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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志鱼 将刻竹艺术留在北方

        ▌赵润田

        还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一次北京古玩城举行各省市古玩展销会,笔者去玩,见有天津古玩界的展台,便过去攀谈,说起自己比较喜欢的话题。问到是否有张志鱼的刻扇时,津门人说:有,上午刚刚卖出一柄,张大千的扇面,张志鱼的刻竹。我当下叹惋不迭——晚一步,要知道,那是市面上很难见到的物件了!

        竹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器用史,人们用它制作各种器物充任日用,也让它走上艺术之道,刻竹即其一。那是在竹制臂搁、折扇等物品上刻出精美图案的艺术,建立在高超的绘画技法和文人雅趣基础上,成为内涵十分丰富的文玩,属于只有林语堂的笔下才描摹得出的东方文雅生活的精致讲究。这种自明代以来在扇柄上镌刻画面、文字的典雅艺术,一直以来都是江南创制,到了清代末年,由于一个人的崛起,开始在北京扎根,并与溥心畬、张大千、齐白石、张伯英等一大串现在听起来如雷贯耳的名字连在一起,共同打造了一番文人艺术的小众经典。

        这个人就是张志鱼(1893-1961)。

        带有刻竹的折扇,曾经是上流社会十分在意的必要“装备”之一。那时候,没有空调一类夏季降温设备,人们都是手持一柄折扇出门,那些经常在社会上露面的政界、商界、文化艺术界人士,身边的东西常常有身份标志,对折扇的要求自然很高。大家聚在一起,展扇之际也是相互欣赏扇艺的时候。张志鱼所刻制的扇柄往往最受欢迎,很可炫耀一番。

        张志鱼刻竹曾被誉为“琉璃厂三绝”之一,另两绝一是张寿丞刻铜,一是朱友麟刻瓷。晚清之后,上流社会无不以拥有一柄张志鱼刻竹折扇为夸耀。但刻竹毕竟是小品类,收藏者少,而举凡收藏者都是行家,不会轻易拿出,所以,如今古玩市场上,张志鱼刻竹作品已很难见到。

        【治印起家】

        光绪末年时,张志鱼已经以治印为人所知,达到很高艺术水平,与当时的寿石工、齐白石齐名。他是北京人,曾经两度在段祺瑞执政府任职,但时间都不长,北洋政府下野后,张志鱼转而专凭艺术吃饭,在前门外劝业场三楼设“寄斯庵美术社”,招揽治印生意。他工篆刻、善书法、能绘画,功力深厚,稳健沉着,那绝不是可以用什么野路子的“技法”打马虎眼糊弄人的。那时的风气是尚古摹古,即便是今天人们推崇的齐白石画风和他所开创的印风,也有很多人不接受。张志鱼治印,崇尚古风,笔意朴厚,刀法精熟,绝无矫饰虚浮的花拳绣腿,旧京的显宦巨贾、名优文士都以得志鱼一印夸耀人前。他偏于恪守治印规矩,宁朴勿新,但这也带来另一问题,即创造性不足。张志鱼的关门弟子陈筠庵先生回忆起乃师,说志鱼先生虽是海内治印名师,但常存自知之念,心知与自己同时的齐白石勇力过人,敢于锐意开创,终成一派,而自己于振笔奏刀之际,不免守成泥古,过于求稳,未能独辟一径。

        张志鱼论自己刀下之印,既是谦逊,也是实情。他的印,置于古印之中,几可乱真,对古来治印各派,可谓仿谁像谁,但多年下来,缺少齐白石那样鲜明猛厉的艺术个性。

        张氏治印爱刻边款,几乎印印有款,这成为一种特色。读张氏印章边款是一件很好玩的事,那些边款字口清晰,刀法干练,呈一气呵成之势,这且不论,有趣的是边款内容并非“某某正腕”之类虚应物事的客套之语,而大多是对印章的说明或议论,几十字至上百字不等。有些印,周遭刻满款识,简直是一篇论文。如在一方刻有“晓珊”印面的封泥印章侧面,刻有“古之封泥,今之火漆也,转徙他乡藉以保信。印色曰印泥者即祖其名耳。兹仿封泥法为晓珊先生治印,富占魁赠石,志鱼刻。”就把封泥的来源、用途和流传简述清楚,使人在欣赏时增多一份内涵。

        今人治印,常以敲残的方式模拟古意,而张志鱼主张自然风韵,反对过多的人工矫饰,他在一枚汉印风格的印章边款上说:“汉印分三种,以铸为正宗,经遇多年,自然现出斑痕土蚀,别饶一种风韵也。”自然而非人工刻意是一种残缺中的美,在张志鱼看来,过度追求难免失去真趣。他有时也把经验之谈刻上,如“刻铁线弗难,所难着坚硬耳。杜甫云‘书贵瘦硕方通神’,可移作咏铁线句致之。”他的边款有时是这样拿来古人诗句为自己的主张助力,有时则是尽发自家议论,譬如“工书者未必能治印,能治印者又未必能书,其所以然者,纸上有浓淡之墨,使转之行迹,故较治印为易也。印之于石,能如字之于纸,则登峰造极矣。余治印将近三十载,深悟斯理而未累于行也。笃文仁兄以为何如?”

