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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财神”的前身
    竟是“瘟神”?

        ▌赵慕宇

        在现代医学普及前,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多与神鬼有关。从人类学调查看,原始部族往往将疾病归结为“巫术”,巫术既能使人患病,亦能驱疾;相同的思路,在中国汉代颇为盛行。每种文化创立出的“神魔”概念与故事,其实是人类对社会生活的“异空间”想象,以神与魔为表象的宗教文化,体现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如恐惧、敬畏、祈求等。

        美国汉学家万志英的《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讲述了五通神的前世今生,五通神从18世纪开始,成为人们广泛认可的财神;但在此之前,五通神形象并非“佛祖”“菩萨”那般全然正直善良,宋代就有很多关于他的邪淫故事。在五通神漫长的演变史中,他兼具神性和魔性,并带来可怖的瘟疫(可以想象古代人对瘟疫这类强传染性疾病的恐慌),而人们因为惧怕五通神袭击,开始深信不疑地敬奉,五通的邪恶力量反而加强了人们的信仰。

        根据作者考察,五通神形象远不止于此,他的来源起码有四类,其一,居住在山中的怪物——山魈,它身材矮小、身披毛发、林间穿梭,具备很多人的特征,主要体现人们对未知空间的想象,其在宋代和五通联系起来,成为邪恶特性的来源之一。

        其二,代表瘟疫的五方鬼主,亦即五方瘟神,道教在其形象的转变中起到关键作用,早期道教组织,比如张角的太平道、张鲁的天师道,都是依靠赦罪行为、驱邪仪式等,与疾病进行斗争,而在汉代开始的“异世界”(或说鬼神世界)建构中,道教文化将瘟神逐渐转变为神界成员,从邪恶的病毒源头,转变为保护信众的天神。

        其三,宋代盛行开来的五显神,得到官府承认,并为其修建很多祠庙。五显神形象系道教法师角色,具有神力,可以庇佑人们安全。明代朱元璋信仰五显,又促进发展。单从“五”的数量,以及他的功用看,不难发现五显和五通的相似性。

        其四,本就代表财富的五路财神,儒家传统始终对金钱持戒慎态度,这源于过度的欲望,极易引起道德危机,从而使个人、家庭、社会都陷入无节制的过度状态。但在明代商业空前发展时期,出现了重视道德操守、强调商业美德的新观念,其主张用善行切实表达诚心,慷慨待人以及赢得更多财富。财神形象虽摆脱不了邪恶欲望的化身,但此时由于新伦理观念,已使对富裕的追求不再遮遮掩掩、备受责备。五通神原本邪恶的特性,符合人们对“金钱是邪恶的”看法,从而与财富联系起来。

        五通神信仰的流传纵然复杂,但不难看出民间信仰的内在逻辑——因未知的恐惧而敬畏、因预期的安定(收益)而信服。一般而言,前者为发端,后者系结果,二者在漫长的历史中,又相互交融杂糅,这充分体现出传统文化中,神灵的复合性、多面性和易变性。用万志英的话说:五通展现的是面对神灵的惶恐之情,也是对神渴望发挥作用的愿望。中国的宗教信仰最突出的特征,正是:幸福主义的祭祀与辟邪方案,主要的诉求是避免灾祸、获得福报。而这种通俗宗教文化远非经典宗教粗陋的残留物,它也是影响官祀或佛、道正典形成过程的积极要素。

        从古至今,中国人的宗教始终有一主旨——祈求神力以增强对现实生活掌控的手段,所以其表象在不同历史时期,是祖先、鬼、神、仙等,但归根结底是以神灵世界,来协调人间的实用主义信仰,它兼具人们对幸福的渴望、对灾祸的惧怕、对道德象征的社会秩序的遵从。

        现实中的很多行为和现象,都能从神鬼信仰的历史轨迹中略窥究竟。比如在商周时代,人间的社会阶层和等级映射于神灵世界,人们祭祀是为了得到庇佑,祖先宗族具备无可比拟的神性。秦汉时代,祖先不再被视为“力量”,而是生存于阴间的亡者,如果说之前对逝者是敬畏,那么自汉代以降,神魂形魄成为恐惧的对象——如果不妥善安葬祖先,逝者的亡魂将施以报复。逝者的墓穴更加生活化,仿若是人间生活的翻版,阴间的安置关乎生者的安宁,这也是汉代厚葬的思想根源之一。此外,秦汉政治制度的定型,导致人们想象的地府结构与阳界极为相似,邪魔也有科层制的管理和大量爪牙走卒。这种转变,解释了为何我们对祖先(或言逝者)有既崇敬又惧怕的情感,逝者形象,本就因为历史,兼具强大的庇佑力量和难逃的谴责惩戒。显然,这和五通神所代表的民间信仰十分类似。

