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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画鉴藏的“真”与“假”

        ▌李凇

        国家博物馆最近举办了“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流失文物回归展”,有两件非常著名的巨迹——东晋王珣的《伯远帖》和唐代韩滉的《五牛图》(10月17日前展出真迹)。这次展出有点遗憾,画作后面没有打开。如果是长柜子的话,就可以看到后面赵孟頫的三段题跋、乾隆的五处题跋,由此可以看到它的历史。唐代的画都不署名,也不盖章,所以鉴定真假就是很重要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五牛图》刚在香港露面的时候,周恩来就指示当时的文化部一定得派人去,首先看看这张画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们再想办法买回来,过程非常复杂。最终,这幅真迹终于回到了我们的国家博物馆。

        之前,还有两张画也号称是《五牛图》,一张在日本,一张可能在江南,都声称是原本的《五牛图》,这就需要鉴定。有段时间日本人开始写文章,说日本的这张是唐代的,故宫的那张是后来的仿制品。前几年又冒出一张民间的收藏,说上面有宋徽宗的题,这才是真的。面对任何文物,我们都应该弄清楚真伪问题。其实这个对专业人士来说并不太难,你只要好好看看那个画,知道唐代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唐代应该画出什么画,就清楚了。像日本的那张画,细细软软的,线条也细细的,一看就是宋元时期的风格。无锡的那张,一看就是明代以后仿制的,而宋徽宗的题,仿都不是仿,那直接就是伪作了。

        有一次,一位做收藏的老兄,拿来一张假的《八十七神仙卷》找我,当然他没有说是假的,因为他坚持认为是真的。那张画很长,他说是在内蒙古的一个佛塔上拿下来的,是辽代的。我问这张画有什么特点,他说有题记,这下我很兴奋。因为《八十七神仙卷》和《朝元仙仗图》长得都很相似,就是上面没有题记,尤其没有作者题记。而且,他说题记是契丹文字,读不懂。我有点兴趣,请他把画拿过来看看。我也不懂契丹文,不过没关系,在北大,懂契丹文的专家大有人在。我就请历史系的一位辽史专家来读,他读了以后,说这段文字里的大字和小字是混乱的,不是一种合规则的写法。

        这样一来,我心里就有数了,这段题记很可能是从其他契丹文字抄来拼凑的。但是我没有揭穿。后来,这位老兄又到我办公室来,我说:“这幅画前面有几个大字,这几个大字是什么意思,你找人读了没?”他回答说找契丹文的专家读了,意思是“八十七神仙卷”。我一听,就知道这画百分之百是假的,因为“八十七神仙卷”是1937年徐悲鸿起的名字。在这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哪张画叫作“八十七神仙卷”。当时,徐悲鸿数了画上的人是87位,就给自己收藏的这幅画起了“八十七神仙卷”这个名字。

        不过,在书画鉴藏领域,真和假不是黑和白的关系,很多画是“灰色”的,不好说真和假。什么意思呢?真和假是相对而言的概念,很难用来评定画。举个例子,首都博物馆在地下的开发空间栽了一些竹子,日子长了就会变黄。为了好看,就刷上了绿油漆,竹叶也只能用假的。那么这个竹子是真还是假?竹竿本身百分之百是竹子的材料,那就是真的。可是上面刷油漆,竹叶也不对,看起来像真的,又不是真的。这个时候,真和假这对概念就不够用了。

        去年年底,苏轼《枯木竹石图》以4.636亿港币的“天价”成交,但是,这幅画也存在同样的“真假”问题。到现在,学术界都很纠结,因为这幅画上面很多的题跋都有问题。所以,有时候拍卖依据的不是真和假的概念,而是商业逻辑。商业逻辑是什么呢?我买了之后全世界都知道,再过几年,我再卖的时候一定会涨价,这就是商业逻辑,不是真假逻辑。当年有一个老板托人请我去香港帮他看《枯木竹石图》,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是苏轼的专家,而且这位老板其实就是想买这幅画,希望我得出该买的结论。我说,我得不出你想要的结论,这个事情做不成。

        书画鉴定的真和假的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就像法官在法院里断案一样,但有时候真的没有这么简单。再假设一个例子吧,比如徐悲鸿画了一张画,谁都不知道,他送人了,由于匆忙没有盖章。后来,持有画的那个人去世了,孩子没把这张画当回事,结果就流出去了。家里老人说是徐悲鸿送的,那当然是徐悲鸿送的,可是上面没有徐悲鸿的题款和印章,他们就想办法把它弄得像徐悲鸿的,所以他们会找一个印章,模仿徐悲鸿的题记“悲鸿某年某月画”。然后书画鉴定家来了,专家一看题跋是假的,印章是假的,这张画就不去说了。

        书画里面就是这个问题,印章假,题跋假,可是画不一定假。也有可能,真的印章和题跋被移到假画上,然后被裱到一起了。很多的画上面可能有几十个印,有的真、有的假,题跋也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有时候书画文物鉴定不是那么很简单,说真假就完了。这里面非常复杂,真假只是两端而已,大部分是在中间状态。再如徐悲鸿的收藏,他收藏有许多宋元明清绘画,但是他有个习惯,觉得不好的画、未画完的画,他就要亲自动手改动或添加。这样的画就是“古今合作”了。“真伪”的概念更不够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 故宫“御猫”与明清帝王

