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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诗酒趁年华

        ▌廉萍

        我的“每日读诗”,开始于2012年5月2日,农历四月十二。当时偶尔翻到韦庄《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心下一动。这个日子,还有人物和意绪,刹那清晰,仿佛全都触手可及。当时就决定下来,要做一件事情。在当天的微博里记下:“今天农历四月十二。忽动一念:我过今日,古人亦曾有今日,并结撰片言传世。特择‘今日’之诗一二,以志纪念。追蹑前言,摹想心迹,不敢轻言感慨,聊以消磨永日。”简言之,就是打算每天,都把历史上当天的诗找出来,读一读。电子检索如此发达的年代,很容易。唯一要做的就是校勘。网络资源录入错误多,惠人不浅,也误人太深。多少大咖,都掉到这个坑里。好在十年中文系,十几年老编辑,多少还是攒了点儿本事。

        一读就是两年。然后微信出现,2014年初开通“读读写写”公号。因为能配图,字数灵活,“每日读诗”的主阵地就转移到了微信。从最初动念,到眼下,算来已有八年。这大概是除了吃饭睡觉,我坚持最久的一件日课。动力只有两个字:喜欢。

        “读读写写”里的第一首,是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当时写道:“明天雨水了。这两年‘每日读诗’,目的就是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当时间到来的时候,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典。”当然主要还是提醒自己。每日读诗,以诗纪历。跟着农历和古诗数九,数伏,数四时八节,数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数应季的花草树木,数鸟兽虫鱼……努力善待日历上的每一天。

        这些从古代流传至今的文字,被无数人、无数遍切磋揣摩过的文字,如青铜,如陶瓷,虽被时光暗淡了流光霞彩,但纹路仍在,手感仍在,美丽仍在。我总觉得,它们不应缄藏在博物馆里,而是成为家常日用。比如,立春读“梅花合让柳条新”,春分读“好花方蓓蕾”,立夏读“却是石榴知立夏”,秋分读“寒暑喜均平”,中秋读“千里共婵娟”,立冬读“今宵寒较昨宵多”……

        很多古诗,和今天的生活、今人的心境,已经隔膜。当日读当日诗,是我能找到的距离古人最近的通道。相似的物候风景,熟悉的感觉,也许更容易打通古今,触摸到古人的生活纹路,从而唤醒那些鲜活的记忆。海伦·凯勒曾回忆自己识字的过程:莎莉文老师把她的小手放在清凉的泉水下,然后在她手心反复写“water”这个词,突然她就明白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她说:语言的秘密突然被揭开了,这个字唤醒了我的灵魂。一位朋友,动物考古学者李志鹏,也曾对我讲,一直都知道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是名句,但不知好在哪里。一年春节他去亲戚家,水塘边偶然看到草芽正萌出水面,忽然觉得,天地间再没什么能比这五个字更贴切。

        我一直觉得,写诗,是古人倾注了最多心血、灵性和知识积累的创作活动。而读诗,是抵达古人心灵的捷径。“每日读诗”时,我触摸到了前人的日月寒暑,希望看到这些文字的人,也能在某一刻突然感受到自己的水,或草。读书万卷,只是为了理解你,印证我。经春夏,历秋冬,时间过去,时间到来。唯愿你我旧日情怀,不改。

        2015年,日历市场方兴未艾,曹学会找到我,希望一起合作《红楼梦日历》诗词版。《石头记》是我心头爱,手头又正写红楼专栏,就应承下来。最简单偷懒的办法,莫过于按原书顺序从头到尾摘录一遍。可总觉显不出“日历”优势。红楼虽“无朝代年纪可考”,很多细事和诗词,还是时日确凿的。假如恰好那一天,看到那一天的事,读到那一天的诗,是不是别有风味?比如三月初一,提醒大家读一读《桃花行》,四月二十六读《葬花吟》,中秋读湘黛联句,九月读《秋窗风雨夕》……反响居然出人意料的好。

