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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中银大厦谈张家旧事

        ▌赵柏田

        张庆衍女士一见面就说,上海话她已经不太会讲。但在接下来三个小时的长谈中,她一口软侬的上海话还是讲得很地道。看得出她对自己流畅的表达也感到了惊讶。方言的沉睡和即时的唤醒让我们有一种奇异的感受,就好像她一直没有离开过上海,而我也不是初来乍到。张女士是三十年前去日本的,她的丈夫——张嘉璈先生的孙子张邦华——比她早几年去日本念书,目前是一位IT工程师。他们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奔驰公司日本总部工作。一家三口几年前就加入了日本籍。

        几天前,肖瑞林兄来电,说张嘉璈的家属后代到了上海,问我见不见。肖兄还说,张女士此次回国,带来了日本政府颁发给张嘉璈的功一等瑞宝章文书。我不知道张女士是否知道中国银行准备在汉口路50号原大清银行旧址建博物馆的消息。得悉张女士下周可能前往内地旅行,我当即说:见!见面就安排在中银大厦四十八层我的办公室里,因张女士提出的一个愿望要帮她实现,她想登上大厦楼顶看看黄浦江景和市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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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心动念写张嘉璈传是在三年前。彼时,我刚刚完成关于民国银行家群体的一项写作计划,发现这个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银行家,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传记行世。世人更津津乐道的,可能是他的一个胞妹张幼仪(嘉玢),当时南京路上著名的云裳服装店的老板,当然,她还有一个为世人所知的身份是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公权先生和他的兄长张君劢,近代中国一位重要的政治文化学者和新儒家的代表,反倒是声明不彰了”。舆图换稿,一个国家的主流精英近乎湮灭无闻,甚至在公众心目中还抵不过一段民国情爱故事,也真令人嗟叹。

        有近五年时间,我一头扎进了民国财政、货币和金融史的海洋。刚开始,这片海城于我是陌生的,一段煎熬后,我终于像当年“星五聚餐会”的一个常客一般,辨清了张嘉璈、陈光甫、宋汉章、李铭等这些金融大佬的眉目神情,这一张渐渐浮现的关系图,给我打开了一扇从财政和金融层面观照中国近百年转型史的窗口。诸多银行家中,对张嘉璈,耗费心力最多。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作为一家国家银行的实际领导人,他完善了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国银行在1928年转为特许汇兑银行前,一直承担着中央银行的职能),更重要的是,他背后那个庞大的家族,一直对我很有吸引力。祖籍宝山、后来迁到嘉定的张家,近代以来出了那么多有意思的人,银行家、政治家之外,还有实业家(张嘉保)、诗人(张嘉铸)、学者,我相信张氏家族和上海宋氏家族、嘉兴沈氏家族一样,都会给审视近世中国带来一些新颖的视角和素材。

        中行前辈、后来赴台的历史学家姚崧龄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三册打印本都已经被我翻得断线。国内能找来的有关公权先生的记述,也都基本上找来读了,是以,一直想着在正式开笔前再做两事:一是去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看看张档。当年斯坦福大学收留了这个辗转来美的自我放逐者,给他一个中国经济研究员的职位,让这个行动了一生的银行家度过了平静而充实的晚境,他的回报方式,是在去世后由遗孀周碧霞女士出面,向研究所捐献了所有的日记、函件和著作文稿。再就是与张氏的亲属后代见面,做一些口述实录方面的工作。但说来也怪,几乎没有线索可以找到公权先生和整个张氏家族国内后代的情况。是以,这项计划了多年的写作一直迁延不决,进项缓慢。

