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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时间的蜂巢里 苦酿成蜜

        卫建民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拍摄的电视剧《红楼梦》的演职人员字幕上,有一个单独的页面是“风俗顾问:邓云乡”。在小说《红楼梦》里,贵族的日常生活,包括饮食起居、园林建筑、服饰道具、生活礼节等,都有着细致入微的体现,如何在电视剧中再现已经消失的贵族生活场景,与此同时又能被广大观众和读过《红楼梦》的人大致接受?“风俗顾问”的工作多、责任重。

        也是那些年,我工作的单位和刚刚创刊的《红楼梦学刊》的几位作者联系比较多。邓云乡先生是《红楼梦学刊》的撰稿人,又是电视剧《红楼梦》的风俗顾问,一来二去,我们就认识了。第一次见到他,他用乡音告诉我:“我是灵丘的,就是平型关那儿。”因为和邓先生是老乡,当时我又是个狂热的“文学青年”,他一肚子杂七杂八的学问,咳唾成珠,我受益颇多,愿意接近他。我和邓先生保持了多年的友谊,直到他去世。

        邓先生虽然在地理空间上生活在上海,内心却一直牵挂北京。每次从上海来,他都说“我回北京”;一个“回”字,蕴含着很深的感情,绝非是语言修辞。那时有几位师辈的著名学者尚健在,他来北京后就轮番拜访问安,遵守并践行传统的师生之道。我读俞平伯先生的书信、日记时,就经常发现“云乡来”的记载。他又是个热心人,不仅自己给报刊写稿,还主动找熟悉的师友约稿,请他们支持他打交道的报刊。

        邓先生是小时候从老家来到北京的。他告诉我他的庶母是洪洞人,“就是苏堡贺家”,苏堡村的刘家和贺家是远近闻名的官宦之家。他的庶母为何来北京?他没细讲,我也不敢问。他还说小时候每年过寒食节,都要跟着母亲朝南祭拜。有一年回乡时我经过苏堡村,在车里看见依山构筑、随势赋形的古建筑,心里不由得想起邓先生的话。如果他还健在,我一定会陪他回去看看他和母亲遥遥远望的故乡。

