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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严修办学与治家

        ▌李娟娟

        今年是南开大学成立100周年,也是南开中学建校115周年。在南开系列学校背后,能发现有一个共同的身影:那就是有着“南开校父”之称的严修。

        严修出生于清朝末年,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变局”,其人生轨迹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是清朝翰林,却钟情于新式教育。

        1894年,严修担任贵州学政,这是他与新式教育结缘的开端。1898年,严修在天津的家宅开办了一所家塾,称为“严氏家塾”。在这所家塾里,学生们学习英文、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知识,还极为注重体育,这也开创了民办新式学堂的先河,后来严氏宅邸成为南开中学的发祥地。在此基础上,1919年,严修与多年的搭档张伯苓创办了南开大学。

        严修还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和儿童教育的先行者。1902年冬天,他创办的严氏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1905年,严修创办了保姆讲习所,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骨干。

        严修不仅在治学上贡献卓越,治家同样颇有成就。严修为子女制定了家训,并积极让他们接受新式教育,在这些努力下,严氏大家庭井井有条,规规矩矩,而且其后代深受严修的影响。

        担任贵州学政推进新式教育

        严修,字范孙,号梦扶。严氏家族祖籍为浙江慈溪,十七世纪中期,其七世祖经商迁至天津,从此,以盐商为家业的严氏家族定居天津。严修的父亲严克宽曾任天津长芦盐场的总纲,家境殷实。

        1860年,为避英法联军之乱,严家迁居河北三河县,严修就出生在那里。直到1862年,全家才迁回天津。在天津长大的严修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6岁即入塾,7岁习字,8岁作试律,12岁开始参加八股科考,18岁应院试,补廪膳生。严修读书努力刻苦,求学和仕进之路也很顺畅。1882年,22岁的严修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又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值得一提的是,严修在考进士时,认识了同来参加考试的徐世昌,两人趣味相投,再加上后来两人同时中举,关系更进一步。后来,他还通过好友徐世昌认识了袁世凯。

        虽然,很早就中了进士,但在任翰林编修期间(1886-1894)并不得志。究其原因,是崇尚实学的他与当时的官场、学坛有些格格不入。

        1894年8月,严修被任命为贵州学政。在贵州任职的近4年间,他积极推进现代教育,这是他将自己办学理想付诸实践的开端。在贵州时,严修力主教育变革。因为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严修既熟读诗书,又较早接触西学,从十几岁起就阅读了不少算学、格致书籍,到贵州后他继续收集西学目录,购阅了《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等书籍,在他的大力推行下,原来一直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的贵州学子,开始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

        随着他在贵州施行教育改革的深入,严修心中酝酿出改革科举的想法。1897年,严修大胆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开设“经济特科”的建议。其核心思想是在暂时不废科举的情况下,另开特科招纳人才,选拔通晓时务的各类人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严修的这个建议,是对中国自隋朝即实行的科举制度的最大挑战。严修的观点与维新变法的思想比较一致,因此后来梁启超直言,此举为“戊戌维新之起点”。

        有人欢欣鼓舞,有人自然不高兴。严修的老师徐桐震怒,吩咐门房说:“严修非吾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

        1898年1月7日,严修由贵阳启程返京。贵阳士子依依不舍,欢送他的队伍相接数十余里。有意思的是,在严修回京的路上,光绪皇帝准开经济特科。

        严修回京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由黔入湘,然后至汉口乘江轮到上海,再换海轮回天津,最后从天津回北京。在回天津的轮船上,严修见“余舱外有一人,堆行李于船阑之内”,他推窗问是谁,那人竟然是康广仁。原来,康广仁陪生病的梁启超去北京。严修就这样与梁启超相识。两人相谈甚欢,康广仁不得不提醒梁启超:“数日来未曾说如许多话,今日话已多矣。”

        回到北京,严修觐见光绪皇帝,拜见李鸿章,又在一次聚会中与康有为“畅谈许久”。此时的严修站在时代前沿。

        不久,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是为“戊戌变法”。不过,变法持续了一百多天便匆匆结束,同很多变法措施一样,严修提出的经济特科还未真正发挥作用,就被废止。此后,严修也被免官回到天津。

        新式家塾诞生南开中学

        尽管仕途受挫,但严修并不在意,他反而更加坚定了投身新式教育的决心。1898年底,严修以天津严氏家馆为基础,招收亲友及严家子弟,聘请热心西学的张伯苓授课,开始试办新学,即为“严氏家塾”。两人一拍即可,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合作。他们也没有想到,这座明显带着实验性质的新式家塾,会成为教育史上一个新里程的开端。

        张伯苓(1876-1951)也是天津人,比严修小16岁。张伯苓成没有走科举之路,十几岁时,便考进了北洋水师学堂。就在完成学习,并被派往北洋舰队实习期间,中日爆发黄海海战。海战的失利,再加上1897年,因目睹晚晴和英国交接威海卫的仪式中丧权辱国的场面,张伯苓心灰意冷。张伯苓认为参加海军报国无望,便另觅他途。此时,新的教育在中国风起云涌,“教育救国”成了他的理想。恰好此时严修正在为他的家塾聘请老师,经过友人推荐,张伯苓来到了严修家塾。两人迅速成为兴学道路上的亲密战友。

        严氏家塾除了教授传统的经史文学之外,还有英文、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及体操等课程。张伯苓负责整个西学。没过多久,天津另一位盐商王奎章,也请张伯苓教其子弟,取名为“王馆”。当时,张伯苓手下学生多起来后,张伯苓还给学生们加了一门体育课。在体育课上,张伯苓在两把太师椅椅背中间放一根长鸡毛掸,让学生们练跳高;让同学们互相弯腰练习跳马;课余还带孩子们到户外去打球,骑自行车……

        因为这些颇具开创意义的尝试,1904年,严修被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任命为掌管全省教育的直隶学校督办。在职期间,严修和张伯苓再次去日本考察(此前严修曾自费前往日本考察)。在这次考察期间,严修意识到中学的重要性:“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从日本回来后,严修和张伯苓将严氏学馆和王氏学馆合并,改名“敬业中学堂”,地点仍在严家偏院,这也被看作南开中学创办之始。

        敬业中学堂由张伯苓任监督(校长),严修更加关心学生学习,并经常为学生批改作业。此后得天津士绅郑菊如的帮助,他将天津城西南的一片开洼地带,捐给敬业中学堂作为新学校的校址。1907年秋,中学堂由严宅迁入新校舍,因为那里有“南开洼”之称,新学校就被称为南开中学堂,也称南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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