        张氏边款似友人饮茶漫谈,出语自然,言尽意出,满是文人之趣。读这样的边款,我们面前如同正对着这位艺术家,听他畅述自己的从艺体会。他那些论艺话语,俨如散金碎玉,灼灼闪光。那些边款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并不额外索取润金,这在当时实属不多,说到底,他并非把治印完全视为商贾之举,而是有很多“玩”的意趣。

        “好玩”,是纵贯张志鱼几十年的生命轨迹。

        【书画才华】

        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好印章必须来自好书法,治印最佳状态是以石为纸。这当然需要极大功力和经验。张志鱼的书法功底深厚,行楷隶篆都拿得起来。其作行楷,骨峻神清,点画之间,笔笔到位,绝少轻慢浮华之处。他是宗颜的,于秀朗之中蕴苍古劲健,字字如整肃丰赡之士,极具阳刚之气。志鱼先生留影不多,有一张站在景山土坡上拍的,那样子倒很像他的书法格调,无论是体魄、神气都很“搭”。他也作篆籀,行笔流畅,结体严谨,美而不弱。篆籀最易写成美女状,而难得的却是名士风。志鱼先生可谓得之。

        张志鱼曾拜于袁克文门下,喜欢结交四方人士,游历名山大川,性情爽快,开朗好客,足迹遍于鲁晋苏沪,艺事交往十分频繁。我们可从他到山东时,张爱棠在所绘松石图中题款感受当时各地对他的欢迎:“瘦梅先生为北京金石书画名家,久已驰誉当代,日前特邀来烟台开展览,遂使鲁东久堕之文风为之一振,临别特赠此幅以志鸿爪。”

        张志鱼流传的笔墨作品已不多,当年他的弟子们曾在1941年为他印行《寄斯庵印痕》,后来又出版了《刻竹治印无师自通》,里面刊载了他的一些书法作品,惜乎两部书印数不多,现已很难看到。当时张志鱼除在劝业场寄斯庵美术社鬻艺,还在各大南纸店挂单,其篆隶对联四尺十元,行书条幅八元,中堂每平方尺八元,榜书每字四元。这已是很不低的价格了。

        1936年,张志鱼意外右腿受伤,终日赋闲在家,不得出门,又开始作画。他于传统文人画之外涉步新途,所绘寻常人家的白菜清新喜人,或扇面,或尺幅,施淡墨于素纸,寥寥数笔,形神毕肖。时以写意画菘而以工笔绘虫,如蝈蝈之类,更增添几许生动机趣。张志鱼菘画一举成功,时人赵松声在《新天骄画报》上以“张白菜”戏称,又有人作诗说:“墨戏新传张白菜,风流忽忆李青莲。愿君刻罢斋头石,更写青疏上箑边。”

        除菘画之外,张志鱼的其他写意画也十分精美,不但可应主顾之需绘松梅花卉,还能任人点绘某品,因而润格随之上升两倍,一幅作品须24元之多。当年吴昌硕为齐白石所定润格不过4尺12元,5尺18元,六尺24元,8尺30元,三十年代时略有上升,也只是花卉条幅2尺10元,3尺15元,4尺20元 ,5尺30元 。当时萧谦中一幅扇面14元,齐白石10元,周养庵6元,对比之下,张志鱼的润格已很不低了。

        张志鱼其人,是那时一个大玩家,虽则在劝业场开着寄斯庵美术社,实际上是个会友邀朋的窗口,他广交清朝遗臣、名商巨贾、诗文胜手、梨园名优,人们现在所熟知的张伯英、齐白石、张大千、徐燕孙、老舍等常常在他这儿聚会畅聊。所以,如果有谁在藏家那里看到张志鱼和这些人合作的作品,很可能就是那时聊天品茶之际完成的。(下转35版)

        (上接34版)

        【自学刻竹】

        张志鱼的刻竹是自学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无师自通。以前,我国刻竹艺术只存于江南,北方无人擅此道。1911年,张志鱼偶然购得南方所刻竹扇一柄,把玩时见所刻花卉有不合画理之处,便用治印所用刻刀补修。恰逢友人张荫庭造访,对志鱼说:刻竹自唐宋起一直是南人所为,北方无一人擅此道,你倘能刻好,一定居为北方刻竹之祖。

        张荫庭是前清秀才,当过日文翻译,参加过武昌起义,见多识广,张志鱼听了他的话,兴致大增,勉力面壁研求。最初,张志鱼曾欲向江南来京的刻竹艺人学习,但遭婉拒,于是暗自揣摩,终于得其门径,并掌握了沙地、皮雕等多种形式。1918年的时候,已能在南纸店悬润,正式收制刻件。