        在我看来,邓先生自己就是老礼儿、老风俗的化身,随便说说,就是一篇“风俗谈”。电视剧《红楼梦》拍摄时,我曾向他求教:李翰祥拍摄《火烧圆明园》时,请朱家溍先生当顾问,因为李拍的是历史剧。《红楼梦》又不是历史小说,何必在风俗上求真求实?再者说了,周汝昌先生有一个观点,说《红楼梦》的饮食、服饰是为人物“设色”的,这个观点经汪曾祺先生的“实验”,证明是正确的——汪先生曾告诉我,他把《红楼梦》里讲的几道菜都亲自做出来了,但根本不能吃。邓先生笑了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记得那次我们谈了很久,快到吃饭的时间了,我本应请邓先生到外面吃顿饭,但那年头我的收入少,当时也没有请客吃饭的风气,我就用自己的饭票去机关食堂打了一份饭,端到办公室,请他吃了一顿工作餐。机关食堂厨师的手艺高,做的饭菜很好吃,我看邓先生吃得很香,稍许心安。三十多年过去了,邓先生在办公室吃工作餐的画面还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里。多年后,我有条件请客吃饭了,多么想请几位爱吃、懂吃的老先生去外面吃顿饭!无奈他们都去世了……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邓先生“回来了”,住在东城区的翠园招待所,那里曾是胡适先生的旧居,现在是民盟中央招待所。我和《新民晚报》的驻京记者前去看望,邓先生在招待所请我们吃晚饭。几杯啤酒下肚,他两眼迷离,双颊绯红,谈兴大浓。提起北大,他告诉我们他是北平沦陷时上的大学,日寇投降后,有几位老师被判为“汉奸”,他们被称为“伪北大”的学生;有好多年,他们的学历都不被承认。我知道他在《北大》一文中是这样自报家门的:“我是1947年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的,我常常想,这样说,实在感到惭愧。因为这几乎不能算是真正的北大,既不能比‘七七’事变以前老北大的正规,又不能比院系调整后新北大的光荣,只不过也算是北大毕业的而已。”邓先生躲躲闪闪、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的缘故,就因为他是“1947届毕业生”。改革开放后,尊重客观历史、以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闻名的北京大学,还是请他们这几届毕业生回来参加纪念活动。我说我记起来了,抗战胜利傅斯年北上接管北大后,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在大后方熬过八年艰难困苦生活的同胞,一旦受命接管曾被敌寇占领的故国旧都,手段雷厉,可以理解。这是我从书上看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先生在燃料工业部工作,那会儿不少部委都有苏联专家,按当时的说法,是“老大哥”来帮助我们搞建设。每到周末,机关都会安排舞会,请专家们跳舞。有几次,舞会时间已定,但伴舞的女伴不够,主办方问谁能帮忙请几个?邓先生抿了一口酒,继续回忆当时的情景:“我说我去请,要几个?”他急人之所急,从高级饭店找来几个旧社会的职业舞女。不料时日一久,他热心助人的行为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怀疑,他放下酒杯,笑眯眯地讲:“他们说,这个小邓怎么认识那么多舞女?太复杂了。”经过审查后发现他是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的还是“伪北大”,又熟悉高级饭店的舞女——历史和现行错综复杂,没有一点光彩,不适合在重要部门与关键岗位工作。结果他被调离政府机关,分配到上海一所电力学校教了一辈子公共课。听到这里,我们内心酸涩,不料邓先生说的书还有“下回分解”:“一次,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声音很好听,说小邓啊,我到上海了,想来看看你。”原来是当年的一位舞女,现在在山西阳泉一个幼教学校工作,她不忘旧情,辗转打听到他的电话,要“续写前缘”。电视剧《红楼梦》开播后,收视率极高,“风俗顾问”像出土文物一样被人挖出来,过去鲜有人知的老先生突然名声大噪,“自将磨洗认前朝”。青年时的朋友,从北到南,千里迢迢来看他;一群漂亮的少年男女在圆明园集训,请邓先生给他们讲课,梨花压海棠,风景艳丽,孩子们都敬佩这位有学问的老先生。他熟读《红楼梦》,谈及自己一生的遭际,也如在梦中。

        苦,在时间的蜂巢里酿成了蜜。

        分别时,邓先生送我们每人一套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他的新著《增补燕京乡土记》和《文化古城旧事》。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认为邓先生这几部书的“价值应不亚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作,所以它不仅与历史地理有关系,无疑还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种极好的素材”。他先前谈鲁迅与北京、北京四合院的集子,我已读过,获益不少;邓先生有扎实的文史功底,又眷恋北京,在著述中将大量前人的著述史料和个人的生活经验连缀在一起,旧史料被捣练成了历史风俗随笔。在他的诸多著作中,我最喜欢《文化古城旧事》,诚如书名所言,他写的不是政治、经济的古都,而是“文化古都”;不是当下的古都,而是“旧事”中的古都。这部书,好就好在有他个人的经历,把他对古都的知识积累都调动出来,这是用感情编织成的都城回忆录,比单纯编排史料的其他著述更有生气。

        邓先生回到上海后,我又收到他的来信,信中附有一首诗,写在宣纸上:

        翠园又小住,惜别感高谊。

        杯酒平生语,金风送暑时。

        人间遇合际,世事烂柯棋。

        难得友朋乐,江湖万里思。

        他的书法,流畅蕴藉,是老一辈读书人的真功夫。

        近年我逛书店,看到邓先生的各种著作或成系列,或以单行本形式在著名的出版社再版,打心眼儿里为老先生高兴。他们这一代读书人,从来没有过分的物质追求,只要能写文章、能出书,间或下馆子喝点小酒,与友朋同乐,就已经很满足了。他的著作在身后还能一版再版,证明他在祖国的文化之林里种下了一株常青树,读者并没有忘记他。有一年去灵丘,游览平型关时我问当地的朋友:“你们知道邓云乡吗,不知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朋友告诉我,县里编了一本资料,就是专门纪念邓先生的。由于来去匆匆,我没有代邓先生去探望他的老家,但我知道,老家的乡亲也没有忘记他。

  • 情系广东汤

        孙 博

        常有朋友问我:当了二十多年“广州女婿”,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答道:“学会了煲老火靓汤!”

