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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明园并非清帝“夏宫”

        ▌赵连稳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后经几位皇帝150余年的营造,成为北京西郊清代皇家园林的代表,也是世界园林建造史上的奇迹。19世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称圆明园是“理想与艺术的典范”。

        因为当时正是西方势力涌入中国的时候,因此,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对圆明园存在着错误解读,这种误读甚至反过来影响了我们自己。

        在西方,“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说法流传最为广泛。这种说法始于法国人莫里斯·亚当(MauriceAdam,汉文名字亚乐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莫里斯·亚当曾经在中国海关工作,其间他多方收集整理有关圆明园的资料,并且亲自到圆明园三园之一的长春园调查。长春园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园林,其北部是一组欧式宫苑建筑群,也就是著名的西洋楼景区。

        西洋楼景区的确是由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人设计的,但是,莫里斯·亚当却以偏概全,在1936年出版的《圆明园:18世纪耶稣会士的建筑作品》书中,误将整个圆明园视为“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建筑”,而且从书名上也能够看出作者对圆明园的错误解读。该书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认为圆明园是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的,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

        甚至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在给美国大学生写的《寻找现代中国》这本教科书中也说:“乾隆任命耶稣会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去完成圆明园这座位于北京郊区,建立在湖滨公园的雄伟欧式夏宫。”

        事实上,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很小的组成部分,其面积仅占圆明园的百分之二,它并不能等同于圆明园。而且,西洋楼景区虽是由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设计的,但其建造却是由中国工匠,而非耶稣会传教士完成的。

        当然,现在熟悉历史的中国人都知道,除了西洋楼景区之外,圆明园的其他建筑群主要是由中国的“样式雷家族”设计,并由中国工匠建造的。“样式雷家族”是对清代世袭的宫廷建筑师雷氏家族的“荣誉称呼”。在200多年间,主持清朝皇家建筑设计,如紫禁城、皇陵、颐和园等都是雷氏负责设计建造的。

        那么,西洋楼景区为何在西方人眼中就“等同于”圆明园呢?这和圆明园在西方的传播有密切关系。

        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萄牙国王遣使来京。为了向西洋人夸耀天朝大国的无所不有,乾隆皇帝决定建造西洋楼景观,工程设计和实施工作主要由意大利人、传教士郎世宁负责,后来,又让法国神甫蒋友仁作为助手,协助郎世宁工作。这些传教士把圆明园建筑和他们设计西洋楼的过程与完工后的西洋楼形象,通过书信和铜版画图像的形式介绍传播到西方,于是,逐渐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演变成为:圆明园是传教士设计的,西洋楼就是圆明园的全部。

        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烧劫掠后,与为数众多的中式建筑几乎焚烧殆尽不同,西洋楼景区的建筑因其主体为石材结构而幸免于难,成为整个圆明园建筑遗迹残存较多的景区。清末,一些西方学者如德国人奥尔末、法国人莫里斯·亚当、美国人甘博等,到西洋楼遗址游览,拍摄了不少照片。随着这些照片的广泛传播,使得西方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圆明园里只有西洋楼景区。这种观点也影响了中国人,在网络上,还有不少人把“西洋楼遗址”介绍为圆明园的标志。其实,在历史上,西洋楼景区只是圆明园很小的一部分,并不是圆明园的主体建筑,更不能说是圆明园的标志建筑。

        另一个误读最多的说法就是“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夏宫”。这种说法也始于西方人。欧洲人称圆明园是“中国的凡尔赛宫”,圆明园的英文名就是The old summer palace(夏宫)。

        德国人约翰·拉贝在《我眼中的北京》中,称圆明园为“老夏宫”、颐和园为“新夏宫”,书中写道:“圆明园是康熙皇帝在1709年作为夏季行宫所修建的。”这个说法在时间上有问题,1709年是康熙四十八年,实际上,圆明园作为皇四子胤禛的赐园是在康熙四十六年修建的,它也并非是康熙皇帝的夏季行宫。

        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史景迁也称圆明园是“雄伟欧式夏宫”,甚至今天的一些中国人还有这种认识,我们常常听到或看到“清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之类的话语。

        其实,自雍正皇帝开始到咸丰皇帝,他们在每年的春天,甚至正月十五前后就从紫禁城移住到圆明园,直到腊月时才返回紫禁城。圆明园建有供皇帝处理朝政的正大光明殿和勤政殿等,雍正、道光以及咸丰等皇帝一年四季有很长时间在圆明园居住理政,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除夏天到避暑山庄之外,其余时间也大都在圆明园居住,所以修建圆明园,根本原因并不是作为避暑的夏宫来使用的。圆明园虽然兼具避暑的功能,但不能就依此把圆明园称为夏宫。可见,以“夏宫”来称呼圆明园,并不恰当。

