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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庄士敦和高伯雨笔下的近代中国

        ▌李琬

        关于溥仪的人生故事,中国读者早已不陌生。透过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和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的《紫禁城的黄昏》,我们能为溥仪及其时代构建起基本的叙事轮廓,但高伯雨翻译的《紫禁城的黄昏》仍然显得独具一格,它为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细节和洞见。这本书的文字,至少交织着三重声音:庄士敦的叙述,溥仪的自传,以及高伯雨的评注。

        这部书主人公虽然身为“皇帝”,参与和见证清末民初一系列关乎中国命运的大事件,看似处于狂烈风暴的中心,却是近代历史记忆的幽暗之处。譬如,假如根据后设的历史结论,我们大概无法接受庄士敦的一种观点,即当时大多数民众仍然怀念清朝,对民国非常失望和不满。然而,庄士敦这本书最早于1934年在英国出版,几乎记录的是同时代的事件,因此,即使相比溥仪本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出的自传,也保留了更多的现场感——虽然庄士敦身为外国人,有时毕竟难以看见诸多事件背后种种复杂的内幕。

        庄士敦的回望与哀叹

        庄士敦于1898年来到中国,在港英政府、威海卫租借地任职,1919年经过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成为溥仪的英文教师。他在中国文化中浸淫甚久,对儒家思想和佛教都颇有研究,与他几乎认作精神乡土的中国有十足深厚的情感纠葛。囿于职位和经历,他自然在中国民众是否“怀念”清朝的判断上有所夸大和盲视,但也未必不能揭示某种层面的真实。鲁迅曾在杂文中多次批判的“遗老遗少”之势力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也从反面显示民众思想中旧有惯性之强大,以及一部分精英中仍然存在的效忠故君的思想。

        在各种思想、主义、救国方案激烈交锋的20世纪二十年代,君主立宪制也曾是政治方案之一。民国成立不久之时,一部分知识人和官员仍然对民国的前途抱有疑虑,处于观望和摇摆之中,他们希望溥仪能够多少了解和学习君主立宪的知识,以免未来民国命运变化,还可以新的政府来应付。

        庄士敦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应邀入宫。他满怀理想和激情,试图教溥仪如何做一位“现代君主”。师生二人也确实有过美好的时光,至少通过庄士敦的熏染,溥仪接受了最表面的西方“文明”,他坚持采取西方打扮,酷爱一切西方物什,学会了打网球、高尔夫。然而,庄士敦希望溥仪拥有独立人格、做一个精神上的现代人,这一愿景最终显然是幻灭了。

        当庄士敦记录下这段从慈禧、光绪到1924年逊帝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的历史,他完全采取的是“遗民”眼光,笔调里既有挽歌的哀叹,也流露温情和憧憬——他仍然寄希望于未来某天,自己亲手塑造的那个少年能够重新拥有皇位,而庄士敦发自内心地相信,这是百姓的福祉。我们当然无法赞同这样的立场,但是阅读这本书,或许会为我们带来同情之理解:对于庄士敦,以及陈宝琛、梁鼎芬、郑孝胥等这些视民国为“敌国”的遗老来说,要求他们在外部环境剧变时,立即接受现代国家的观念和政治文化逻辑,显然是一种苛求;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心中向来相信、承认和效忠的“王朝”和“天下”,也确实因为清室和民国统治者双方的误解和敌意而日益崩解。在庄士敦回忆中,冯玉祥的逼宫以及后来发生的孙殿英盗掘东陵——特别是后者——给溥仪带来极大的冲击,成为他内心对民国政府彻底失望的转折点。这也与溥仪自己的叙述基本相合。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对盗掘事件的宽纵、冷漠,以及这个政府数年来表现出的傲慢和不守信义,加剧了溥仪的复辟冲动,最终在遗老的裹挟之下,本来就缺乏独立意志的逊帝走入了难以挽回的歧途。

        “紫禁城”的互文

        高伯雨译本的可贵之处在于,译者不仅在翻译过程中不时补充有必要向读者交代的史实,如内务府的来源与嬗变等,更注意将《我的前半生》与庄士敦记录的不合之处相互比照,二人的处境、心态、文体风格之差异都一目了然。庄士敦对于溥仪的温情,似乎无法在溥仪自己的文字中得到太多回应,多少有些令人感伤,但毕竟《我的前半生》已经是几十年后,经历过巨大波澜、身心彻底改造之后的溥仪的叙述了。

        除了引用溥仪的自述,高伯雨的一大长处是善于援引同时代的报刊,带领读者深入当时社会舆论、民众心态的罅隙,抵达庄士敦的目光所不能抵达之处。溥仪大婚一节,高伯雨引用当天《大公报》对溥仪婚礼的报道,看似交代典礼经过的平面描写,实际上包含了徐世昌“恋恋于太保头衔”、为溥仪贡纳礼物的一段情节,而这稍后又成为国会提议取消“清室优待条件”的导火索之一。高伯雨向来欣赏周作人的文风,不难看出他驳杂的抄书做法也有周作人的影响痕迹——但即使是做“文抄公”,抄录何种材料,仍然相当考验抄录者的见地。高伯雨对各类材料的调用、评判,不可谓不高明。