        在获取神灵福报方面,人们更是衍生出大量实用主义观念。以佛教而言,“业力”决定着个体命运,它难被修正,有着本源性和注定性;但中国人则认为:整个家族可以承担业力,从而改变命运,实现超脱。此外,强权也能影响业力,使其拥有“操纵”空间,比如《西游记》中唐太宗就凭在阴间任职的旧臣,摆脱困境。所以,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只要你肯行动,神灵便可能认同你的努力,命运也能随之改变。在这种简化的因果思维之下,出现很多当下依然存在的行为,比如源自南朝灵宝派主张的斋醮、祈禳、持戒、诵经;唐代纸钱的大量使用,目的是帮助个体抵御邪煞,寄寓民众对解脱的渴求;宋代净土法门强调积累善业与量化个人精神进展,记录功德簿,向菩萨忏悔祈愿。这些习俗是典型中国式信仰。从根本上,中国文化相信“人”终究是世界的核心,凡人可以与神灵对话博弈,后世随着经济繁荣和文化阐释,人们愈加相信人可以影响神灵,掌控命运。

        万志英引用了杜赞奇的“叠写”理论,即一套通用的文化词汇,不同群体可以用它表述自己的世界观。在中国的泛宗教历史考察中,这种长时段引起的信仰变化,印证着一种趋势:信仰没有因为自身的扩散而变得一致,而是不断改变以适应不同的地方、时期、人群、情形。对后人而言,了解自身信仰的过程,就好像看到无数涓涓细流,以清晰的路线汇入海洋,它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普遍性观念的形态,更能使人感知自身文化中的情感与特征。

  • 辛亥年历史的妥协

        ▌刘奈

        个人的经历可以重塑历史,也可以补充历史中的缺失。辛亥革命终结了千年封建帝制,开启了共和之门。但毕竟是千年以来的首次,那些为此而努力的志士、先驱在迷茫中摸索着中国的道路。生于1878年的著名革命家、中国人民大学创始人吴玉章,则作为亲历者见证了那个动荡年代的风起云涌。一本《辛亥革命》,看书名会误以为是“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讲解分析,实则书内都是作者吴玉章的思考与时代见闻,个人所经历的内容和情感,不一定和后人剖析的历史真相是一致的,但却给予了历史真实感,让历史的空缺有了补足。

        戊戌变法那段时间,不光中国人对自己和清政府有了新的认识,也是吴玉章人生中的重要启蒙阶段。那时他身在四川自贡的地方书院读书,在书院内他作为维新派的支持者,积极地在书院内为维新变法做宣传。当时因为维新派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在地方像他们这样的维新分子在话语权和势头上也是占据上风,那些保守派学生一时哑口无言,难以和他们争论。当有新的变法诏书传到地方时,维新分子们格外欢欣鼓舞。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皇帝被软禁,康梁逃跑,戊戌六君子被杀,整个国内开放的风气一下子就被打压回了从前。吴玉章等学生没少受保守分子的讥笑,无奈维新失败之后保守风气如风卷残云般腐蚀着维新仅有的成果。比如吴玉章极为反对女性缠足,本来维新的新思想让女性和社会意识到缠足的落后与残忍,但维新失败后一切倒退,吴玉章和他的二哥极力反对缠足,但是在保守势力的包围下,他的大嫂还是给他的侄女缠了脚。到了自己的女儿到了缠足的年龄时,吴玉章说服妻子怎么也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再缠了脚,他的女儿成为了他们家乡里第一个不缠足的女人。在当时没少惹来亲友的讥讽,但吴玉章就是这样,在那个时代里,在维新失败之后,依旧坚持自己的态度和觉悟。

