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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州作为“副中心”的历史

        ▌刘福田

        开栏的话

        今年1月11日,是北京市级机关搬入城市副中心一周年的日子。北京城市副中心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其实,城市副中心所在的通州,在北京城的建设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辽金时期开始,很多运送至北京城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物资,都是从通州转运进京。如今,通州留下了诸多当年的繁华印记,有历经千年的燃灯佛舍利塔,有“向背两水流洋洋”的大光楼等历史建筑。除此之外,还有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诉说着当年鲜活的细节。

        从本期开始,“五色土”开设“城市副中心史话”栏目,向读者系统介绍城市副中心悠久的文化和历史。

        从2017年底开始,北京市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大班子陆续迁至通州区,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现实。北京城市副中心为什么会选址通州?这是由通州的区位优势所决定的。

        其实,在历史上,通州一直就有着“副中心”的优势,它是北京城的重要依托。通州离不开北京,北京也离不开通州。只不过,通州的这种区位优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通州从最初的军事桥头堡,不断发展为交通枢纽,甚至一度成为北京城的经济命脉。

        公元前222年,秦国灭燕后,在东北方设置了渔阳、右北平、辽西等郡,并且修建了从蓟州到辽西襄平的蓟襄驰道,这条驰道就路过通州境内。西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在此地设置“路县”。路县之名,源于“蓟城东首要驿路为名”。这是通州独立建制之始,县名以“路”,明确地说明了路县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

        东汉时,路县改称潞县。曹操在此毗邻地区挖掘平虏渠、泉州渠,水运比重开始增加,此时的古河流——潞河(潮、白二河流经潞县因以名潞河)就被用作漕运,这是通州后来成为北京城重要漕运码头的发端。

        南北朝北齐时,潞县的县城迁到潞河西畔(今通州区新华大街),都是这里水运发展的证明。隋代,隋炀帝开挖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河段。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皇帝赵德钧开挖“东南河”,都是利用了通州在漕运中的优势。

        延至宋辽时期,双方在北京一带对峙,辽占据北京并将其升为陪都南京,北京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骤然提升。当时,从辽阳府(辽宁辽阳)筹措的大批粮食物资,经辽阳一直经水路到天津,再通过潞水到达张家湾,然后通过萧太后河一路向西,运送至辽宋对峙的前沿重镇——南京城(北京)。

        金国灭亡辽国,占领了辽南京后,又以此为根据地南下灭亡北宋。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在北京设金中都大兴府。为了建造金中都,各种物资都需要通过潞水向燕京运送,鉴于潞县的物资转运枢纽地位,遂升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通州”之名始于此时。

        元、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都城,通州的作用更为重要。元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从运河运送而来的物资,都在通州聚集,再通过通惠河直达什刹海,通州与北京城水脉相连。此时的通州,不仅是运河北端的重要码头,还是北京城的经济命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在事实上已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

        与此相应的,通州成为北京城东面最为重要的门户。当来自各地的漕船驶入通州,远远地看到北运河边的燃灯塔,他们就知道京城到了:“一支塔影认通州”,它认的不只是通州,更是京城。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因北运河上游水源保障困难,运河维护费用剧增,加之天津至北京的铁路建成通车,光绪皇帝下令“停漕改折”,通州的地位一落千丈。

        很多人会问,通州作为交通枢纽,除了漕运,不是还有陆运吗?何以漕运码头地位一失,通州连陆运的优势也几乎一起失去了呢?原因是历经元明清三朝,北京周边的很多湖沼变成粮田,北京的陆路交通也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通州在陆路交通上虽有优势,但已不是必须选择的枢纽了。

        民国元年(1912)通州降为通县,民国十七年(1928)废京兆,通县改属河北省。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北京的政治经济发展,通州京畿重镇的地位又开始逐步恢复。2012年北京首次正式提出将通州打造为“城市副中心”,自古就有“一京二卫三通州”之誉的通州,至此又恢复了历史地位,再次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 中国文物珍品日本展出回顾

        ▌谢 田

        过去的一年,笔者前往日本关西地区的奈良,探访了唐代文物云集的正仓院展,同时也发现关西有其他的一些博物馆也在举办优质的展览,其中还能看到不少来自中国的艺术珍品,都是国内罕有听闻的。

        从时间角度来说,能追溯到中国最早历史的特展,是在神户市的白鹤美术馆,特展的名称叫“讲述文字,从白鹤的收藏看汉字造型的变迁”(展期为9月25日到12月8日)。

        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独立起源的文字体系,中国的汉字就是其一。日本至今仍在使用汉字,而且日语中的假名拼音其实也源自汉字,所以汉字历史的研究在日本一直很受重视。这次特展从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开始介绍,到隋唐时代珍贵的书法作品,最后还能看到汉字传入日本后的变迁。

