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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的前身
竟是“瘟神”?

来源: 北京晚报     2020年02月14日        版次: 21     作者:

    《左道:中国宗教

    文化中的神与魔》

    [美]万志英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赵慕宇

    在现代医学普及前,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多与神鬼有关。从人类学调查看,原始部族往往将疾病归结为“巫术”,巫术既能使人患病,亦能驱疾;相同的思路,在中国汉代颇为盛行。每种文化创立出的“神魔”概念与故事,其实是人类对社会生活的“异空间”想象,以神与魔为表象的宗教文化,体现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如恐惧、敬畏、祈求等。

    美国汉学家万志英的《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讲述了五通神的前世今生,五通神从18世纪开始,成为人们广泛认可的财神;但在此之前,五通神形象并非“佛祖”“菩萨”那般全然正直善良,宋代就有很多关于他的邪淫故事。在五通神漫长的演变史中,他兼具神性和魔性,并带来可怖的瘟疫(可以想象古代人对瘟疫这类强传染性疾病的恐慌),而人们因为惧怕五通神袭击,开始深信不疑地敬奉,五通的邪恶力量反而加强了人们的信仰。

    根据作者考察,五通神形象远不止于此,他的来源起码有四类,其一,居住在山中的怪物——山魈,它身材矮小、身披毛发、林间穿梭,具备很多人的特征,主要体现人们对未知空间的想象,其在宋代和五通联系起来,成为邪恶特性的来源之一。

    其二,代表瘟疫的五方鬼主,亦即五方瘟神,道教在其形象的转变中起到关键作用,早期道教组织,比如张角的太平道、张鲁的天师道,都是依靠赦罪行为、驱邪仪式等,与疾病进行斗争,而在汉代开始的“异世界”(或说鬼神世界)建构中,道教文化将瘟神逐渐转变为神界成员,从邪恶的病毒源头,转变为保护信众的天神。

    其三,宋代盛行开来的五显神,得到官府承认,并为其修建很多祠庙。五显神形象系道教法师角色,具有神力,可以庇佑人们安全。明代朱元璋信仰五显,又促进发展。单从“五”的数量,以及他的功用看,不难发现五显和五通的相似性。

    其四,本就代表财富的五路财神,儒家传统始终对金钱持戒慎态度,这源于过度的欲望,极易引起道德危机,从而使个人、家庭、社会都陷入无节制的过度状态。但在明代商业空前发展时期,出现了重视道德操守、强调商业美德的新观念,其主张用善行切实表达诚心,慷慨待人以及赢得更多财富。财神形象虽摆脱不了邪恶欲望的化身,但此时由于新伦理观念,已使对富裕的追求不再遮遮掩掩、备受责备。五通神原本邪恶的特性,符合人们对“金钱是邪恶的”看法,从而与财富联系起来。

    五通神信仰的流传纵然复杂,但不难看出民间信仰的内在逻辑——因未知的恐惧而敬畏、因预期的安定(收益)而信服。一般而言,前者为发端,后者系结果,二者在漫长的历史中,又相互交融杂糅,这充分体现出传统文化中,神灵的复合性、多面性和易变性。用万志英的话说:五通展现的是面对神灵的惶恐之情,也是对神渴望发挥作用的愿望。中国的宗教信仰最突出的特征,正是:幸福主义的祭祀与辟邪方案,主要的诉求是避免灾祸、获得福报。而这种通俗宗教文化远非经典宗教粗陋的残留物,它也是影响官祀或佛、道正典形成过程的积极要素。

    从古至今,中国人的宗教始终有一主旨——祈求神力以增强对现实生活掌控的手段,所以其表象在不同历史时期,是祖先、鬼、神、仙等,但归根结底是以神灵世界,来协调人间的实用主义信仰,它兼具人们对幸福的渴望、对灾祸的惧怕、对道德象征的社会秩序的遵从。

    现实中的很多行为和现象,都能从神鬼信仰的历史轨迹中略窥究竟。比如在商周时代,人间的社会阶层和等级映射于神灵世界,人们祭祀是为了得到庇佑,祖先宗族具备无可比拟的神性。秦汉时代,祖先不再被视为“力量”,而是生存于阴间的亡者,如果说之前对逝者是敬畏,那么自汉代以降,神魂形魄成为恐惧的对象——如果不妥善安葬祖先,逝者的亡魂将施以报复。逝者的墓穴更加生活化,仿若是人间生活的翻版,阴间的安置关乎生者的安宁,这也是汉代厚葬的思想根源之一。此外,秦汉政治制度的定型,导致人们想象的地府结构与阳界极为相似,邪魔也有科层制的管理和大量爪牙走卒。这种转变,解释了为何我们对祖先(或言逝者)有既崇敬又惧怕的情感,逝者形象,本就因为历史,兼具强大的庇佑力量和难逃的谴责惩戒。显然,这和五通神所代表的民间信仰十分类似。

    在获取神灵福报方面,人们更是衍生出大量实用主义观念。以佛教而言,“业力”决定着个体命运,它难被修正,有着本源性和注定性;但中国人则认为:整个家族可以承担业力,从而改变命运,实现超脱。此外,强权也能影响业力,使其拥有“操纵”空间,比如《西游记》中唐太宗就凭在阴间任职的旧臣,摆脱困境。所以,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只要你肯行动,神灵便可能认同你的努力,命运也能随之改变。在这种简化的因果思维之下,出现很多当下依然存在的行为,比如源自南朝灵宝派主张的斋醮、祈禳、持戒、诵经;唐代纸钱的大量使用,目的是帮助个体抵御邪煞,寄寓民众对解脱的渴求;宋代净土法门强调积累善业与量化个人精神进展,记录功德簿,向菩萨忏悔祈愿。这些习俗是典型中国式信仰。从根本上,中国文化相信“人”终究是世界的核心,凡人可以与神灵对话博弈,后世随着经济繁荣和文化阐释,人们愈加相信人可以影响神灵,掌控命运。

    万志英引用了杜赞奇的“叠写”理论,即一套通用的文化词汇,不同群体可以用它表述自己的世界观。在中国的泛宗教历史考察中,这种长时段引起的信仰变化,印证着一种趋势:信仰没有因为自身的扩散而变得一致,而是不断改变以适应不同的地方、时期、人群、情形。对后人而言,了解自身信仰的过程,就好像看到无数涓涓细流,以清晰的路线汇入海洋,它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普遍性观念的形态,更能使人感知自身文化中的情感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