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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宣德蟋蟀罐消失之谜

        ▌洪宇

        中国历史上,养蟋蟀和斗蟋蟀这种爱好成为风雅之人必须会的娱乐项目。唐代天宝年间蟋蟀只作为观赏物,装在金丝笼里放在枕边,欣赏它那婉转而通透的鸣叫声。到了宋朝,蟋蟀好斗的性格似乎突然被发现,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市井小民都喜欢养虫、斗虫,民间甚至以此设赌局。到明代早中期,斗蟋蟀的娱乐依旧盛行,明宣德帝因对此情有独钟,一度被后人称为“蟋蟀皇帝”。

        从宋代开始,斗虫之人便迷信、讲究养虫的盆罐,明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记载,当时北京人喜玩斗蟋蟀,并把蟋蟀罐叫做“将军府”,对此玩物十分在意。平民尚且如此,宣德帝定有更多极为珍贵的蟋蟀罐供他把玩。对此,著名瓷器考古专家刘新园专门写了一本名为《明宣德官窑蟋蟀罐》的通俗研究著作,对宣德帝的蟋蟀罐进行了考究。

        《明史》记载,宣德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上承洪熙帝,下接正统帝,是明代最为繁荣强盛的时代。明成祖朱棣在世时,对宣德这个皇孙就有非常正面的评价,因此后人多传,宣德皇帝的父亲洪熙皇帝之所以能即位,全是因为他的功劳。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舞文弄墨、填词作诗等,尤其是对养蟋蟀和斗蟋蟀极为着迷,上有所好,下臣便投其所好。为了满足皇帝养蟋蟀和斗蟋蟀的需要,民间除了大肆捕捉蟋蟀,斗虫蔚然成风,景德镇官窑还专门烧造了很多制作精美的瓷器蟋蟀罐。

        后世文物专家在统计后发现,清宫旧藏宣德器1174件中,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然而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中,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一般老皇帝去世后,生前喜爱的遗物要一并随葬,但宣德帝最喜欢的蟋蟀罐竟没有,这不免让人心生疑问。

        1982年景德镇意外发现明御器厂故址,作者在景德镇进行考古研究期间,围绕御器厂对明代官窑瓷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在各种碎片中,考古工作者整理出土青釉瓷片时拼合出了一个鼓形盖罐,后经鉴定这是一只产自明宣德年间的青釉蟋蟀罐。自第一个蟋蟀罐被拼好后,陆陆续续又拼好了很多蟋蟀罐,碎片背后隐藏的历史,渐渐被揭露了出来。

        在作者的多年研究中,纵观明代官窑,尽管瓷器种类繁多,但从功能上分类,也只有这几类:一、饮食器类:碗、盘、杯、碟等;二、祭祀器类:香炉、烛台、爵杯、篮、登、豆之类;三、陈设器类:花瓶、罐与雕塑之类;四、赏资器类:送给少数民族首领及宗教领袖和外国使节与外国贵族的瓷器;五、文房器类:水注、砚滴、笔盒、瓷砚之类。六、花鸟虫鱼用器类:种花用的盆钵、鸟食罐、鸟笼、花瓶、鱼缸、蟋蜂罐、过笼等。把明代各时期烧造的瓷器拿来一起比较,我们明显发现,宣德时期的第六类花鸟鱼虫用器,产品丰富多样,其数量也为明朝之最。可见宣德时期的政治风气较为松散,充满娱乐。

        单从作者列举的景德镇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的花鸟鱼虫用器样式来看,宣德花盆、花钵类有白釉折沿平口钵、白釉折沿花口钵、青花红彩花弃纹花口钵、青花红彩折沿钵等。各式花器计十四种。种类如此繁多,普通之物便如此讲究,更何况宣德皇帝最喜欢的蟋蟀罐,制作工艺和精美程度可谓明初工艺的巅峰。

        皇帝的爱好在臣下的追捧中,渐渐地成为了国家社稷的负担。而这部分内容明代的史书均不敢着笔,但在朝鲜的《李朝世宗实录》上作者却发现了很多有关记载。因为宣德皇帝的爱好而给人民造成的负担,当时官府拆民房抓蟋蟀、太监敲诈民财、勒索民物,人民敢怒不敢言。虽说在历史上对宣德皇帝评价正面,但宣德皇帝从小志得意满,自尊心极强,动不动就把他认为讽刺自己的人关进监狱,没人敢劝谏。因此就有了他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甚至远至朝鲜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和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的荒唐行为。

        1455年正月,宣德帝病死,皇位由八岁的儿子朱祁镇继承,朝政由太皇太后张氏与元老重臣“三杨”执掌。为休养生息,减少蟋蟀罐这种不必要的奢侈品的浪费,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明御器厂烧制好还未进贡的瓷器皆打碎埋入地下,因为是皇室用品不可能私藏,所以后世难以在传世的藏品中发现蟋蟀罐的身影。自此宣德以后的一个多世纪,再也没有出现官窑虫罐,直到嘉靖、万历时期,才又见到少量的青花和五彩虫罐。

        书中,作者使用了大量图片,系统地从出土蟋蟀罐的分期、造型、年款、青花纹饰等方面介绍了宣德时期的蟋蟀罐。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年款书写精致,一些出自大家之手,在作者的研究中心发现,明初一些有名的书法家诸如沈度等人,都为宣德的官窑提过年款。在绘画纹饰方面,宣德时期的蟋蟀罐精致新颖而题材又丰富多样,鹰犬纹、怪兽纹、莲池珍禽纹等设计均出自宫廷画家之手。作者猜想,宣德皇帝作为一个极为喜欢书画的皇帝,这些纹路由他亲自操刀设计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虽说宣德皇帝的蟋蟀罐对于当时的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但就其工艺价值来看,可以说是明初官窑玩物的典范,读者从中可一窥明朝“仁宣之治”的盛世景象。(《明宣德官窑蟋蟀罐》 刘新园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参加百团大战