        2019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人们往往认为甲骨文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其实青铜器上的金文也一样古老,而且字体更接近当时的标准形态。商代的字是毛笔写的,而刀在甲骨上刻出来的笔画都是直的,青铜器上的铭文,由于是特殊制作,才更加接近真实文字的形态。金文在西周以后多见长篇铭文,商代极少有十个字以上的铭文,白鹤美术馆收藏的商代晚期“四弁花纹带卣”,盖中有44个字,记述了商纣王时期的事情,十分珍贵。文字的出现,让记载历史成了可能。中国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进入了信史时代。到了周朝,甲骨文逐渐衰亡,而大量青铜器上的金文,让人们对当时的历史认知更加清晰起来。特展中陈列的“象纹卣”,50字的铭文中记载了西周时代宗周、成周等三个都会城市,为人们了解西周时期的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白鹤美术馆的特展上,能看到一些公元七世纪以后的书法作品,有一件珍贵的唐代《画图赞文》,是日本自古流传的文物。此作品原本是文章和图画并列,现在只剩下了文字部分,内容是讲解唐代的佛教绘卷,对人们了解唐代绘画很有帮助。《画图赞文》的书法功底深厚,接近初唐陆柬之的书风,是优质的唐代书法作品。特展上还有两幅八世纪的写经:《贤愚经》和《大般涅盘经集解》,是汉字传入日本后出现的高水平作品,尤其是《贤愚经》,字体大,书风雄浑厚重,和北魏龙门石窟的《始平公造像记》书法一脉相承,是罕见的上等写经。

        除了和汉字直接相关的文物以外,白鹤美术馆的特展上,也有一些艺术性很强的中国文物。如唐代的海兽纹葡萄镜和镀金龙池鸳鸯双鱼纹银洗等。最出色的是两幅从敦煌流出的五代绢画:《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图》和《药师如来画像》,都是内容丰富的大尺幅画作,是海外敦煌文物中的名品,这次能一起看到,十分难得。

        第二个有价值的特展,是大阪市立美术馆的“佛像,中国,日本”(展期为10月12日至12月8日)。日本的佛教有两个来源,最早是来源于朝鲜半岛,传承了中国南北朝的佛教,后来是从中国的唐宋直接输入。佛教的传入,一定伴随着佛像和经书,所以日本保留了一些自古流传下来的中国佛像。

        特展上有一件传世孤品,是大阪堺市美术馆的“木造观音菩萨立像”,由大阪堺市百舌鸟圆通寺自古传来。这尊高74厘米的木雕,由整根白檀雕出,属于尺寸极大的檀像。菩萨长目长耳细腰,两肩垂下的天衣在膝前形成一个U形。这尊菩萨像的特征和敦煌390号隋代窟的绘画非常接近,所以被认为是隋代作品,而且是传世唯一一尊隋代木雕,贵重至极。

        另一件绝世名品是京都泉涌寺的“木造观音菩萨坐像”,人称“杨贵妃观音”。这尊木雕高1.14米,头部带有巨大的宝冠,面容精致温婉,如同女性,以至于被日本人冠以杨贵妃之称。这尊观音是日本僧人湛海从南宋普陀山请回的,是世界上最精美的南宋木雕菩萨像。

        最后一个值得观看的特展,是京都国立博物馆的秋季展“佐竹本三十六歌仙绘与王朝之美”(展期为10月12日至11月24日)。这个特展的核心是一件被大卸八块的珍贵文物:佐竹本三十六歌仙绘。这是两幅长卷,绘制于13世纪镰仓时期,内容是日本古代的三十六位和歌诗人。这两幅长卷在日本地位极高,价格也非常昂贵,1917年拍卖价相当于264.75公斤黄金,这在一百年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天价,莫说日本,哪怕是全世界范围内也见不到如此高价的文物。所以它在1919年重新拍卖的时候,无人能买得起如此贵重的宝物,结果两幅画卷被裁成了37段,以不等的价格分别卖给日本各地的财阀和商会,从此,“佐竹本三十六歌仙卷”再也没有机会合体了。此次特展,集中了31段,算是宝物切断一百年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展示。

        这次特展上有一件南宋的《维摩居士像》。这幅大立轴的内容,是维摩诘菩萨会见文殊菩萨的场景,画面经过裁切,只留下了维摩诘的形象。这件作品细笔白描,是宋代李公麟一派的风格,它大概在宋元时代就流入日本,是日本旧藏宋画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