        刻竹一艺,有阳刻、阴刻、青皮、沙地等多种形式,施于扇骨、臂搁、笔筒等,画稿是非常重要的。张志鱼当时是中国画学会重要成员,与北京一流书画家交往极多,因此所刻除自作书画外,多为溥心畬、张大千、齐白石、徐燕孙等一时名彦在扇骨上绘得的底稿,然后奏刀而就,原画神采不但全局毕呈,而且还能以刀补笔,作出适当调整,成为一种令人叫绝的艺术品。他所刻扇柄,图案多为梅、兰、竹、菊、荷、松、石、鸟等,刀笔老辣,形象顾盼生姿,不见其原物而仅见其拓片者,很难想象那种令人叫绝的妙境。他刻的柳蝉,真切得让人禁不住要去触摸轻盈透明的蝉翼。

        刻扇不同于一般的笔筒雕刻,它追求以刀代笔的墨趣,要的是绘画效果。张志鱼制艺,从不苟且,他曾写道:“刻竹既为艺术家之心血,并为流传之品,必须具有生动之妙诀。生动者即是刻鸟须似活鸟,刻花须似鲜花,刻字必须保其原神。倘书家不能将其原神写出,刻时须将其达不到处刻出,才合生动二字。并须时时存一种予后人观摩之法,否则不足称为艺术家也。古人云‘争千古’者,在此万不可潦草了事,贻笑于后人。”

        张志鱼的确实现了他的艺术追求,由于竹刻技艺难以掌握,刀法、用料等方面极为讲究,所以使它成为一种奢侈品,售价也高昂。民国时张志鱼所制,普通阴刻每柄30元,阳刻每柄40元,留青沙地两面画者60元,一面书法一面绘画者80元,两面书法者120元。此外,特种竹刻由200元至1000元不等,象牙扇骨每行字20元,画幅每面40元。

        【竹艺流传】

        张志鱼刻竹和篆刻艺术民国时曾两次付梓出版,一为《张志鱼辛巳印痕》,一为《刻竹治印无师自通》,均由大书法家张伯英题签,并有袁克文、郑孝胥、刘春霖、齐白石等题诗。

        袁克文题词:“张生志鱼工治印,尤善刻竹,能为人所不能为,为人所不敢为。他日有作北方竹人传者,当以志鱼始。”

        郑孝胥赠语:“刻竹之技始于江浙,北方无能为者。宛平张瘦梅君独擅此艺,而又自出新意,创为留青浅雕及湘竹补花,诸品精妙绝伦,殆为南派所不逮也。他日有增编竹人录者,瘦梅必为北派之祖矣。刻印亦师秦汉,性有巧思,日进未已,吾恶能测其所至耶?”

        齐白石篆书题赠“雪爪”二字,语出苏东坡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又载清末状元刘春霖题诗二首:“鼓刀吕望未成翁,束阁韬钤市井中。学就屠龙无处用,且将余技试雕虫。”“棘端楮叶足奇谈,妙手元同造化参。他日竹人重作传,北方第一寄斯庵。”诗后款识道:“瘦梅先生善书画、精治印,镌竹尤为绝艺。春秋方壮,隐于燕市,出示此册,为题小诗呈正。”

        张志鱼才艺精绝,以刻竹新风成功地将自己的艺术成就推向高峰,获得当时风云人物的一致欣赏。1930年4月,在袁克文的帮助下,他从北京来到上海,布艺于沪上,又获成功,《上海画报》设专栏加以连载介绍。当时红极一时的名记者张丹斧赠诗“印人既燕昌,竹人又希黄。书家则二水,三张并一张。此廿字唯瘦梅宗兄足以当之。”张燕昌是清乾隆时期治印大家,张希黄是清前期著名竹刻家,张二水即明末大书法家张瑞图,张丹斧此诗夸赞张志鱼一人集治印、竹刻和书法于一身,一人抵得三人,真是推崇备至了。

        这两部书留下张志鱼在书法、绘画、治印、刻竹等方面的不凡成就,尤其是能够使后世得以欣赏到已成绝品的刻竹艺术风采。

        张志鱼遭遇过别人向他保守技艺的事情,而他在功成名就后,公开自己苦钻多年的技法和经验,除了将刻竹之法刊行于世,还广收弟子,传道授业。他曾有十几位弟子,每个人都由他取了含有竹字偏旁的艺名,如竹庵、节庵、筠庵等。最早的是北京的王宏耀,号节庵;后又有宝坻郭庆华,号竺庵;高阳张树芳,号簠庵;天津鲍景惠,号笑庵;铁岭孙绍先,号笏庵。北京弟子比较多,有范长华,号节庵;伊林祥。号筝庵;箫乃谦,号笠庵;愿振发,号篪庵;陈文耀,号筠庵。于今,只有筠庵陈文耀在世,为北京著名书法篆刻家,已九十多岁,从书法、治印、刻竹诸方面继承了乃师衣钵。200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陈文耀印谱》中,除展示了书法、篆刻艺术作品外,还收录了他自己的一些刻竹作品,其竹刻底稿都出自翁方纲、溥心畬、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从中可以看出由乃师那里继承而来的风范。张志鱼南下沪上时,临行将1000多枚刻扇拓片留与筠庵,惜乎后来毁于一旦。

        张志鱼刻竹艺术所风行的时代已成过往,在空白几十年后,现在,刻竹艺术重又有人拾起,成为一项雅致的文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