        ▌户力平

        近日,故宫神武门外宫墙上几只憨态可掬的巨型“御猫”雕像,吸引了众人的视线。其实,故宫里还真有不少的猫,而且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深宫里的,被称为“御猫”。

        远在明代,紫禁城里便开始养猫,据传最初主要是害怕宫廷所存文档和物品遭老鼠啃咬,所以养猫以防鼠患。此后深居后宫的嫔妃们为排遣寂寞,便以养猫为乐。后来连皇帝、公主也喜欢上养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猫一代一代地繁殖,直到清朝灭亡,它们依然生活在宫里。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工作人员观察发现,这些猫有不少是当年帝后嫔妃们所养猫的后代,便决定将它们留下来,并一一登记造册,还给它们取了名字,从此这些猫便成了故宫的守护者。至今,故宫内尚有“御猫”百余只。

        明代喜欢养猫的皇帝是宣宗朱瞻基和世宗朱厚熜。宣德皇帝不但养猫,还喜欢画猫。为了把爱猫画得栩栩如生,他令人到民间收集了上百只猫,养在后宫里,闲暇时便仔细观察猫的体态,揣摩猫的秉性,随后才颇具兴致地画猫。其所绘《画下狸奴图轴》,现藏于辽宁博物馆。而宣德四年(1429年)三月所绘《唐苑嬉春图》(又名《五狸奴图》),长达264.2厘米,宽37.5厘米,为历代“猫图”之巨作。画中五只猫咪或藏于花丛中,或置于竹林下,神态各异,或叼食,或仰视,或游戏,或睡眠,活灵活现,别有情趣。

        嘉靖皇帝对猫的喜欢,则已达到“猫痴”的地步。他有二十年不临朝,为了消遣,经常与爱猫玩耍,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养猫机构——猫儿房,不但有专人伺候,还给猫封赠官衔。据《酌中志·内府衙门职掌》记载:“猫儿房,近侍三四人,专饲御前有名分之猫,凡圣心所钟爱者,亦加升管事职衔。牡者曰某小厮,骟者曰某老爷,牝者曰某丫头。候有名封,则曰某管事,或直曰猫管事,亦随中官数内关赏。”他最喜欢的一只狮子猫名为“霜眉”,皮毛呈微青色,双目晶莹,无论他走路还是睡觉,都陪在身边。后来“霜眉”死了,嘉靖皇帝难过了好几天,遂“制金棺葬之万岁山(今景山)之麓”,并下旨令各部翰林等官为爱猫拟写祭文超度。群臣多因“题窘”而无从下笔,唯有礼部侍郎袁炜妙笔生花,以“化狮(猫)为龙”一句,颇受嘉靖青睐:“霜眉成龙,朕就赐其为虬龙!”还亲自题字,为爱猫刻上“虬龙墓”三个大字。袁炜因撰写猫祭文有功而得到嘉靖的重赏,且官运亨通,官职累至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

        清代乾隆皇帝也喜欢养猫,据传他在位60年,曾养过十几只御猫,其中一只是乾隆九年(1744年)一位意大利使者进贡的薮[sǒu]猫。这只猫体形像一头小型猎豹,躯干和四肢修长,皮毛黄色且具黑斑,双目明亮,甚是有神。乾隆皇帝格外青睐这只来自异域的动物,特意选了一只北宋汝窑烧制的青瓷莲花式温碗喂猫。这只碗瓷胎细腻,器型优雅,釉色温润如玉,是乾隆最喜欢的器物,视为珍宝,每至冬季以此栽植水仙,置于御案之上。为了让猫吃食方便,他还令人给这只碗配了一个紫檀木座。清内务府造办处承办宫中各项活计的记录册《活计档》上便有“将猫食盆另配一紫檀木座,落矮些,足子下深些,座内安抽屉”的记载。而今,这只曾被乾隆皇帝用来喂猫的千年宝物被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慈禧太后的嗜好不少,养猫也是其中之一,曾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分别养了十几只名贵的猫。她不但给每只猫都起了名字,还指派几名宫女专职饲养。慈禧太后时不时会将这些猫抱在怀里,检查它们的肥瘦和健康状况,以此赏罚饲养的宫女。有的宫女害怕自己饲养的猫体貌不佳,担心责罚,便乘着夜深人静将自己负责的猫与别人的猫对调,宫中将此行为谓之“摸猫”。有的宫女为了将猫养好,每天不但吃饭的时候和猫一起,就是睡觉也把猫抱着怀里,就怕一不小心把猫给养坏了,受到老佛爷的责罚。

        “辛亥革命”之后,宣统皇帝溥仪被迫退位,但仍居住在紫禁城的后三宫里。百无聊赖之际,便与小舅子润麒在宫中养猫养狗,有几只名贵的猫是外国领事馆赠送的。其中一只长毛波斯猫,躯体浑圆,四肢粗短柔软,一条尾巴蓬松可爱,叫声纤细动听,颇具雍容华贵之态,溥仪最为喜欢,赐名“金狮”。皇后婉容也非常喜欢这只猫,因她擅长绘画,所以专门画了一幅《猫蝶图》,其画面颇富情趣。牡丹花下一只小猫昂首凝视花丛上一只翩翩起舞的白蝴蝶,形象生动,妙趣横生。溥仪看罢,连声称好,时有某省官员晋职,于是亲笔题字,将此画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