        吴玉章在武昌起义后积极投入新政府的组建中,在他的眼里为了新理想而组建的政府却是一团糟。在当时,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急需强有力的人物来出面控制局面,北洋军的首领袁世凯自然是不二的人选,再三的邀请下袁世凯获取了清廷最大的权力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出面镇压革命军。然而,一些投机分子看天下大势已去,便暗中给袁世凯出谋划策,让他借势夺取天下最大权力,不去效力革命,而是让革命为他效力。而武昌起义后,全国二十四个省,十五个宣布独立,从农民到工人再到军政要员都参与了进来,然而全国却像一盘散沙,大家各自为政没有统一领导。当时的同盟会因为广州起义的失败,几乎已经到了要瓦解的地步。之前较为中和的立宪派人士,却活跃积极,窃取了领导权,昨天还在替君主说话,今天就拥戴共和,成了开国元勋。因为这些人的加入让革命的路线和思想生出了枝节,更加的混乱。还有一些老官僚也借势反戈,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人加入了新政府的组建中。当袁世凯的部队和武昌的革命党人对峙在武昌时,一帮所谓的核心成员却躲在汉口的外国租界争论临时政府组织法,这让吴玉章等革命党人士难以想象。 

        在前线有袁世凯隔江对峙,后方各派别你争我夺的情形下,孙中山的回国暂时让众人重新凝聚在一面旗帜下,孙中山被一致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为了扩大政府部门,革命党、立宪党、老官僚、军阀纷纷被封了官。这样鱼龙混杂的组织成为了思想不统一,意见不一致,没有凝聚力的最高中央政权。而当时作者吴玉章来到南京后,经过辗转最终成为了孙中山秘书处的一员。他发现,这个政府里的官员也都各怀着小心思,曾经炙手可热的临时大总统秘书处,现在在南北议和已成定局后,大家纷纷转投袁世凯,而将孙中山忘却。官员不愿来这里工作,即使是已经在秘书处的官员,也以权谋私为自己找好了出路,有的已经暗自沟通上了袁世凯,有的为自己填了委任状准备到地方当个小官。在这样的政府中,大家毫无生气,一些曾经意志坚定的革命党人也受到影响,开始追求个人的名利得失。

        在书中吴玉章回忆到,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也很郁闷,中国的资产阶级势单力薄,不敢发动农民革命,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面前丝毫没有谈判砝码,只能一再地退却。孙中山虽然对当时议和的条件很不满意,但无奈高层舆论几乎都是赞成议和的,孙中山的坚持反而成为了大家的攻击目标,汪精卫就曾质问孙中山:“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在巨大的压力下孙中山妥协了,和谈的天平已经向袁世凯倾斜。在最后,为了保障共和的成果,孙中山想了两个办法:一是颁布约法以法律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二是提出建都南京,想办法让袁世凯离开封建势力的老巢。废了整整一个月参议院研究出了基于三权分立的临时约法,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法律又有什么约束力,对于绝对权力毫无办法。而关于迁都的问题,袁世凯是极力反对。本来在参议院占据最多席位的革命党人如果能维护孙中山的理想,支持他就不会有后来的结果。但是没想到很多革命党人却大肆宣扬不迁都的好处,让舆论倒向了一边,差点不迁都的决议就要通过,难题留给了吴玉章所在的秘书处。当时的部队领导黄兴就放下话,如果你们不能在12点前把决议改回来,他就派兵过来。在吴玉章等人的一通忙活下,革命党人重新按孙中山的意思投了票,坚决让袁世凯迁都。但南京政府终究是软弱的,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孙中山派宋教仁、蔡元培、汪精卫等作为特使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然而袁世凯突然发动兵变,让特使们吓了一大跳,紧接着立场就都改变了。毕竟面对着所谓共和的最后一步,谁都想尽快促成,不愿继续僵持下去,南京参议院不得不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孙中山所做的最后的努力失败了。

        当北京的政府成立,南京的临时政府也要解散了,有些人感到革命理想被辜负了愤而离开,有些人则向新政府投怀送抱,有些人在当时教育部长蔡元培的批示下重新留洋完成自己未竟的学业,有些人则希望去学点本事为了未来的国家效力。在吴玉章的亲身经历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历史的无奈,在历史课本上南京临时政府被一笔带过,除了总结性的言语我们看不到更多的细节,而在吴玉章的亲身经历中我们可以全面地看到,20世纪影响中国最伟大的革命,有着它致命的弱点,也因为这些弱点,中国人民在日后还需一次一次的修正不断探索出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