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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武从的东方哲学

来源: 北京晚报     2019年11月08日        版次: 36     作者: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

    [美]费正清 小弗兰克·A·基尔曼著

    陈少卿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刘奈

    战争是人类权力的极端展现形式,战争立场和政治密不可分,在著名的军事经典《战争论》中,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这样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中国而言,历史上的战争大大小小的得有几千场,改变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和政治格局。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重要,军事实力日益强大,中国古代战争对中国历史及文化的影响,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重视。

    1969年,费正清、小弗兰克·A·基尔曼等八位海外专家齐聚,讨论了中国先秦至明代的战争经验和对政治的影响,研究内容囊括了野战与围城、外征与内讨、御侮与平乱,起于公元前632年,止于公元1556年,跨越先秦、西汉、唐、宋、明各代,通过城濮之战、征伐匈奴、淮西之役、襄阳围城、鄱阳之战、土木之变、剿平倭寇等经典战例,展示中国的战争规律与风格。为期一周的会议及相关的补充材料被集结为《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凝聚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海外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战争研究的精华。

    作为当代知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的费正清先生,在导言中明确指出书的主旨。二十世纪下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控制战争规模对于人类的生存格外重要。西方势力的扩张在越战后达到顶点,各种反战思想,追求真正和平的民意开始崛起。此时中国对待战与和的经验,人文社会与哲学方面的独到思考与经验,恰好弥补了西方的不足。这成为他们研究古代中国军事经验的主要动力。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古代军事战争的魅力不在于它所达到的目的和现实效果,而是在军事中融合科学技术、政治制度、道德思想等多方面,进行启蒙和创造。其中,中国传统的“文主武从”的思想观念,在中国传统军事中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让政治与军事找到平衡,也让人类原始的杀戮本性得到有效的制约。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山川大河分割成各种天然封闭的地区。从青藏高原向东耸立的山脉,在层层叠嶂之下,形成了四川盆地这个富饶的鱼米之乡,从北进要翻山越岭走栈道,从东走要乘船逆行,溯江而上。福建的河谷、广东的沿海平原、云贵的高原台地,在复杂地理的环绕下,成为了一块又一块的闭塞之地。中国的文化多元、人口众多、习俗各异,如果单纯靠暴力征伐,远不足以保持统一。此时需要的是在政治制度上的想象力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不断更新,军事力量只能作为辅助。

    西方文明起源于地中海,扩张性则来源于希腊、罗马对于海洋的利用,从远洋贸易到世界殖民,以海洋为本,西方人展现出了他们扩张的本性。而中国则被地理环境所包围,西边有山,东边及南边大海则被周边岛屿所围,北边是苦极严寒之地。封闭的地理让中国远离其他文明中心,中国人对于安定的愿望压过了开疆拓土的野心。

    费正清的分析以公元前221年为分界点,前221年之前,秩序并未清明,混乱之中,战争的胜利是衡量统治者价值的最终标准。军人逐渐从贵族转向职业军人,从讲究礼仪、礼节到专心求胜。从各自林立的诸侯王国,到大一统观念的启蒙,战争作为主要的助力手段,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有关战争及军事的经验总结,也使得兵家成为一派独门学说。其中《孙子兵法》作为古往今来的兵家圣经,更是集结了前人的所有智慧,并将尔虞我诈的战争升华为艺术。在和同时代的儒家经典《孟子》相比较中,费正清发现《孙子兵法》从精神出发,重视对对手精神方面的扰乱和打击,对于暴力征伐并非那么重视。这一点和早期儒家观点一样,认为精神状态才是人间万事的首要因素。这也为日后的战争定了基调,精神力量和正确性成为古代中国战争的内核。

    前221年之后,秦始皇统一中国,虽然秦朝在短暂统一后迅速崩塌,但统一的理念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政治理想。安定繁荣成为统一的福利,由此中国人建立了基于思想的秩序,在秩序中也定位了军事、战争在其中的位置。在推行儒家思想后,三种手段确立它的规则和秩序:最高等的手段是“教化”,以圣贤之道教化每个人,让他们自觉遵守社会的行为准则,各守本分,各安其业;当教化失效时,则使用次一级的手段“刑赏”,通过对肉体的惩罚,物质的奖励来维护社会秩序;当以上手段都失效,军事则以最简单、暴力的形式维护中国人信奉的政治理想,维护正常秩序。

    可以看到,军事作为最迫不得已的手段,成为这个金字塔的最低端。因此在古代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眼中,动用武力是礼崩乐坏的表现,是君主承认自己无法践行圣人之道的表现。因此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战争从来都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一切的道德准则都在和平的一边,即使是要发动战争,寻找合理性和立得住的道德解释,都是战争发动方最头疼的事。

    在中西方的对比中我们能看到,中国很少崇拜像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俾斯麦这样的战争英雄,西方式的英雄崇拜在中国似乎并没有什么根基。而像诸葛亮、魏征、苏轼等文人则在中国会有更多的崇拜者。即使是被誉为“武圣”的关羽,在中国的传统中也是以忠义等精神方面的理想作为崇拜的主要方面,而他战争、杀戮的一面则很少被后人所传颂。由此可见在这套秩序的维护中,“文”始终是更高级且更重要的方式方法,“武”在危机时刻只负责稳定住“文”的地位,让军事成为中国古代稳定的社会秩序中重要的一环。

    中国自古就有“止戈为武”的说法。历代君主与民间舆论都是在以向减少暴力征伐为手段的方向努力,将军队、战事纳入了以文人为主的“官僚集团”,将军队的人员任命、财政支出都控制在文官手下,以此用文明的力量去约束军队、约束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