        ▌周诠

        1940年8月,我爹参加“百团大战”,率领队伍攻打平古铁路,攻克小营车站,烧毁陈各庄铁路大桥,掐断敌人的铁路运输线。

        9月11日,日本从密云、丰宁、滦平等地调集日伪军四千余人,从北向南,兵分十路,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他们采取“多头并进,铁壁合围”“反转电击,纵横奇袭”战术,来势汹汹,扬言要在年底前吃掉十团,至少要把他们赶出丰滦密。

        “鬼子这次来头不小!”一营营长王亢说。“之所以来头大,是因为鬼子和伪军被打疼了!”副团长赵光路说。

        十团的干部们围拢在一起,研究制定反“扫荡”战术。

        “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像一把钢针,插进日伪东北和华北的咽喉,让他们坐卧不宁。”参谋长才山说。

        “你说得不错,但是也跟整个华北战局有关,”我爹手拿铅笔,在桌上摊开的地图上画了画,“彭总、聂总从外边打疼了他们,我们又钻进了他们的肚子里,他们报复是必然的!这个我考虑到了。”

        政治部主任吴澜点了点头。二营、三营营长若有所思。

        那时,十团只有一千多人,敌人的兵力是他们的四倍。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他们充分运用游击战思想,制定了“敌进我退,避强击弱,内线外线结合”的反“扫荡”方针。三营留下八连,由吴澜和才山率领,就地分散隐蔽,屯兵于民众之中,在基本区内协同地方党政群与敌斗争。我爹和赵光路率主力一营和三营另外两个连迅速越过长城,跳到外线,直插“满洲国”境内,在敌人后院放火,拖住敌人兵力,相机歼敌。曹福增带二营留在内外线之间,机动协调,连接内外。这一战术与数月前初到平北时的战术有相似之处,对敌人具有一定迷惑性。

        赵光路对这个安排有些担心,但是吴澜、才山、王亢、曹福增等人都表示支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反“扫荡”计划就这么定下来了。

        9月22日,“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地军民愈战愈勇,十团也不例外。我爹把游击战术运用到了极致。他派人在金笸箩一带传出冀东部队要过潮河的消息,然后命令王亢的一营烧毁石匣附近的潮河木桥,造成我军要围攻石匣的假象。敌人上当了,急忙调军队北上增援,我爹却神出鬼没,率部跑到怀柔火车站,烧毁了停靠在车站的军火车辆。

        两次攻击平古铁路,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有力牵制了敌人。晋察冀军区表彰了十团,授予他们一面锦旗。

        鬼子气急败坏,扬言要在“扫荡”中消灭十团。我爹他们在群众的支持下,化整为零,明走暗回,一次又一次躲过敌人的分进合击,并且抓住战机,适时打击敌人,连续取得了水堡子、梨树沟、白道峪等战斗胜利,坚持和发展了根据地。(23)  

  • 小顾——委托行少掌柜

        ▌赵珩

        老顾是上海人,小顾是他儿子,名叫顾震。

        多年前,老顾在东安门大街路北开了家安利委托行。那年代北京的委托行很多,但是经营的范围和档次不尽相同。一般的委托行都是以旧货为主,也就是收购人家不用的东西如生活用品、衣物、鞋帽、手表、自行车、收音机之类,但也有高档些的委托行,专营高档仪器、照相机、钟表,还有在那个年代少见的进口化妆品。老顾当年在东安门开的安利委托行就属于这种高档的委托行。

        老顾精明得不得了,不过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将这个店交给他儿子小顾经营了。老顾大权旁落,留起山羊胡子,坐在大街上晒晒太阳。小顾任何事都不与他商量,完全自己做主了。

        好像安利公私合营的时间比较晚,那个时候,在小顾的店里还在卖莱卡、蔡司、茹来等进口高档相机以及三脚架、闪光灯、高级镜头之类的东西。当年在这个行业里,小顾应该算是少壮派。我1957年还看到他在自己的店里做买卖,大约直到1958年以后才被分配到东单的三羊委托行当了一名普通店员。东安门的那家店也改成低档的旧货商店,不再是昔日的光景。

        安利的字号已不存在,不久也就关张了,只剩下对面一家专门卖委托收购自行车的营业部。

        小顾在50年代末时,大约将近四十岁。他是大学肄业,满口洋泾帮的英文,那些英文说明书基本能看得懂。人长得帅,头发是自来卷,穿得也很整齐。被分配到东单三羊后,业务虽然是轻车熟路,但是具体工作就是站柜台了。我上初中时去三羊买东西还见过小顾。

        以小顾的身份而言,他的知识算是十分渊博的,不但通晓很多高档仪器的使用和生产厂家,对时事政治也是非常关心的。你要是问他世界地理和政坛风云,没有他不知道的,而且口若悬河,给你分析得头头是道,口才也是极好的。

        老顾与我家没有深交,也从来没有来过二条。小顾大约从50年代中期就偶尔来二条,但是在1959年至1963年之间,可谓是二条的常客。不过,与别人不同的是,他只有下了班才有时间,因此永远是晚饭后才来。小顾没有任何“打秋风”的企图,甚至从来没有在二条吃过一顿饭,最多是坐在我祖母的上房喝杯茶,他也从来不抽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