        张庆衍女士一身休闲装束。她很健谈,这使得整个上午的会见我只需要保持一个倾听者的耐心,并适时引导一下话题方向。她带来的一等瑞宝章的证明文书,看落款时间“平成二十六年”,系补发。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日本政府颁发给张嘉璈一等瑞宝章,是为表彰他在二战结束后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在日侨撤离时所作的帮助。与黄郛等同时代人一样,张嘉璈对日本的态度也是很难三言两语道明,早年他毕业于日本最好的私立大学东京庆应大学,日本让他接受了最早的货币和财政学的启蒙,他一生尊崇的导师堀江归一博士,就是一位曾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在他任中国银行副总裁时帮助中国的银行界制订了新的则例。但自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作为政府的铁道部长(后改交通部),滇缅公路修筑的主持者,日本又是敌国。抗战胜利后,张嘉璈受政府指派主持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遣返日侨当是他那时的一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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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女士的丈夫张邦华是张嘉璈第七子张国魁的次子,她随丈夫叫张嘉璈“爷爷”。她说“爷爷”有九子二女,目前还在世的只有两个女儿了,九个儿子,皆已作古。两姐妹都在美国,大孃孃(即姑姑)英文名罗兹梅尔,住在洛杉矶,因出生时前面已有九个哥哥,养成了任性的大小姐脾气,现已九十岁,脾气还是一点没改。她有个女儿,与作家张爱玲同名,是哈佛毕业的一位法学博士,现也退休多年了。

        张家自张嘉璈一代开始按嘉、国、邦、明排辈,意谓“国家美好,国土光明”,对于九子的情况,张女士称,前面四个,因年岁较大,所知不多,名字也不一定叫得全。后面五个倒是约略记得一些。

        她的公公张国魁,九兄弟中行七,原先在上海造币厂任摄影工作,后来从机件维修工做到总工程师,娶妻林爱伦,福建人,生二子,邦德、邦华。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上海人多去日本。邦华高中毕业后去日,是去投靠在东京的五伯伯张国立。张国立很早就去了日本,娶一女子,本姓谭,后随夫姓,叫张掌珠,很会持家,又会烹饪,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张夫人饭店”,在当地很是有名。他们有个女儿叫张邦梅。我问,是那个写《小脚与西服》记述张幼仪与徐志摩家变往事的那个张邦梅吗?张女士说:不是,张家有两个邦梅,你说的邦梅,是爷爷八弟张禹九(嘉铸)的孙女,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所,研究中国文学,与你倒是同行。

        八子张国星,原在北平救济分署任会计,平津战役打响时,妻子分娩在即,留在了国内,解放后做了北京冷热汽管厂的一名会计,生有一子二女。张嘉璈上世纪六十年代抵美后,就与在上海和北京的七子八子辗转建立了联系。张国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家中的四合院散步时中风,后去世。

        九子张国井,可能因为张国立的关系,长居日本,先在五哥嫂的“张夫人饭店”帮工,后来还在药厂、酒店工作。这个最小的儿子终生未娶,没有留下子嗣。第六子,居加拿大,不详其名,张女士见过其妻子,与张掌珠的勤俭持家相反,热衷于社交,整日和一群朋友开party。

        张嘉璈一生从事银行业,经手的款项不知凡几,他却操守谨严,不蓄私产,这一点,朋友同侪都十分敬佩,晚年到了美国,过起了标准的文人学者的生活,惟以稿酬版税度日,连买房子的钱都是朋友接济的。他没有留下钱财给儿子们,再加战乱频频,散居各地的儿子们生存之艰难,可以想见。

        1979年秋,张嘉璈以91岁高龄在美国去世。在美的几个弟妹嘉铸、嘉玢(幼仪)、嘉蕊为他送终。和十年前去世的二哥君劢一样,兄弟俩都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归葬大陆的祖宗丘墓,但在当时也只能是一个奢望。写作《枪炮与货币》一书时,我尚不知张嘉璈的墓地落在哪里,现在方知,他最后落葬在旧金山湾区的“奥克兰”(Oakland)。这个城市名是英文“橡树之地”的音译,据说它的前身就是一座美丽的橡树林。张女士说,1999年她曾和家人一起去奥克兰祭扫爷爷墓地,那里靠山面海,可以吹拂到太平洋上的西风,这也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下转3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