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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互联网时代的光荣梦想

        ▌赵琦

        2020年,第一批90后已经步入30岁。三十年几乎是一个人生命的三分之一,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却不过弹指一挥间。从BP机、大哥大到手机、5G,从直销、新媒体、风投到虚拟币、区块链,站在今天往回看,我们不免有许多困惑与迷惘。所幸,王强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用近乎实录的笔法,立起了一部厚重的互联网人成长备忘录。

        《我们的时代》是一部叙事时间长达二十八年的长篇小说,全书以寒门硕士裴庆华的经历为主线,借他从打工者到集团董事长的成长经历,展现了1990年至2018年互联网由个人电脑时代到移动时代的转变过程。邓小平南方讲话、北京申奥、9·11事件、非典疫情等重大时刻,以及老卓爆料、区块链暴雷等互联网大事的复原给小说营造了很强的历史现场感。40后、60后、80后三代创业者跌宕起伏的职场故事又令小说充满新鲜感、刺激感。

        王强因商战小说出名,作品《圈子圈套》三部曲被誉为“职场通关秘籍”。《我们的时代》同样渗透了商战之术,但正如作者所说,“不管是写职场还是商战,写城市小说还是农村小说,挖掘出人性是最关键的。”农民家庭出身的裴庆华、产品女王谢航、斜杠青年萧闯,锐意进取的向翊飞、野心勃勃的迟晓阳,他们“看重和追求的东西各有不同,但没有一个醉生梦死、消极厌世的,所有人都在‘奔’,都在‘争’”。小说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更褒扬人性的优点。借互联网开拓者们的故事,《我们的时代》力图重现历史纵深处那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主体故事围绕着一个叫裴庆华的年轻人展开,他出身地道的山西农民家庭,硕士毕业后进入科研院工作,借住在好兄弟萧闯的家里,算是“北漂”。1991年二十五岁生日时,他许下的愿望是三十岁时妻子、孩子、票子、房子、车子“五子登科”。除了朴实的个人愿望,裴庆华还有一个埋在心底的事业理想,他期待着有朝一日自己所在的华研公司也能成为业界领头羊。

        《我们的时代》讲述的就是这个理想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的过程。它的背后是信息革命的到来和第一批下海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转变。这个时代比过往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尊重知识的价值,每一个务实肯干的奋斗者都能闯出一片天地。初入商海,裴庆华只身到广州跑业务,住在廉价的小旅馆里,扛着电脑一家家上门推销;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送走共同创业的兄弟们后,他独自一人窝在不大的办公室里过春节,默默把每一个角落都擦拭得一尘不染;为了取得黄歆的信任,他潜入武汉策反对手公司的负责人……

        小说特意说明裴庆华是金牛座,就是要让读者注意到那种像牛一样敬业勤恳、不服输的精神。这种源自中国人骨子里的务实与农耕文明有着一样悠久的历史,但一切正在悄然改变。在许许多多的人给踏实勤恳贴上无趣的标签,转而信奉一夜成名的神话的今天,裴庆华唤起了我们对那些传统品格的亲切之感。

        的确,在丛林世界中,“活下去是最重要的事情”。裴庆华面对人性中的贪婪、妄念,也毫不迟疑地用狠绝的江湖手段正面迎击。但小说并不津津乐道于计谋。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让大家尽可能地把光明的一面发挥出来,而不是把阴暗的一面暴露出来”,作者对此是自觉的。

        《我们的时代》刻意与以名利为唯一人生导向的成功学保持距离,小说令读者清醒地认识到,对名利的执念、妄念是有毒的。它使昔日互相扶持的中国合伙人变成不共戴天的宿敌,给身处低谷的绝望者以致命一击,也会让真心的爱人白白蹉跎年华,遗憾错过。裴庆华经历无数风雨终于明白这些道理,之后他开始关注社会问题的治理、经济转型,并期待能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与同行切磋交流。

        如果说所有的商战小说都会告诉读者,如何在职场中保护自己,并利用商战计谋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话,《我们的时代》还想告诉年轻人,在经济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里寻回社会和情感维度上失落的自我,进而克服孤独感和无力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比成功更重要的事。

        如何克服这种孤独感与无力感?裴庆华的负责和担当是现代人自我意识觉醒后迈出的一步。他极目四望,把目光投向同时代的失败者与籍籍无名者。最终成就裴庆华的不是他的对手,而是这些陌生人。商战小说的阅读经验很容易让我们相信,因为不同的立场、隐衷,伤害他人是难免的。但是,如果你是受蒙蔽而倾家荡产的投资者呢?如果你是买到假货,申诉无门的消费者呢?《我们的时代》传达的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人不应该放弃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裴庆华拒绝潜力无限的“菲图”APP,因为它有令未成年人上瘾的风险;他宁肯自断臂膀也要成立赔偿基金会,因为无论如何,投机者背后是千千万万个无辜的普通家庭。

        正如故事的女主人公谢航所说,“凡是来自天赋和运气的东西只会令人羡慕,由于眼光、胆识和能力超乎常人而取得的成就会赢得其他人的尊敬,但只有做了其他人能做却不愿意做、不敢做的事,才是值得钦佩的。”主动承担起的责任虽然沉重,却令他在时代的流沙与漩涡中守住最初一念之本心。

