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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远在“折腾”的王石

        ▌洪宇

        在电影《心花路放》中有个阴影理论,里面的台词是这样描述的“在光影造型里面,阴影越是丰富,就越是有立体感,你现在就处在你人生的阴影里面,但阴影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可以说,照在一个人身上的光越多,他就越能被别人看到,形象越是立体。不管是演艺明星、商业大佬甚至是一个突然成为焦点的“网络红人”都得承受聚光灯下的炙烤,而有些人之所以从人名成为一个名人,自然有他身上独特的闪光点。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王石在他的新书《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中,不光讲述了他所面临的黑暗,也描述了他眼中的光明。

        在这本书中,王石主要分享了2008年至今以来自己所遇到的危机和人生的觉醒。王石因为“拐点论”和“捐款门这两个事件开始重新思考自己,身体的塑造、个性的伸展、智识的提升、社会角色的变化、生死观的变化等等,而这一切被他称之为个人价值系统的一次更新。

        对于中国企业家,大众其实并不关心某种经营方法论或者他们的苦难拼搏史,更多的焦点则会聚焦在企业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作用等方面。改革开放后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房地产企业家其实并不多,王石在其中可以说是个另类。他两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经历对于企业家的形象来说,无疑是大大加分。王石的登山不是一场作秀,并不是以金钱换取声望的一场交易,在书中我们看到,这是王石的一次痛苦抉择和自身革新。

        1995年王石查出自己腰椎骨上长了血管瘤,压迫左腿神经,整夜疼痛。一度认为就要瘫痪的王石,想在瘫痪之前去趟西藏。这次意外促使王石走向登山之路。

        经过一年训练的王石,在第一次登雪山时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原反应。为了冲击珠峰,他在2003年之前的六年间,攀登过13座雪山,包括两座7000米以上的雪山,为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适应高原缺氧的环境。但攀登这13座雪山时,王石也提前遇到了挑战他意志力的生死考验。在书中他详细讲述了登山中遇到的两次生死考验。

        第一次发生在1999年,初尝登山甜头的王石,开始挑战他的第三座雪山,海拔5445米的新疆博格达峰。王石在到达营地时,他的队友已经尝试过一次冲顶,但天气恶劣没有成功。就在队员决定不再继续登顶后,当时对于登山头脑正热的王石,决定一个人进山冲顶。但上山后王石才发现,天气比想象中更加恶劣,登顶已经成为奢望。在是否要下山的短暂犹豫后贪心登顶的王石,决定不下山就地休息,待第二天天气变好再继续冲顶。度过难熬的一夜后,天气比昨天更加恶劣,王石只能无奈地下山。但当他回到上山时经过的那条40米长的冰壁时发现,原有的保护绳已经被飞石砸断。这让他在下山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一不小心就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王石在冷静思考后,决定不求援无防护下山。在走这段路前,他抽了自己好几个大嘴巴,才把身体不自觉地哆嗦给镇住,身体终于冷静下来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往下蹭,20分钟的路他走了两个小时,凭着破釜沉舟的劲儿,他总算是下了山。

        下山后他不断反思自己,事业的成功让他自大,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办成。对于登山他的盲目自信,差点害死了他。此后王石便无比的信任、尊重登山队长、队员的意见,但就在王石终于如愿开始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之际,他将面临更大的生死考验。

        在第一次登珠峰登顶的那天,队长考虑到王石的年龄,给他配备了两名高山向导,还多带了一瓶氧气。因此他在登山时把氧气瓶的流量开的大些,以求有好的状态登顶。但是,登顶过程中同行的英国队员受伤,他的一名高山向导只能护送伤员下山,同时还把另一瓶氧气也带走了。当攀登到距顶峰只有600米时,王石的氧气已经用完。队长让他放弃登顶立马下撤,然而王石依然选择坚持登顶。

        到达顶峰后,王石待了几分钟就开始下山撤离。呼吸已经极度困难的王石,一路上只能靠向导为他在路上捡有残留氧气的氧气瓶来维持呼吸。据王石回忆,当时他全身无力,在昏暗、风雪交加的珠穆朗玛峰上,感觉后脑勺暖洋洋的,一股暖流从后脑勺到额头,再流满全身,这股暖流让他感觉不到痛苦,极大的困意缠绕着他,有种只要身体一放松即刻上天堂的感觉。后来硬挺着下山后,队医跟他说,这种阳光照射的幻觉,已经是濒死状态了,全身的温暖,就是我们常说的“回光返照”。那是身体可以调动的最后一点能量在发光发热,王石这次在生死间的徘徊,并不是痛苦的,回光返照反而感觉“甜美”,当时他的意志,不光要抵抗身体发出的极限信号,还要经受住美好的诱惑,忍住让自己回到现实中。

        登山这些年,王石对人间美好感触最深。雪山前面没有什么著名企业家,只有登山队员王石,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只有在艰苦条件下的互相帮助。一颗队友给过来的红苹果,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都能让人心暖。带着这些感悟,王石再回到城市,变得格外不一样。如今已68岁的王石,严格按照规律作息,大量运动保持身体健康,甚至练出了“人鱼线”。

        喜欢“折腾”的王石,在卸任万科集团董事长后并没有闲着颐养天年,而是继续创业,就像他在书中所说,他想做些有创新,有挑战,能体现生命意义的事。(《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王石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报信儿

        ▌魏人 张卫华 

        外五分局后院的围墙处,宗向方一跃而出,三步两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他看到厕所旁停靠着一辆自行车,二话不说骑上自行车就狂奔而去。

        一个穿巡警制服的人提着裤子从厕所里跑出来,喊道:“嘿,警察也敢抢!”