        这件事提醒了我,这么多年的“每日读诗”,不就是一本本天然的日历吗?感谢新经典第一时间接纳了我的想法,从2016年开始,每年一册,至今已经连续做到第四本。限于篇幅,日历往往解诗过简。实际上,有时也是不愿多写。好诗,那种看见就一愣的感觉,无法细说。我其实不太明白那些能把一首诗讲出好几千字赏析的人。总觉得好像把诗里的一点蜜,用一桶水冲淡了,甚至冲掉了。

        《每日读诗日历》出版后,被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选的宋诗多?答案很简单,宋诗存世多,标明写作日期的也多,容易被定位;而大半唐诗,虽然很好,比如“床前明月光”,可我不知它是什么时候写的,甚至都不能确定什么季节。恰在此时,接到中华书局2019年《唐诗之美日历》稿约,非常高兴。这本日历,体例上有腾挪空间,季节月份不差即可,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遗珠之憾。

        越来越喜欢古诗、古文、古物、古字之类有时光感的东西,因为人太短。也因为这些经过时间沙汰留存下来的东西,温润而美好。在如同漫天黄沙的当下种种语言垃圾中,自有一种清寂温和却坚定的光。

        2016年底,遇到此生最大机缘,得拜扬之水先生为师,学习名物。感谢她帮我打开一扇门。如今藉了时代与名物的眼光去看诗,又见一番新天地。不唯见情见性、见人见事,更能见诗中诸多细节的秋毫之致。先前很多因不知物事而窒碍难通、终究隔膜的地方,如今陆续涣然。求学路上,关键时刻得遇名师指点,感激无地。她也是个日历爱好者,所以在三联书店的帮助下,我们一起合作了三本《古人的日子》年历,从诗歌和文物的角度切入,以诗记历,以物解诗。这算是我的读书笔记,拜师学艺的副产品。但她觉得日历终究属于“小道”,日夜敦促我回到正途。

        八年来随心所欲读诗,没想到由此生发,结下无数善缘,人生境地步步转新。天意如此厚待,怎敢片刻荒疏?无以为报,唯有努力读书、日求精进而已。

  • 智商的可遗传性有多大?

        为了回答智商的可遗传性到底有多大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思考可遗传性的含义是什么。可遗传性的界定是,在某一特定群体中,某种特征,诸如智商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遗传因素引起的。一些研究表明,智商的可遗传性估计高达75%至80%(尽管这些估计可能有些过高)。80%的可遗传性意味着,在接受智商测试的同一人群中,有些人比其他人智商高,大约有80%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基因,另外20%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生活经历。

        穷人的基因与智商差异无关?

        理解可遗传性的真正定义非常重要,因为对不同的样本人群来说,可遗传性估计差异很大。

        例如,在富裕人群中,智商的可遗传性估计高达80%,这就使一些智商本质主义者得出结论:智商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遗传的,人们的生活经历对它几乎没有影响。然而,当你研究贫穷人口的智商的可遗传性时,你会得到迥然不同的答案。穷人的智商可遗传性估计比富人要低得多。尽管这些估计因地理位置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它们低至10%。也就是说,在穷人中,智商的差异只有10%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其余的90%则受到人们的不同经历的影响。对穷人来说,基因与智商差异无关。

        为什么智商的可遗传性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又意味着什么?

        环境和经历影响智力

        这些不同的估计表明,可遗传性并不能反映遗传学的绝对贡献。相反,样本群体的可遗传性反映了基因的影响占所有因素的影响的比重,后者包括基因和经历。如果人们有非常相似的经历,那么他们的基因差异将在所有因素的影响中占更大的比例。想象一下这个思维实验:假设两个人类胚胎通过体外受精受孕,接着在相同的人造子宫内孕育、分娩,然后在完全受控的相同环境中由机器人抚养长大——从受孕的那一时刻起,他们生活的每个事件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展开。如果他们生活的环境完全相同,那么导致他们能力不同的唯一因素应该是基因。他们的智力(以及几乎其他所有方面)的可遗传性估计应该接近100%,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其他方面的差异。相反,如果两个人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那么他们的基因影响将会削弱,不同环境和经历的影响将会增强。如果环境和经历更多变,那么他们智力的可遗传性必然降低。

