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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珩说北京文化

        ▌李峥嵘

        “东四二条”悄悄火了。赵珩先生首部描绘当代北京历史地理与胡同人物的回忆性作品《二条十年(1955-1964)》出版后,深受好评。在《北京晚报》连载以来,不断收到读者来信来电。前不久入选深圳读书月2019年度十大文学好书、中华书局年度双十佳。

        赵珩先生在《二条十年(1955-1964)》中追忆自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居住在东四二条的十年生活,为北京留影和画图。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写家事,从曾祖一辈到祖父定居北京讲起,回忆家中老辈亲人、个人少年时光以及周围的生活场景(隆福寺、王府井、东安市场等)。下篇主要描写家中往来的亲友、学界师友(如宋云彬、贺次君等)与形形色色的客人(如张君秋、溥佐、奚啸伯等),展现了当时北京文化界部分中上层人物的生活侧面。

        《中华读书报》编辑、深圳读书月2019年度十大文学好书评委丁杨说:“赵珩先生以饮食文化随笔与北京风物忆旧散文写作见长,那些文章多少会涉及到他的个人经历,但如此集中记述自己童年中与一座院落关联的十年,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年逾古稀的他记忆力非凡,许多关于人物、事件的细节记述得非常详尽。他笔下的那段时间已成历史,而那些北京城里的院落、街道、商业区、文化场所多已消失或面目全非,那些往来‘东四二条胡同七号院’的普通人或文化名流亦大多作古,于是这些属于一位老人的儿时回忆便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个体记忆作为时代拼图上的一块令那个年代的某个侧面生动、详尽地留在文字中了。”

        在北京王府井该书读者见面会上,赵珩先生感慨良多,他说北京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这个城市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比如说隔壁就是百货大楼,门口立着张秉贵的铜像。“我7岁就认识张秉贵,他原来不是百货大楼的,是在西总布胡同口大华电影院旁边德昌厚食品店,我六七岁的时候到他那儿去买糖果,他管我叫小弟。1955年百货大楼建好后,他调过来工作。他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人,非常非常本分的人。他儿子也是。过去我每次经过那儿的时候跟张朝和都点点头、说说话。我是跟他们父子两代的交情。张秉贵已经去世多少年了,他儿子已经退休了,整个北京都是在这样一种流淌变化着的过程里。”

        北京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故事,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变化,小到二条那个院落也是如此。这些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虽然过去了六七十年,赵先生一直没有忘记。“我只想搜寻脑子里关于这十年尚存的一些记忆,真实地描述我生活过的那些日子,给曾经的那个时代留下一些民生百态的浮光掠影。”

        关于京味文化,赵先生不同意把京味文化定义成市井文化,市井文化只是一部分。“北京是一个流动的城市,是一个容纳全国人的城市,你在北京能够站住,生活下来,你就是北京人。朱家溍先生不是北京人,是浙江萧山人;王世襄先生不是北京人,是福建闽侯人。所有的这些人,曾经都不是北京人,但是他们都是北京文化的代表。近现代的北京画坛,陈师曾是江西人,姚茫父是贵州人,陈半丁是浙江绍兴人,这些当时北京画坛的代表人物几乎没有北京人,但是他们代表北京这个阶段的艺术。徐悲鸿、齐白石也不是北京人,齐白石是湖南人,他能在北京生存下来,实际上有很多人对他是有所帮助的。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北京文化,是由多元的文化所构成的。”

        赵珩先生认为了解真实的历史非常重要。他说现在影视剧中,从居住、服装到语言,很多是错误的。比如说门口挂一个匾“唐府”,没有这种事情,谁管自己家叫什么府。“比如说我给唐先生送一样东西,唐先生应该说明天请送到鄙宅来,现在居然堂而皇之地说明天送到我府上去,这都是没有一点知识的话。”居处的布置也有很多和事实不符的地方,比如无论做多大的官,醇亲王府、恭王府,不会在门口挂个“醇亲王府”“恭王府”的匾。

        赵珩先生认为,历史剧要都经过精细的考证,不能随心所欲、粗制滥造。“民国题材的电视剧里,常见长袍马褂的装扮,其实长衫外加缎子马褂,多是礼服,且是织暗花。大红大绿,又大团花的,那是寿衣。”

        马上就要过年了,赵先生说,其实北京贴对联也是有讲究的,大门大户没有在门口贴对子的,贴对子的基本上是小门小户。这种对联有的很俗,都是成联,有的稍微有点意思。有的稍微不太常见,但是也不雅。很雅的对联也没有往门上贴的,可能春节的时候贴一贴春联。而且春联从前很少一贴贴一年的,一般过了正月十五,再长一点过了正月,就撕下来了,没有把春联保留一年的。比方说清末的李慈铭,他家有时候春联写得很雅,但是过了年也就揭了。“有两种联是不能留的,一个是春联要除旧更新,不能留的。再有一个挽联不能留。室内如果有一些用作装饰的对子,则可能会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