        康熙皇帝为了避暑,先后在塞外建立了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康熙、乾隆和嘉庆夏季往往去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在那里一边避暑一边理政。根据记载,康熙和乾隆皇帝大致在农历四五月去塞外,九十月回北京。如果说清帝有夏宫的话,那就是热河的避暑山庄。不过清代也不是每个皇帝都去那里避暑,道光之后,除去咸丰,其他皇帝均没有去过避暑山庄避暑。咸丰皇帝倒是去过避暑山庄,不过他不是去避暑,而是去避难:在英法联军的逼迫下逃去的。

  • 延庆大云盘沟扶贫记

        ▌冯宏来

        今年是扶贫攻坚的关键之年。全国各族人民正团结一心,为明年打赢脱贫攻坚战而奋斗。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不由得想起一段往事。

        我如今年逾八旬,1938年出生在北京昌平县(今昌平区),因为当时家庭生活拮据,不足周岁时,我就被卖到了南口平安里胡同十四号的阎家,从此易名阎德泉。1948年12月12日,南口解放之后,军管会一位名叫金松的同志帮我找到了亲生父母,从此又恢复了原名:冯宏来。因为这样的经历,使得我一生不敢忘本,而且一直尽绵薄之力,扶危助困。

        1995年初,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您早”专栏播发了一条消息,详细地介绍了延庆县有个贫困村叫大云盘沟村,全村30户80口人中,却有30多个光棍汉。因为地处山区,无地耕种,人均月收入只有17块钱,只能用野菜、树叶充饥。得知此事后,我颇感不安。于是,我决定专程去一趟延庆,把实际情况摸清楚后再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就赶到了延庆县政府所在地。县党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说明来意,提出想到大云盘沟看一看的时候,县长立刻派办公室主任杨长纪等人陪我们前往目的地。据陪同的县委干部介绍,这里是延庆县的革命老区,地处深山,道路崎岖,1949年之前是中共延庆县委所在地,当地群众对支援延庆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有着突出的贡献。我们挨家挨户地访贫问苦,了解民情。村里的情况,让我们非常吃惊:全村只有一口水井,刮风下雨时,村民吃水就十分困难;全村只有一家人有一台小型黑白电视机,村民的文化生活无从谈起;村里只有一位老红军的炕头儿上摆着两口袋玉米豆儿,因为这位老同志每月有定量的生活补助金。

        在多位老乡的家里,我看到窗沿儿下的大缸里都泡满了柳树和榆树叶儿。我抓了一把放在嘴里尝了尝,味道非常苦。这些野菜成为村民的盘中之物,使孤儿出身的我,心里一直在哭泣、在震撼,并在思忖该如何帮助他们。

        中午,我们回到县政府吃午饭,我提出了一个想法。我当时是《人民铁道》报总经理兼任经营部主任。因为我兼任自负盈亏性质的经营部主任,所以我本人的工资、奖金、活动经费、差旅费等各项开支,均在广告提成中列支。这笔钱不多,但我决定,拿出一部分收入支援大云盘沟的贫困户。我当即许诺:“赠送大云盘沟30户农民每家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100斤大米。”

        一周后,我和经营部的几个同志用汽车满载着电视机和大米赶到了大云盘沟,在乡政府的大院儿召开了扶贫大会。乡政府的屋檐儿下,挂着一条“人民铁道报为大云盘沟人民扶贫献爱心”的横幅,等着接受捐赠的乡亲们排得整整齐齐。当时,因为有数家电视台和报社记者在录音录像,我简短地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便请乡亲们在花名册上签字画押,一户一户地领取电视机和大米。因为大云盘沟交通不方便,有村民肩挑背扛的,也有用单轱辘小车儿推的,还有用小毛驴驮着上山的,场景非常感人。

        一位老年妇女拉着我的手,递给我一把长不足尺的小葱儿和一把苦麻儿菜,满含热泪激动地跟我说:“谢谢大兄弟的大恩大德,你收下吧。这是俺云盘沟人的一点儿心意。”她转过身子用袖子擦了把眼泪,一个劲儿地夸我:“你手头儿上稍微有点儿钱,就惦记着我们山沟儿里的困难户,八成儿你也是穷苦人出身吧?”她老人家的一句话,点到了我曾是孤儿的穷根儿上,我的眼眶也立刻湿润了。

        我在大云盘沟的这次扶贫活动,受到了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的重视,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快了大云盘沟贫困户的搬迁。时隔不久,30家贫困户分别被县委安排到了条件比较好的各乡各村。

        事后,几个新闻单位的记者,要为我写一篇人物专访,均被我婉拒。有位记者追问我对这次扶贫活动的感想,我只回答了一句话,那就是:“饱汉应知饿汉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