骨”都买了回来。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王懿荣辨认出“雨”、“日”、“山”、“水”等字,后来还发现了几位商朝君王的名字。因此,他断定,这些刻痕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代文字。

        尽管在王懿荣去世多年后,才由罗振玉(后来的“甲骨四堂”之一)确定这些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洹河之滨的小屯村,但自此之后,“一片甲骨惊天下”,小屯村开始引起世人的注目。人们不仅从这里挖出更多的甲骨,由此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甲骨文研究,还挖掘出了一座商代都城遗址:殷墟。即便到现在,殷墟的考古挖掘工作仍然在继续进行。

        殷墟博物馆的甲骨文展示区域,有一件非常特别的文物:朱书玉戈。在一件白色的兵戈形玉器上,隐约可见几个淡红色的文字。仔细观察,这些文字与甲骨文几乎是出自同一种文字。根据专家的解读,玉戈上的这几个字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某人在兆地抓了一人,进而献俘或献器于上级。

        讲解员介绍说,这件文物说明,商代文字已经非常成熟,甲骨文并不是商代文字的全部,当时社会生活中,人们在其他场合使用文字比甲骨文要丰富得多。另外,玉戈上的字呈红色,说明它是用笔蘸着朱砂,先写上去然后再刻的,写字的笔很有可能就是毛笔。

        三千多年前就有毛笔,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观点。那么商代有毛笔吗?

        记者采访了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书法家杨频。他说,目前出土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战国时期的,但是毛笔的使用肯定是很早之前就有了。1954年,在长沙市左家公山发掘的一座战国楚墓里,就出土了一只毛笔实物。考古人员最初发掘出了一根竹管,后来清理时才发现,竹管里面是一根保存完好的毛笔。这只毛笔的笔杆用竹制成,笔毛采用上等的兔毫,笔杆的一端劈开几道裂痕后,将笔夹在笔杆中。

        “尽管没有发现商代使用毛笔的实物,但是商代及更早之前的文明阶段,的确已经使用毛笔了,只是当时掌握文字的人少,使用的范围相对较窄,主要集中在统治阶层,再加上年代久远保存困难,所以不容易有实物发现。”从目前的考古材料可以看到,作为早期文明代表的彩陶,上面有些图案,就有毛笔使用的痕迹,它们所呈现出来的图案和线条,与树枝等坚硬物体画出来的图案和线条是有区别的。

        杨频补充道,“册”、“典”等字,在甲骨中的象形文字,就是简牍的形状,“这说明,商代的政令、律法条文以及贵族之间的契约等,都可能是写在简牍上。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在当时,写简牍或许比刻甲骨文更频繁。”这也与朱书玉戈所展示的信息是契合的。

        杨频介绍,在殷墟发现的甲骨上,还有少数用朱砂写成但还未刻的文字。这也说明,有一些甲骨文是用毛笔先写再用青铜刀或者玉石刀刻上去的(刻刀在安阳都有出土实物)。“当然,用毛笔先写再刻只是部分情况,很多甲骨都是直接锲刻的,贞人经过练习,对字结构很熟练,一般都不需要先写。”

        关于甲骨文是先书后刻还是直接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存在过争论。

        甲骨文研究专家董作宾(1895-1963),是甲骨文“先书而刻”观点的代表人物。他曾在《殷墟文字乙编》序言里以一片甲骨为例,讲述了他的观点:这片甲骨正面左上角的文字是刻的,笔画细而劲,背面右上角的文字未经锲刻,笔画肥而柔。背面还有四段文字写完未刻,其中有“贞乎”二字,字体很粗。这都是先书后刻的一个实例。

        另一位研究甲骨文的专家张秉权先生,也在考释一枚甲骨时发现,这枚甲骨上有些字的旁边,还可以看到这个字书写时的痕迹,即在锲刻这个字时,并未完全按照书写时的粗细来刻。

        而坚持“不书而刻”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著名文字学家陈梦家(1911-1966)。他认为刻辞中有小如蝇头的字,不容易先书后刻。胡厚宣(1911-1995)的看法则综合了两派的观点。他认为,“小字不书而刻,大字先书后刻。”在他看来,卜辞中的大字,因需要刻多次,才能完成,故必先写而后刻。其中的小字,往往随刀一刻,即可成文。

        甲骨文先书后刻的说法和实物,为商代使用毛笔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人们也期待更多实物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