        由于平日里吃粤菜居多,我的“上海胃”变成了“广东胃”,到了三日不饮老火汤就不爽的程度。有时身体略觉不适,一碗热汤下肚,不一会儿就生龙活虎起来。 

        “宁可食无馔,不可饭无汤”,对广东人来说,一碗汤不仅能帮助家人强身健体,还是日子是否过得红火的象征。每个家庭主妇都会煲汤,为家人佐膳;汤料五花八门,各家有各家的秘方。

        尽管内子也会煲几味广东汤,但我总觉得味道不够地道。真正对广东汤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还得拜岳母大人所赐。为了照顾两个年幼的儿子,她老人家曾与我们同住了八年,我们尽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福气。

        因为我喜饮广东汤,加之天生爱好烹饪,每次岳母煲汤时我都会在旁边“偷师”。她一边煲汤一边讲解,我既学广东话又学煲汤,一举两得。广东人煲汤很有讲究,一锅汤的好坏全在火候上,既不是把肉丢进锅里煮煮就完事,也不是炖得时间越长越好,确切地说,要做到“三煲四炖”——汤用大火煮沸后,改用小火慢煨三四个钟头,煲出来的汤才会清澈、浓醇。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人煲汤除了加食材,还要加药材,如田七、玉竹、生地、芡实、石斛、当归等,食材与药材的搭配、什么季节喝什么汤,都大有讲究。难怪有人说,广东人血液里流淌的都是汤。

        一次,时年四五岁的儿子大喊大闹,不吃不睡,弄得我们两口子束手无策。岳母见状立即煲了一锅西洋菜蜜枣瘦肉汤,儿子饮下一小碗后,不到半个小时脸上就有了笑容,真是胜过灵丹妙药!我赶忙向岳母打探秘诀,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个汤能够清肺热、润肺燥。

        从此,我就决心跟岳母正儿八经地学煲广东汤了。几年下来,我也会煲不少广东汤,内子不止一次夸奖味道不错,但我深知那是鼓励,怎么能与岳母煲的汤相提并论呢?有时我用同样的食材和药材煲汤,味道却不如她老人家煲得纯正,大概是火候不到家的原因,要么就是尚未悟到煲汤的精髓。

        岳母搬回自己的住处后,我们两口子依然坚持每周煲一次汤,有时她老人家来,还会亲自指导我们煲汤。在喝了二十多年广东汤后,我突然醒悟此汤略有瑕疵——头啖汤表面的浮油。按照岳母的一贯做法,会用勺子将头啖汤的浮油撇掉,但撇得并不彻底,即刻饮汤会有油花入口。如果当天不饮汤,也好办,将汤倒入器皿,放进冰箱,翌日可见汤表面有白色的油层。

        “吃席要吃头盘,喝汤得喝头啖”,为了解决头啖汤浮油的问题,我请教了多名广东人,他们建议我去买一个“隔油壶”。此壶的外貌看似普通,却能将汤水里的浮油彻底隔离出来。岳母再次到访时,见我们用上了“新式武器”,不少浮油留在壶内,连连点头。

        周六傍晚,我在家里煲莲藕猪骨绿豆汤,约一个半小时后熄火。恰在这时,内子接岳母回到家,她老人家试了一口汤,像裁判官一样说道:“生姜、蜜枣、陈皮都放了,绿豆也烂了,但莲藕不够粉,火候不够,应该再煲半个小时。”

        我马上向她解释,说新闻上讲老火汤的嘌呤高,最佳煲汤时间应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她听罢,不屑一顾地说:“多煲一阵不怕!广东人的煲汤传了几千年,不会有问题。再说家里又没人尿酸高,也没人有痛风病。”

        大家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我很识相,立即“开火”,继续煲莲藕猪骨绿豆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