        用商业变革反映一个时代,是小说《我们的时代》最引人注目之处,这意味着它需要在主旋律和商战小说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故事中,波诡云谲的局势是真实的,重义轻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信念也是真实的。《我们的时代》没有刻意回避商场中看不见的硝烟,但它更想做的是唤起净化和理解,以此捍卫人性的金线。这在鲁总那里是宁肯扛上永难翻身的债务也不欺骗股民的诚实;在谢航那里是放下作为同行的机心,完全信任朋友的善良;在裴庆华那里,则是遭受对手的恶意打压仍然选择和消费者站在一起的担当。

        不管是裴庆华身上体现出的那种传统信念的复归,还是裴谢二人在社会、感性维度上对自我的探索,抑或是萧闯对商业本质的解读,它们传达了一个共同的信念:不论每个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有怎样的不同,在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最重要的都应该是人。许多年前,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那群互联网的开拓者们才能通过奋斗、自我体认和深度思考走出迷茫,找到自己在那个时代里的位置。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有助于选择往何处去,而如今已到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全三册)王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SARS登场

        ▌【美】卡尔·齐默

        流行病学家们焦虑地看着感染数量飙升,他们试图预测疫情可能发展到什么程度。2014年9月,CDC警告说,如果没有额外的干预,到2015 年1月,埃博拉病例将多达 140万。

        幸运的是,包括美国、中国和古巴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生和物资,专门针对埃博拉的医院也陆续兴建起来。公共卫生工作者也鼓励人们用更安全的方式埋葬埃博拉患者,从而避免自己也感染致死。虽然防御行动开展得比较迟,措施也比较温吞,但到 2014年11月底,终于出现了转机: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的新病例开始下降。次年,疫情迅速和缓。

        埃博拉疫情虽然暂时结束了,但不会永远消失。2014年9月,牛津大学的生态学家和流行病学家联合发表了一份研究结果,在他们的预测中,总共有2200万人生活在埃博拉风险地带。尽管这2200 万人中实际有人被动物传染埃博拉病毒的几率很低,但一旦发生传染,危险将是巨大的。而且随着非洲人口的增长,危险会变得更大。

        威胁人类的还不止埃博拉病毒一种。自从人们首次发现埃博拉病毒(1976年)以来,其他病毒也纷纷登场,它们从截然不同的地方冒出来,彼此可能相距数千英里。例如,2002年11月,一位中国农民因发高烧来到医院,不久就去世了。接着,同一地区的人相继出现了同样的病情,但这时候,疫情都没有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直到疾病传染了一位美国人。这个人去中国做生意,在从中国飞回新加坡的飞机上突然开始发热,飞机在河内停了下来,这位商人再也没能活着离开那里。尽管大多数病例仍然集中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但世界各地的人都开始生病。这种病的死亡率高达10%,而且夺人性命通常只消几天。这场流行病在医学史上是全新的,它需要一个新的名字。医生称它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或SARS。(6)  

  • 蓄意杀人

        ▌【日】角田光代

        里沙子集中精神,听着审判长说些实在听不太懂的话。坐在水穗对面的检察官——那模样让人想起连续剧里常会出现的女强人,穿着合身的条纹西装,年纪应该是四开头的——滔滔不绝地说着话。

        女检察官再次强调水穗是蓄意杀人。

        水穗的女儿凛生于二○○八年十二月。虽然夫妻俩开开心心地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但水穗表示,回家后,凛连续好几天都吵闹着不睡觉。被女儿折腾得痛苦不堪的她甚至抱怨自己根本不想生小孩,这是把凛接回家后不到一个月的事。

        丈夫也尽力帮忙照顾孩子,但惨剧发生之前,刚好他任职的房地产公司内部改组整编,而他又要忙着准备资格考试、加班等,常常很晚才回家。尽管公司内部调动与资格考试都是水穗生产前就发生的事,但她总是埋怨丈夫不帮忙,怨叹自己的人生被逼得乱七八糟。

        由于水穗和原生家庭相处不睦,丈夫只好向自己的母亲求援。婆婆来帮忙带过好几次孩子,但水穗频频以“她嫌我抱小孩的姿势不对”“再这样下去就要被那个人吃得死死的了”为由,拒绝婆婆帮忙。

        凛逐渐长大,却总是不肯乖乖睡觉,哭闹不停,怎么吃都还是瘦巴巴的。种种育儿挫折让水穗失去了自信,也就对女儿萌生恨意,总想着要是没有生她的话,自己就可以过上想要的人生了。

        丈夫回家不是看到女儿躺在卧室的床上哭闹,妻子却坐在客厅看电视,就是凛晚上哭泣,水穗却一副想逃离女儿似的样子躲到别的房间。丈夫看在眼里,实在很担心,提议向家庭援助中心或是当地帮扶团体申请托婴、保姆之类的协助,却遭到了水穗的拒绝。丈夫只好牺牲周末,帮忙带小孩,尽量让水穗有喘息的空间,但情况却始终未见改善。

        凛六个月大时,丈夫发现女儿的脚和屁股上有掐、打之类的伤痕。水穗在丈夫的质问下坦白自己曾经对孩子施虐,也保证不会再犯,但那之后女儿身上还是频频出现抓痕、红肿之类的伤。担心不已的丈夫向朋友倾诉烦恼,也听从友人的建议申请了保健师上门访问,访问日就订在八月十二日,也就是惨案发生的两天后。

        水穗以“婴儿比想象中更难照顾”这样幼稚又自私的理由,放弃为人母的责任。而且一想到女儿越长大就会越有主见,也就越不受控,她对凛的恨意更深了。再者,她很害怕别人察觉自己厌烦照顾孩子一事,所以强烈排斥婆婆和其他人的介入与援助。(2)