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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碑石刻可以自行拓印吗?

        ▌寒鲲

        近日,一群大学生在未向当地文物部门申请的情况下,非法拓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朝齐梁时期帝王陵墓石刻群。该行为被游客拍摄视频上传网络后,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非法拓印会对石刻文物造成损坏?石刻文物的价值究竟有多大?这就要从中国古代石刻技艺的发展说起……

        中国古代的石刻艺术作品,大体上经历了先秦时代的萌发、两汉时代的粗犷、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发展、唐宋时代的成熟以及元明清时代的高度成熟等五个发展阶段。这五个阶段的演进既是华夏文化演进之反映,也是石刻工具与工艺不断进步之反映。

        远古时代(石器时代)的文物主要以陶器、玉器、石器为主,受限于当时的金属冶炼技术基本上尚未起步,石器与玉器的加工,都只能靠硬度更高的石器,所以这个时期的石制文物也就多为打制、磨制,少有雕刻。远古石刻也便只能通过用更硬的石头采用钻、磨、砸、磕的方法来进行简单的石刻加工,工艺虽然简单,却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远古人对美的初步追求。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夏商周时期逐步掌握了自中西亚传来的青铜冶炼技术并日臻成熟,石刻艺术与玉雕艺术一道因为青铜工具的引入而得到飞跃式的改善,安阳殷墟M1001(疑似武丁墓)、M5(妇好墓)出土的汉白玉石刻、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的石雕作品以及秦始皇刻石便是这一时期石刻文物的代表作,它们的纹饰基本上与青铜器、玉器上的纹饰相仿佛,且不排除是用青铜器甚至铁制工具雕刻而成的可能。

        战国后期到西汉初期,铁技术成熟,铁质工具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石刻艺术的发展,石刻文物也便丰富了起来,并且形成了陵墓石刻、宗教石刻、建筑石刻三大门类。两汉时期的石刻文物遗存以陕西霍去病墓石雕、南阳吕梁等地画像砖石刻、登封三阙、四川汉阙、山东武梁祠石刻以及汉代大墓出土石雕文物等为代表,造型拙朴夸张却又气势雄浑,写意性远超写实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刻艺术,一方面继承了汉代石刻的雄浑古拙,一方面又受到佛教造像的影响,逐步吸收了古印度地区受到古希腊影响的犍陀罗、马图拉、萨尔纳特等地的造像风格,酝酿出了南北朝时期以石窟寺佛造像、南朝帝陵石刻、北朝墓葬石刻等文物类型为代表的飘逸灵动且兼具丝路、佛教影响的全新风貌。

        隋唐辽宋的石刻艺术,上承两汉魏晋南北朝,下启金元明清,集前一阶段石刻风貌之大成,也是令后一阶段不断模仿却难以赶超的高峰。隋朝石刻尚有北朝余韵,唐朝石刻胜在圆润饱满,辽朝石刻兼具唐代余韵且掺入了几分草原族群的开阔感,宋朝石刻则胜在圆觉灵韵。隋唐石刻以帝陵陵前石刻、佛教石窟造像为主,辽朝石刻则以墓葬出土文物为主,宋朝石刻以四川大足安岳地区石窟造像、巩义宋陵造像以及宁波南宋石刻最为出众。

        金元明清时期的石刻文物遗存,在数量上最为丰富、在技法上最为成熟,但气韵却不如南北朝隋唐辽宋时期那般圆润、灵动与飘逸,反而越发以纹饰之繁复与工艺之复杂为重,既是技艺与工具进步所致,也是时代风貌之不同的反映。

        在我国现存的前述历代石刻文物中,最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部分正是历代工匠在石头表面刻下的各种纹饰与文字,这些纹饰与文字与石刻的整体造型共同组合成不同的时代风貌,正是今人得以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流变过程的渠道,其中古碑更有助于历代文人研习书法艺术精髓。因此,拓印石刻文物也就成了一项流传已久的传统技艺。

        拓印古碑石刻,是一项颇具难度的工作。石质虽然远比纸质、陶质、瓷质、丝质坚硬,但也经不住千百年间风霜雨雪的“摧残”——越是久远的石刻文物,越会发酥发软、并出现各种细小裂纹。如若石刻所在地区有过酸雨等环境问题,则更会对表面造成永久性的腐蚀伤害,使其布满文字或纹饰的表面越发脆弱。在如此脆弱的表面进行锤拓,显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因此,中国国家文物局在2011年便颁布了《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对拓印有了明确限制。该办法第五条明确规定:

        复制、拓印文物,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

        未依法区分等级的文物不得复制、拓印。因文物保存状况和文物本体特点不适宜复制、拓印的,不得复制、拓印。

        为科学研究、陈列展览需要拓印文物的,元代及元代以前的,应当翻刻副版拓印;元代以后的,可以使用文物原件拓印。在文物原件上拓印的,禁止使用尖硬器具捶打。

        批量制作文物复制品、拓片,不得使用文物原件。

        至于元及元以前石刻文物,更是国家明令禁止拓印的。这些石刻文物最少也有700年的寿命,最多可达四五千年,当初再坚硬的石材,也经不住成百上千年的风水侵蚀、地震影响、碱化生苔、人为破坏,多少都有酥软脆化、裂缝起甲、粉化砂化的倾向,哪里经得起锤拓?若是盗拓者自身拓印技术不过关,下手过重、透墨染石,即便所拓石质较为坚硬、年代较近,也会对石刻文物造成严重伤害。

        因此,没有受过专业拓印培训的业余人员是不能随意拓印古碑石刻的。对于接受过有关专业学术机构、文物收藏机构、文物管理机构的专业拓印培训人员来说,也首先需要按照《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看看所在单位有没有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若有才能按照《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在获得文物部门批准后,方可以单位名义进行拓印。