        不同的教育环境影响智力发育

        在富裕人群中而不是在贫穷人群中,较高的可遗传性估计表明,影响智商的环境因素在富裕人群中比贫穷人群中更相似。这是为什么呢?合理的解释是,在富裕人群中,几乎所有孩子的生活环境对他们的智力都富有挑战:他们有读书的机会,有父母和朋友鼓励他们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重视教育,有丰富和刺激的环境挑战他们的智力。富裕家庭的孩子所面对的环境大体相似。而贫穷家庭的孩子所面对的环境差别很大。一些贫穷家庭的孩子经历了非常丰富和刺激的智力环境——父母鼓励孩子去图书馆博览群书,将所有的收入用于为孩子购买书籍和缴纳学费,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与他们进行引人入胜的、富有挑战性的对话。与之相反的是,另一些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面对的教育环境十分糟糕。父母不会给他们读书的机会,他们很少与父母交流,他们因父母疏于管教而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这些不同的教育环境将会对儿童的智力发育产生影响,贫穷家庭的孩子所面对的环境差别更大,这就意味着基因对他们智力发育的影响较小。

        被夸大的智商可遗传性

        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指出,富裕人口中较高的智商可遗传性估计还表明了其他情况——我们对可遗传性的估计有可能被夸大了,这是因为可遗传性通常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计算的。一些研究比较了孩子与养父母的智商相似性,他们各自有独特的基因,相似度接近0;而亲生孩子与亲生父母有大约50%的相同基因。然而,有更多的家庭想要收养孩子,其数量超过可供收养的孩子数量,收养机构会过滤掉那些不能提供合格的养育环境的家庭。因此相比于其他家庭,收养家庭彼此更相似,而且提供了比一般家庭更好的养育环境。在智力刺激方面,收养家庭平均得分大约为第70个百分位数。因此,这些可遗传性估计会比在各种社会阶层家庭中长大的收养儿童的可遗传性要更高些。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对具有100%相同基因的同卵双胞胎与具有50%基因差异的异卵双胞胎进行比较,来评估智力的可遗传性。这似乎与环境和经历不相关,因为某人有双胞胎兄弟姐妹的可能性与其社会经济地位无关。然而,对于行为遗传学研究而言,某人参与研究的可能性却与此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尤其当前的大学生)通常都更有兴趣参与这项研究,也更容易参与这样的研究。如果你是一对双胞胎之一,你选修的心理学正在进行行为遗传学研究,如果有人联系你参与一项研究,你很可能会同意参加。相反,如果你是生活在贫穷社区的双胞胎之一,行为遗传学研究人员就不太可能找到你,你更不可能参与这项研究。且不论心理学研究人类本性的目标是什么,它们几乎总是基于具有高度偏见的和非代表性的样本,我和我的同事简称这些样本为WEIRD[Western(西方的)、Educated(受过教育的)、Industrialized(工业化的)、Rich(富裕的)和Democratic(民主的)]样本——在所有人类的心理上不寻常的样本。智商是可遗传的,但没有达到大多数行为遗传学研究所揭示的那种程度。

        环境对智商有重要的影响

        对特定的人群而言,无论智商的可遗传性估计有多么准确,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可遗传性解释不了某一特征是否可改变。即使身高的可遗传性接近80%,在20世纪50年代,当日本人从日本移民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他们的身高也还是增加了大约5英寸。饮食是预测身高的关键变量。在不考虑基因对身高的重要作用的情况下,当一个人群的饮食与另一个人群的饮食不同时,饮食就会对平均身高产生显著的影响。

        同样,尽管一些研究表明,智商的可遗传性高达75%至80%,当我们观察那些生活环境有所改变的人时,我们可以看到环境对智商的关键作用。研究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对收养孩子进行研究。当对中上阶层的父母收养的孩子与稍贫穷家庭收养的孩子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中上阶层的父母收养的孩子比稍贫穷家庭收养的孩子的智商分数高出12至18分。这一巨大的差异表明环境对智商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