        《紫禁城的黄昏》也是贝托鲁奇电影《末代皇帝》的重要蓝本,电影中溥仪的扮演者尊龙在访谈中表示,他对人物的理解是,溥仪一直在寻找一个精神上的父亲,而庄士敦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扮演了这一角色——这一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洞察了这段特殊的师生关系。庄士敦不再担任教师后,溥仪只能在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等谋求复辟的遗老们意见之下生活,以陈宝琛为首的“还宫派”,以罗振玉为首的“联日派”,以及赶走罗振玉、“后来居上”的郑孝胥,意见常常龃龉,令溥仪感到困惑迷茫。后来他彻底投靠日本,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确是“认贼作父”。

        一代掌故大家高伯雨

        身在中西文明和新旧时代的夹缝之中,落寞和彷徨,对失去文化之根的恐惧,大概是众多离散、漂泊的中国子民所共同分享的生命情绪。本书译者高伯雨尽管很少直接谈论自己的人生,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不难辨认,他对溥仪的命运和溥仪的时代,有着切肤的、沉郁的体认。

        或许大陆的许多读者都对高伯雨的名字感到陌生。然而在文献资料中略加搜索,你会发现高伯雨的身影绝不少见,但他往往是作为历史事件和现场的见证者、评论者的面貌出现的。许多文章谈及近代历史的细节,或编撰年谱,或评价刘文典、蔡元培,乃至晚清中兴名臣曾、胡、左、李等人物,都不时参考和引用高伯雨的随笔掌故,可见他对近代历史的书写何其广阔和深远。

        高伯雨可说是天生的掌故家。他原籍广东澄海,1906年生于香港,是香港盛极一时的“元发行”的后人,早年曾留学英国,专攻英国文学,1930年在上海的中国银行和南京政府外交部工作。他早年曾跟随溥心畬学画,与周作人曾有过不少书信往来。抗战爆发后,高伯雨返回香港,后来几乎以写稿为生。

        除了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生履历,他个人嗜好读书,记忆力极强,“写回忆录可不必检查日记”,而善于翻阅报纸的习惯更成为掌故家的基本功夫。因为上述种种因素,他写掌故信手拈来,往往可以直接凭借记忆引用典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高伯雨的写作有任何疏放和随意之处——他文字的一大特点便是注重考据,讲究材料信实,几乎从不依凭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民间逸闻,也从不演绎史实、作小说家之言。他在《紫禁城的黄昏》中遇到Ni Wen-te一名:此人是总统府一个秘书,奉命到车站迎接庄士敦到京。但起先高伯雨在译注中说明并不确定是何人,数年之后,他查考资料,在1920年的《最近官绅履历汇编》中查到“倪文德”,才放心写下这几个字。这个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的小人物名字,高伯雨也未轻易放过,他向读者展示了掌故文章本来应有的谨严法度,在今天已很少见。

        高伯雨父亲高舜琴曾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因为无意做官,回香港继续经商,但在20世纪三十年代,高家元发行破产倒闭,高伯雨的命运也在悄然发生改变。父亲和他自己的人生轨迹,映现出传统家族秩序、职业道路和人生智慧的瓦解和变迁。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高伯雨每日笔耕二三千到三四千字,一生积累的文字超过千万。除了写稿养家的需求之外,高伯雨讲述过往时代的动力和资源如此旺盛丰沛,是否也意味着,在他那体量庞大的著述中,寄寓了某种难以直抒的身世之慨?

        谈起翻译《紫禁城的黄昏》的过程,高伯雨不无得意地回忆道:

        书中的历史人物和提到的风俗习惯,我都很熟,围绕在紫禁城和心向“宣统皇帝”的那批人如梁鼎芬、陈宝琛、郑孝胥、金梁、张勋、徐世昌、宝熙、朱益藩等等,他们的生平,我随时可以详详细细的道出来,而且陈宝琛、金梁我也相识的。所以下笔翻译时,不便说“倚马可待”,倒可以说运笔如飞,十分顺利。

        短短几句话,自信中还有难以掩饰的亲切。他虽然能作“西洋趣味的文字”,但最熟悉的,恐怕还是清代和“遗老”一辈的旧人旧事。只是在20世纪四十年代之后的中国,不大有这样的社会空间和心情余裕来供人摩挲暮色、抒写叹息,更多的是峻急迅猛的世事更迭。

        20世纪五十年代之后,高伯雨虽身在香港,但在文章与出版上的热情从未减弱。他和香港本地以及大陆迁居香港的文人如曹聚仁、卢玮銮、包天笑频繁往来,办掌故秘闻杂志《大华》,出版《钏影楼回忆录》《花随人圣庵摭忆》等回忆晚清民国往事的著作,自己也在各派刊物上以不同笔名频繁发表文章,“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高伯雨原来也并非只谈风月,对于国内外的风云变幻同样多有关注,但迫于生计和时局的压力,后来放弃了“谈政治”,选择明哲保身,未尝不显出一种不得已的分寸与寂寞。

        高伯雨去世前,曾出版《听雨楼随笔》单行本,但二十年后牛津大学出版社才陆续出版他的文集,可以说是对这位掌故大家迟到的回馈和肯定。如今高伯雨译注的《紫禁城的黄昏》在大陆面世,这部书虽然并非他本人的著述,但面对这样一段急剧变化的历史,即使是翻译和做注,也充分凸显高伯雨的史识和笔力。他的评点,和这本书的叙述本身一样,为当代读者进入百年前漫漶的历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参照;他也以他的博学、缜密和公允的眼光,罕见地让译注赢得了与著作原文几乎平等的尊严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