        只有资质证书的认证与审批程序的认可,才能保证有经验的拓印单位以更为专业负责的态度去调研石刻状态、研讨拓印方案,合理组织善于拓印的专业人士开展科学拓印。

  • 东步粮桥忆旧

        ▌李子木

        东步粮桥,单孔石拱,东西向,坐落在万宁桥以下、玉河转南的河道上,今址在地安门东大街路北、东不压桥胡同南口西侧,有遗迹留存。东步粮桥与西步粮桥相对而言。西步粮桥在地安门西,今北海后门偏东处。

        “步”又作“布”。《京师五成坊巷胡同集》之“皇城东北角”条下记有“锣锅巷布粮桥,北安门东”。锣锅巷即今南、北锣鼓巷,南锣鼓巷南口在东步粮桥以东。北安门即地安门。《日下旧闻考》又记为“东步梁桥”、“西步梁桥”,“粮”又作“梁”。

        《析津志辑佚》记:“丙寅桥,中闸”。有论者认为,此桥应该在今东不压桥胡同与地安门大街交会处,桥的位置应该紧靠大街北侧;中闸即澄清中闸,在东步粮桥。论者认为,丙寅桥应该是东步粮桥。如是,东步粮桥又名丙寅桥。

        东步粮桥俗称东不压桥,与西压桥相对而言。西压桥正名西步粮桥,“以皇城跨其上”故名“压”。东不压桥在皇城以北,以皇城不跨其上,故名“不压”。

        《2007年北京玉河考古发掘报告》载:“元代时东不压桥处就已有桥的存在,经明、清并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桥面石的磨损程度,也可以看出该桥经过了长期使用”。“但其始建年代已不可考。”所谓元代时已经有桥,是据《析津志辑佚》的记载及有关论者的分析得出的,暗示东步粮桥建于元代。

        20世纪50年代中,玉河河道改暗沟,拆除桥栏,桥身埋入地下。1988年,拓宽地安门东大街,曾挖出石桥,不久回填。1998年夏,修建平安大道,发掘出桥孔南侧河床护坡,“从出土的石料和石刻情况分析,有明清两朝各时期的痕迹,说明在明代或清代修整桥时采用了过去的旧石料。”(梁欣立著《北京古桥》)所谓“采用了过去的旧石料”,“过去”应指元代。

        《析津志》是一部最早记述北京和北京历史的志书,早已亡佚,后由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佚成书。熊梦祥,元代时人,作《析津志》的时间在元代末期。有论者认为是书所记“丙寅桥,中闸”即东步粮桥和澄清中闸,如是,此桥此闸应为元代遗物。

        东步粮桥旁有玉河庵,建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募修,在东步粮桥东引桥北,因临玉河而建,故名,朝向偏于东南。二进,各有正殿三间和东西配殿。20世纪50年代,建筑尚完整。1985年调查时,山门已经拆除,前殿改作工厂,后殿已成民居,法器无存。今玉河庵山门一间,硬山筒瓦顶。山门右首立石碑一通,额曰“玉河庵碑”,题《重修玉河庵碑记》,碑文记曰:玉河庵建立有年,殿宇墙垣渐臻顷圮,如不加以修葺,“殊不足以昭诚敬”。住持心然托钵化缘,积日累月,买材料,招工匠,几费经营终至工成,立碑“以明崇敬之诚,且以志重修之不易”。

        2007年4月至9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发掘万宁桥至东步粮桥一段玉河,出土一通石碑,额题“李公德政之碑”。李公名长泰,字阶平,生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直隶武青人,早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崛起军旅”,系北洋将领。民国六年(1917年)七月,张勋复辟,李长泰任讨逆军总司令部参赞、东路副司令,随段祺瑞赴京,会同冯玉祥部击溃张勋“辫子军”。八月任京师步军统领。是年直隶发水,李长泰代募厚资,自捐巨款,设平粟(平价买进粮食)立粥厂,冬月施衣、春荒赈食以救济灾民。其人在京任职期间,“精察吏治,肃清盗匪,妥卫闾间”,防鼠疫,筑马路,捐助赈款,“此诚不可多得者也”。碑文落款:“民国七年十月谷旦  京师西北两郊绅商等公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编著《北京玉河:2007年度考古发掘报告》)

        李公德政碑立于东步粮桥西引桥南侧、地安门东大街人行便道旁。碑阳北向。碑阴记载立碑人名,额曰“绅商□□人名”,中间二字漫漶不辨。

        元代马祖常有《御沟春日》诗赞东步粮桥周边景观。其一曰:“春波十顷碧琉璃,白日楼台照影时。好为画船多载酒,半酣西望碧参差。”首句用琉璃比喻什刹海水面。诗人喜载酒乘船。饮酒观景作诗,当酒至半酣,看西边山光水影,滉漾迷离,色彩纷缤。

        其二曰:“水南沙路雨清尘,桃李花开蛱(Jiá)蝶春。三月京华寒食近,东风十里酒旗新。”寒食为节,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有忌烟火、吃冷食之俗。元大都商业区集中在今什刹海以东、以北一带,各色商号云集,茶楼酒肆招幌飘摇,故有“东风十里酒旗新”句。(《日下旧闻考》引《石田集》)

        马祖常,字伯庸,光州(今河南潢州)人。生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卒于元惠宗至元四年(1338年)。幼而知学好学。元仁宗延祐(1314年至1320年)初年,乡试、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名,授应奉翰林文字(官名),官拜监察御史。祖常工于文章,致力于诗,“大篇短章无不可传者”,有文集《石田集》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