        胡同里,宗向方骑车飞奔,拐过一个弯后他把自行车扔到一边,然后谨慎地左右看看,确定无人,他利索地跳过一堵矮墙,进入另外一条胡同,快步走向一处大门——这里是外五分局机要科科长郑朝阳的家。

        郑朝阳家是一个独门独院,有三间南房。前后两个院子,都不大。东屋的窗户上隐隐透出火光。屋内,郑朝阳正往一个大号的火盆里扔文件。盆里火光熊熊。

        郑朝阳个头儿不高,身材匀称,看上去十分精干,两只眼睛不大但极为灵活,像是两个黑黝黝的玻璃球。没错,郑朝阳的真实身份正是中共北平地下党。

        十年前,他奉命考入南京汪伪政府在北京的警察培训班,并在警察局内长期潜伏。他是个十分能“混”的人,日本人在的时候,他就一路升迁;日本人投降了,国民政府接收北平,重庆来的警察和日伪留用警分成南北两派,相互死掐,可郑朝阳丝毫不受影响。他游离于南北两派之间,一路升到外五分局机要科科长的位置。

        但今天,他显然混不过去了。宗向方的到来令他着实吃了一惊。

        面对郑朝阳顶在自己脑袋上的黝黑的枪口和锐利的眼神,宗向方竟然感到一丝紧张。

        宗向方压低声音道:“万鬼子亲自带队到局里抓你,这就要到了。”

        他扫了一眼屋里,看到了燃烧的火盆,注意到了郑朝阳的狐疑。

        宗向方解释道:“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只知道咱们是警校上下铺的兄弟。我不能看着你死。快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远处汽车引擎的声音传来,在夜里十分刺耳。

        郑朝阳收起枪点点头,说:“那你呢?”

        “我有办法!你快走。”宗向方说完走了。郑朝阳看了一眼地上的火盆,里面的文件已经烧成了灰。

        郑朝阳拎着一双皮鞋走到后院,搬起一架梯子搭在院墙上,在梯子下扔了一只皮鞋,又将另外一只往院墙的东侧使劲扔了出去。

        他翻身上了院墙,顺着院墙来到隔壁的房顶。随后,他在房顶上一路向北。

        走到一个屋顶天台上,郑朝阳搬出一架梯子,搭在胡同另一边的房子的院墙上,沿着梯子到了另一个院子。他一路轻车熟路,悠闲得像是在散步。

        几乎就在郑朝阳蹿上房的同时,万林生带人冲进了郑朝阳的家。

        特务们翻箱倒柜,只找到一个损坏了的电台。                        (2)

  • 追忆

        ▌赵珩

        《二条十年》记录了我从1955年到1964年住在东四二条的生活,也就是从我六岁到十五岁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

        东四二条七号院是我家在1955年买下的一所大宅院的西跨院,也是我家经历了东总布胡同和什方院的搬迁后,一直居住到1966年的一个不大的院子。这里既不是标准的北京大宅院,也不是什么今天所谓的豪宅,只是个相对独立的小院落。

        那里的一切,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左右。书中写到的许多生活环境和场景距离今天已经十分遥远,发生在那里的事情也都成了陈年的过往,而所涉及的人物今天几乎都已不在世了。对于我的人生来说,这是早已掀过去的一页;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也许只是一些简单平淡、难以和今天发生联系的故事罢了。

        写《二条十年》的初衷,大抵是想记录些过往的旧事,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却对人生与社会有了更多的感悟。1955至1964年,是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初期阶段,由于家庭背景和当时生活状态的特殊,所见旧人旧事较多,我的经历有了些不一样的色彩。但个人的人生,仅仅是社会变革大潮之下的一段小插曲。社会的演变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群体的命运。无论个人有着怎样的人生与背景,在大时代的变迁之中都是小人物,都会随着社会俯仰沉浮。也许,这就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

        迅速消逝的岁月常常会令我们想起过去。我只想搜寻脑子里关于这十年尚存的一些记忆,真实地描述我生活过的那些日子,给曾经的那个时代留下一些民生百态的浮光掠影。这本书中没有任何艺术加工和渲染,没有丝毫的虚构,更没有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所写的一切都是本着我亲身的、客观的体验。虽然,个人的目光所及是有限的,但我写到的生活场景和人物构成了大社会背景下的一个小舞台,这,或者就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二条的生活和往来的各色人物在那个时代里并不具有代表性,也非当时的社会主流,而二条的生活状态也只能算是社会的一隅。对于那段时间的生活与人物,我在书中并不想议论其是非短长,一切真实都是源于存在之中。

        对于不同年龄的读者来说,这本小书读后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是非常自然的,更是情理之中的。

        所幸我的记忆力还算好,每写到一处,脑子里总会浮现出当日的画面,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形象思维”。如今,我已逾古稀之年,碌碌无为,虚度此生,而对于这本小书,也没有更多的企望,只算是对自己少年时光的追记罢了。

        己亥仲夏于彀外书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